多年來我一直有個遺憾，自覺錯過了此生的一個大好機會，那是在 1996 年，這個機會來自當時權勢最大的一位人物，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寫書邀約。
我自 1967 年以後曾多次造訪中國和台灣，目睹許多重大變化。我注意到台灣對全世界展現自我的成果相當不凡；相形之下，中國就顯得太過保留，因而總帶著有志難伸的鬱悶，所以我說：「江主席，台灣說的是小故事，但是它說得非常精采。中國有個大故事可以說，但是卻把這個故事講得很糟糕。」
多年後，我們夫婦深入中國，精選28位研究員，每天研讀100個中國城市的新聞，花了10年的時間用八大支柱概念，寫成《中國大趨勢》（China Megatrends），我們致力的目標是，排除西方的觀點與假設，要像中國人那樣檢視中國。以下是精采書摘：
支柱 思想的解放
從教條灌輸轉變成思想解放，不但是中國轉型的第一根支柱，八根支撐中國改革架構的支柱，全都倚靠在第一根支柱，也就是解放思想上。
1978年5月，鄧小平跨出中國邁向現代化與市場經濟道路的第一步，他呼籲人民，「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而生命、自由與安全，離不開穩定的經濟基礎。鄧小平有關解放思想的呼籲，是喚醒那沉睡已久的中國企業家基因的電火花。管控與開放搭配得宜，導致私營企業飛快成長。2008年時，中國GDP比重有三分之二來自私營經濟。
中國正在創造自己的新社會和政治制度，經歷重大的解放過程後，開始脫離父母（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自行走路。
支柱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
維繫中國新社會的永續發展，最重要、最微妙與最具關鍵性的支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股力量的平衡。西方人想到自由、民主的社會時，他們想到的是一個水平的架構，個人有平等的投票權，定期選出領導人。中國人認為，人與人之間都互有關聯，每個人都是全體的一部分。與人和諧相處，是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關鍵。和周邊的人建立良好關係，比個人對社會負責任還重要。這一來，政治不是由對立的政黨或政客在運作，而是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過程中得到的共識在運作。
在西方人看來，執政的正當性，在於當政者是民選的。在中國人看來，統治的正當性主要是看政績如何。
支柱 圈地畫界讓萬千樹齊成長
30年前的中國就像一座巨大森林，林中所有樹木都必須長成同一個樣子，只要是破壞這種一致性的植物都會被砍掉或拔除。但是這種高度一般的森林看來是無法持續成長的。鄧小平深諳這個道理，他呼籲解放思想，而允許多樣化生根成長，對中國的生存與發展邁出關鍵的一步。
「中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從來沒有『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模式』的傾向」，瑞士比較法研究所（ Swiss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 ）專研中國法學的專家勝雅律（ Harro von Senger ）在他的《智謀》（ Supraplanning ）一書中這樣寫道。他指出， 21 世紀中國的政治模式是依循昔日的傳統金字塔模式。中國自古以來即已建立階級制度，中國人在這制度中覺得很自在。
支柱 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展開旅程邁向一個目標時，並不知道沿途會碰上什麼挫折和機會，必須在過程中學習，這是鄧小平名言「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義。目標是有一天能站在河的對岸。第四根支柱是建立在鄧小平希望中國努力達到目標所說的名言上。從改革一開始，中國就運用小規模試點計畫，找出什麼有用，什麼無用。
1979年，鄧小平提出新概念「經濟特區」，經濟特區的設立與成功，是渡河摸到的第一批大石頭；浦東被開發為中國經濟成長的「龍頭」，浦東GDP從1990年的60億人民幣成長到2007年的2710億人民幣。
中國在解決最迫切的問題上面臨挑戰，胡錦濤表示中國需要：生態與環境的保護、實施依法治國、基本的醫療與衛生照護體系、加速建立社會福利制度、優先發展城鄉教育。
支柱 藝術與知識的發酵
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場的第一個階段，位居下屬的工人階級是很大的支撐力量。但是把中國推進到下一階段（即創造具有特色的中國產品與設計）的力量，就需要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精神。
「設計中國」（Design China）的源頭，是消費者革命加上創業型設計師崛起，也是自由鬆綁的結果。
而教育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優先，提升教育水準的關鍵是競爭。美國有全世界最佳的大學，因為美國各大學彼此競爭。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美國沒有什麼不同。鼓勵私人興學的第一條法律於2003年9月1日生效。政府承諾提供更多教育機會，以期在未來20年提高全面水準。
支柱 參與世界
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擴大了體制架構，到2008年，中國對外貿易額高達2.5兆美元。明顯可見，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要角。
時代的改變是多麼大啊！1978年，鄧小平才剛掌權，美國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和貧窮落後的中國祕密磋商，要建立全面外交關係。30年後，歐巴馬總統考慮的是如何面對財富與影響力皆對世界經濟至為重要的中國。
2008年是中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30週年；溫家寶曾說，2010年時，非洲將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與拉丁美洲的貿易則從1999年的83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020億美元以上。2008年11月，胡錦濤訪問祕魯時，呼籲在拉丁美洲展開合作新紀元。
支柱 自由與公平
中國目前正在探索一種兼顧自由與公平的制度。政府公開宣布的總目標是在2020年以前消除赤貧，並讓小康家庭成為社會的大多數。
「公平」的概念，往往和財富重分配、社會福利計畫與慈善連在一起。但是，創造教育機會加上有利創業的環境，才是對抗貧窮與社會不平等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意味著有個讓你能達成目標的環境，據麥肯錫公司2009年的報告，到2015年，中國的富裕家庭數目，將成為世界第四大，僅次於美國、日本與英國。
自由和公平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意義。在企業界，自由是能夠藉著勤奮工作賺錢，享受成功的果實。公平指的是為各階層的人民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並與那些為了種種原因無法充分照顧自己的人分享財富。
支柱 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這根支柱的命名是一個預言，也是中國的主要策略。中國在2008年北京奧運展現的求勝心切的領導力，是它在全球舞台展現經濟競爭力的一次預演。
在再造中國的第一階段，中國從瀕臨破產邊緣發展成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階層分明、威權主義的思想，是中國要從世界工場變成帶頭創新國家的過程中，最大的障礙。胡錦濤曾說：「（要）使全社會創新智慧競相迸發，各方面創新人才大量湧現。」要創造出這種發展所需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中國需要改變數千年來建立的心態，而這種改變必須在一、兩代內發生。好消息是無需中國13億人口都有這種改變，只需足夠造成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的人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