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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句子有了生命

國際小提琴大師胡乃元:
文 / 吳錦勳    
200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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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句子有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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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乃元緩慢走上舞台,恭敬地打開琴盒,將提琴架上脖子,他全身黑衣黑鞋,只有頭髮花白,這些動作,像單人默劇,充滿儀式色彩。

他不算高大,站在空空的舞台,更顯渺小。他緊抿嘴唇,右手將高張力的琴弓,斜斜壓過琴弦,巴哈舞曲裡震撼般的強音,瞬間從舞台前輻射而來,撞擊耳膜上,腦中的殘響和高亢的音符,產生聽覺的完美共鳴。

11月17日上午,胡乃元到台北藝術大學演講。他邊拉邊講,短短的兩小時裡,濃縮了他的四十多年纏繞追尋的音樂之夢。

在這個凡事都看壞的時代,談夢想,彷彿是一種奢侈。

今年「Taiwan Connection」音樂節,堂堂邁入第五年。每年秋末,小提琴大師胡乃元都專程由紐約回台,帶著TC弦樂團,巡迴台灣推廣室內樂。過去幾年,胡乃元和TC年輕音樂家遠到台東、屏東小鎮,讓老阿公老阿嬤、歐巴桑小朋友,在梅樹下,草地上,接觸TC細緻的室內樂。

知名的BBC音樂雜誌曾形容他的演奏「如貴族般優雅」。1995年他與西雅圖交響樂的總監史瓦茲(Gerard Schwarz)一起指揮,錄製高德馬克(Goldmark)「小提琴協奏曲」、布魯赫(Bruch)「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獲得《企鵝指南》三星帶花,更成為國人演奏家少有的記錄。

拜名門之下,行遠而望故鄉

擁有國際聲望的胡乃元,其實大可安居紐約,頂著國際大獎首獎的光環,周遊列國。但胡乃元卻願意為台灣做得更多,TC發起人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讚揚胡乃元說: 「他對孕育他的故鄉,始終有種魂牽夢繫的關係。」

這種緊密的關係,有胡家的背景。胡乃元的父親胡鑫麟,原是台大醫院眼科主任,與朋友合組一個業餘的室內樂團,拉大提琴。白色恐怖時代,父親因為崇拜馬克思、毛澤東,遭警總逮捕,在綠島關了10年。

胡家從此帶著這個政治傷痕,父親出獄後,飽受警總監控,他希望胡乃元出國習琴,自己也移居海外,要離開這個傷心地。

1972年,11歲的胡乃元來到美國,進了耶魯名師鄂爾(Broadus Erle)的門下。處在一堆研究生之間,老師要胡乃元去聽、去思考、去感覺音樂,而不是一下子告訴他好壞。第一天上課,老師要胡乃元拉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第一樂章,而且要他自己鑽研指法,拉完後,老師靜靜看著窗外,抽著菸,沈默半晌,第一句話便問:「你覺得剛才拉得怎樣?」胡乃元說:「我在鄂爾老師身上學會思考,他希望有一天學生可以自己教自己,自己做自己的老師。」

胡乃元之後進入印第安那大學,拜名師金格(Joseph Gingold)門下,金格要求學生不是「表演」(play),而要如何「做」(make)音樂。「這幾乎等同於身心靈全然貫注在音樂裡,做出美的東西。」無形中塑造胡乃元日後拉琴,每每像深入肺腑,用全身力氣來「做」出音樂。

拒絕攀炎附勢,虔心面對音樂

1985年,胡乃元到布魯塞爾參加「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皇音樂大賽」。這個大賽參加人數最多、演奏曲目最繁複,在國際間擁有絕對的聲望,也對參賽的七十多位年輕音樂家構成絕對的考驗。

胡乃元從初賽、複賽一路挺進決賽,決賽的12位選手,必須與外界隔離,同吃同住一週,專心比賽。決賽時,胡乃元演奏艾爾加(Edward Elgar)的小提琴協奏曲。這部曲式龐大而繁複,胡乃元卻可以拉出艾爾加描寫世紀末衰頹,那種英國貴族內斂的傷感之情。

決賽從上午8點開始,拉到近午夜凌晨1點,十多位評審一字排開,大廳擠滿人,結果揭曉,胡乃元獲得第一獎。這個獎給胡乃元一股信心,往專業演奏之路前進。

比賽後兩年,他搬到紐約,見識到很多年輕音樂家急著出頭,聽一場音樂會,知道某某人是大人物,便找機會衝過去,賣力寒暄打招呼。「他們硬著頭皮一定要在事業上成功,努力想要變成唱片公司宣傳看板明星級音樂家。」

胡乃元欲言又止,頓了一下說:「我年輕二十幾時,曾經為了在事業上出頭,也硬著頭皮跟人家打招呼做關係,那感覺很勉強,逼著要去跟人家self recommendation(自我推薦),我後來意識到,更重要的是音樂事業。」

他講得很慢,很痛苦:「人家可以把你捧很紅,捧上天,但也可以把你摔下來,捧得愈高,跌得愈痛。更重要的是,怎麼面對自己的藝術、自己的音樂。」

胡乃元回到他追求音樂的「原點」。他嘲笑自己,剛開始拉小提琴,只會用殺雞般的破音,斷斷續續拉著「一閃一閃亮晶晶」,因此每到學琴時,兩位姊姊便找藉口落荒逃走。

但令他內心騷動的是,「我從小剛學琴的夢想,就是想要拉出像柴可夫斯基唱片一樣的音色。」

當時小小的胡乃元,豎起自己的耳朵,閉起眼睛,用聽覺來丈量他和大師之間的距離。他一邊拉琴,一邊揣度著,自己可笑的破音和唱片裡醇美的音樂之間,那個別若天壤的巨大裂痕,如何縫補?

窮盡四十多年的努力,胡乃元才敢承認,「我終於做到了,我終於拉出和唱片一樣的音色。這才是我一生真正的成就,不是伊莉沙白大獎,不是那個掛在我頭上的頭銜。」

在最壞的時代,理想反求諸己

回想這條漫長的音樂之路,胡乃元感性地說:「當我小時候,我拉的是一個音、一個音;10年後,我總算可以拉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到現在,我終於可以拉出真正的音樂,一個音樂的句子,好像有某東西要表達,或是表達了什麼,我的句子有了生命。」

胡乃元在訪問中說了好幾次「音樂之路是如此地漫長」,漫長到,好像跑百公里的馬拉松選手,一直奔跑,直到越過身體某種極限,撞牆之後,找到無限大的可能,胡乃元不止拉出柴可夫斯基,他還在音樂裡找到了靈魂的自由。

這斷裂、縫補的追尋之路,用盡了他全部生命的48年。

近5年來,胡乃元年年回台灣,然而這1年,最是令他感到希望見底、極壞的時代,「現在的經濟壓力、政治內鬥快要毀掉台灣的將來,而且沒有改善跡象。」他迷惑想著,「這麼亂、人心這麼不安,我們的社會還需不需要音樂?」

他也不禁喟嘆著:「台灣上下現在好像缺乏一種往前拚的精神。」

大環境他無能為力,於是胡乃元把心願收回自己,至少他和TC一起可以往前拚;他常說:「音樂家要抬頭挺胸拉琴」。這種感覺,好像電影《鐵達尼號》沉船時,傾斜的甲板上,到處是逃命的旅客,驚聲尖叫裡,那位小提琴家堅持留守原地,即使將面對死亡,也要為災難伴奏。

在這個最壞的時代,胡乃元還是有夢;而堅持一輩子的夢想,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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