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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腦袋,講浪漫的故事

30世代新銳導演鄭有傑:
文 / 江欣怡    攝影 / 李芸霈
200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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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腦袋,講浪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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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暗下,簾幕緩緩升起,大螢幕上開始陸續上演各種悲歡離合,兩個小時內,觀眾跟著一部電影時而大笑、時而悲傷。「對觀眾來說,電影是他們坐在那裡兩個小時的回憶,我們可以說是進入別人生命中兩個小時的回憶裡。」問到為什麼要拍電影,《一年之初》導演鄭有傑這麼說。

《一年之初》是鄭有傑第一部劇情片,在這之前,28歲的鄭有傑拍過《初顏》、《石碇的夏天》、《愛我在今宵》三部短片,而《石碇的夏天》拿下了第38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也走遍了溫哥華、東京、釜山等地的電影展,身為編劇與導演的鄭有傑,在電影界首度嶄露頭角時,只有23歲。其後五年的時間,鄭有傑把台大經濟系中輟的學業完成、服完海軍兵役後,在軍中他寫了《一年之初》的劇本,退伍後,這本挾帶著100萬元新聞局輔導金的劇本,製成了一格格的底片,躍上了大螢幕。剛從威尼斯影展參加影評人週回來的他,回頭看看自己這部作品,不想在電影裡說教,也不想為了當導演而當導演的他只說:「有人被感動到了,這樣就成功了。」

用日式溫柔講故事

從小住在電影院樓上, 常有免費的電影票可以拿, 這讓鄭有傑看了大量的電影。上了大學之後, 他才知道有藝術片、影展這種東西, 也因為同學在M T V 打工, 閒時兩人常常窩在一起看溫德斯(Wim Wenders)、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賈木許(Jim Jarmusch)、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電影,就覺得自己很酷。大一那年,兩人一時興起自導自演,拿著V8仿拍《泛雅在42街口》,片子拍完,鄭有傑慢慢地開始想做一些正式的東西,於是他開始做場記、助導,也當演員、拍過廣告,一頭栽進了影像的世界裡。

「在《石碇的夏天》裡,我很用力,想要講一個中西文化衝突的故事,但一直到剪接出來, 我才發現自己要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常被人說電影中有種含蓄意境的鄭有傑,在作品呈現上卻不是

一個獨裁的自我。不諱言自己是「極依賴演員的一個導演」的鄭有傑,因為父親日本華僑的身分,電影中總是有意無意地充滿日式的溫柔氛圍,而最愛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是枝裕和如《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等電影中, 也充分地感受到導演的溫柔與對這世界的愛。

「拍電影跟廣告不一樣,不要求百分百地精準,它會因為人地時而有所不同,但通常,看到了最後拍片出來的結果,我才發現:『對了,這就是我要的感覺。』」

用理性實踐浪漫想像

外表靦腆, 時而露出憂鬱男孩氣質的鄭有傑,在面對訪問問題時,部分時候的空白,為的是讓語言能夠更精準地傳達他的意思。在他的口中,「創作是一種浪漫的想像,但拍電影卻是一種實際完成的過程。」而導演即是一種角色,是一個如何在妥協中表達自己堅持的角色。

「能夠在年輕的時候就拍出電影來,真的是運氣,但我並沒有想說一定要當導演,我只是想拍片,只是做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夠在裡頭參與, 我就很高興了。」對鄭有傑來說,每個部分角色都是專業,而大家常以為當場記之後要當助導,助導之後要當副導,副導之後則要當導演,但這些完全不一樣的工作,對鄭有傑來說,怎樣把它們好好做出來才是重點。

雖說電影產業是一座夢工廠,但念經濟出身的鄭有傑,身上卻留著創作人少有的理性與實際的血液。

「拍電影的人很多都不理財的,有1 0元就花1 0元去拍電影,但我是那種有10元只會花5塊來做電影的人,其他5塊不是存起來就是再去投資,這會讓我比較有安全感,因為不是每一個狀態都是適合創作的。」

鄭有傑的第一部短片《初顏》的資金,就是他大學時一半靠著日文口譯、一半靠投資股票所得來的,念經濟學的他因為家裡做生意的關係,有著特別理智的腦袋,但銜接理智與浪漫時,是否有遇上阻礙?

他回答:「經濟學是一種分析人的行為的學問,但它跟電影一樣,都是一種信仰,最後都建立在浪漫的假設上,經濟學的信仰是一切都可以數量化,從某個方面來看它是很浪漫的,而拍電影的浪漫是憑感覺的。」分析完之後,他也說:「不過,拍電影到現在,我是沒有負債的!」

每幅「畫」都是共同創作

對世界有著浪漫想像, 但對拍電影卻有著理智不過的實際,有人說鄭有傑是少數天之驕子,能在這低迷不振的國片市場中異軍突起。但對他而言,或許用理性操作感性,為的都是當初接觸電影的那一份

悸動。「當大部分同學都在銀行、投資證券公司上班,我在電影中卻找到了自己喜歡的東西,後來就停不下來了。」

在這個停不下來的過程中,鄭有傑說,拍電影的成就感並不是當導演,也不是指揮一切的感受,反而是完成的那一刻,「因為每個參與的人腦袋裡頭都有一幅畫,當最後完成時發現,這幅畫是大家想要的,很奇妙。」

鄭有傑說。而這幅《一年之初》的畫,描寫的是一年的最後一天到明年的第一天,二十四小時內同時發生的事, 由五段故事不同的主角, 代表五種對於生命不同的觀點發展,彼此獨立卻又交織成了一

首命運之歌,就如同英文片名「Do Over」一樣,鄭有傑要傳達「活著就是希望」給觀眾,而結局,他也開放給觀眾去思考。

同樣地,在自己的人生裡,3 0 世代新銳導演鄭有傑也不為自己設限,當這部電影拍完後,鄭有傑只是說:「還沒有未來的計畫!」「但或許,以後就回去家裡幫忙做生意也不一定!」他輕描淡寫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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