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我的文學書房」，所有熟悉過去金石堂營業模式的人，都會打從心底發出一聲驚嘆—這裡是一個有別於金石堂既定形象的空間，落地玻璃窗外一片綠蔭，室內則是專屬的文學空間，各種與文學有關的書籍皆陳列其中，並且除了人文其餘不賣；至於提供來客休憩閱讀的設施，從沙發、現代設計的高腳椅，到小學教室裡的木條製小椅皆有，脣齒間啜飲著咖啡香，耳際繚繞著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嘶啞的歌聲，都市人又多了一處心靈滋養的處所。
50歲的願景與希望
接近正午時分，現任金石堂行銷創意總監的馮光遠，雖然年屆50，頭髮已然有些灰白，但是坐在他所企劃執掌的「我的文學書房」裡，雙眼依舊閃亮、精神熾熱地談著他對台灣文化事業的願景。
十年前，甫從紐約返台未久的馮光遠，曾接受《遠見雜誌》專訪，表示將致力成為一位藝術家；彼時由於「犀牛皮」事件鬧得沸沸揚揚，致使創立才一年多的《給我報報》，一炮而紅。
十年後，馮光遠再次接受專訪，言談中透出幾分希望與焦慮。「我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但我自認是本省第一代，我不希望再過十年，台灣的很多劇種、文化不見了。」「台灣是華人世界最精采的地方，因為它的民主、自由，讓我看到了類似美國建國過程裡，對各種事物的包容性。」
26歲念傳播看電影
嚴格說起來，《給我報報》只是馮光遠藝術創作的形式之一。「我在大學就開始拍東西，那時搞了一個電影社，一天到晚看電影，我去學校的唯一任務就是找人去看電影。」那時，馮光遠和一票文化人看電影的地方，就是「台映」，它是1970年代文化人常去的一個地方，雖然它只是一個小小的放映間，不過文化就在那個地方集結。一個藝文結社的場所究竟有多重要？誠如歐洲的咖啡館，往往匯聚了當時著名的或尚未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學者、思想家，在那兒高談闊論，精粹靈魂的交集，進而擦出指導下一個世代潮流方向的火花；而許多現為台灣重要的文化人，諸如李安、鄭在東等人，也是在「台映」相識的。
大學畢業之後，26歲的馮光遠赴美唸傳播，並兼任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在美國13年間，曾有整整一年「蓄意什麼都不做，泡在紐約一次演兩部經典電影的戲院中，一天最多可以看到四部電影，每天買兩個bagel就湊和著過」馮光遠回憶說，那個年代對文化、對藝術的追求，真的就是一種熱情。因著這樣的熱情、因著長年在紐約對精緻文化的浸淫，回國後面對台灣文化事業的開拓，特別有感觸。
創作需要社會文化根基
「年輕時對創作的概念是很模糊的，看了一些世界名著和電影，覺得那樣就是創作，但不知道那個創作後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工業、或者社會文化根基，去支撐那樣的東西。」馮光遠感嘆道，當我們在看歐美電影時，不會知道好萊塢本身就是一個體制、一個帝國；當我們看歐美名著時，我們也不知道經紀人制度、出版社在美國是怎麼運作的。隨著年紀漸長，他開始知道這些東西、知道它的困難度、也重新定義創作。「創作不止是一個作者、或者一個導演把作品做出來，它其實牽涉到後面整個結構的東西。」
尤其面對著歐美數百年以至千年未曾中斷的文化，台灣本土或者華人世界，則歷經重大政經改革，文化也連帶被重塑、西化；當歐美發展為今天世界的經濟霸權，更能著眼於物質以外的精神層面，反觀台灣經濟起飛不過數十年，而今又見經濟困局，大家莫不以民生為重，資本累積為優先，導致台灣文化結構一直處於尚未成熟的狀態，而台灣文化人在此情境下，未能得到充足的雨水澆潤，缺乏適當的發展空間，也因此無法反饋社會。
文化產業的「4不1沒有」
比較歐美與台灣的文化產業空間，馮光遠指出台灣文化產業結構面的五個不足。
1.獲利面沒有出來
「台灣整體文化的獲利面沒有出來，在國外那是非常清楚的。台灣對文化的錯誤觀念，一直以為那是一種使命感，因為它的價值無法估算，所以乾脆不去估算，這樣是不對的。基本上，剝削，還是可以擺在文化人身上。」馮光遠認為，文化人之所以可憐，是他在文化裡面的成就，沒有辦法像商人在商業領域的成就那樣，有那麼多的資本可以去從事他想要的文化創作。「商人的資本越多時，他的創作就越大，他的創作就是他的企業，可是文化人沒辦法，當文化人離開某一個機構時，他就什麼也不是，除非是流行文化類的文化人。」
2.制度不夠
馮光遠指出，歐美是從經驗建立遊戲規則，而台灣並非如此。例如他在《給我報報》中，嘗試以嘲諷（parody），對政治人物的愚行報以「幽默式的揭露」，他甚至希望因而觸動司法體制，藉以檢驗嘲諷體制在台灣存不存在，「但我從來沒有被告，因此也無從驗證。」另外，馮光遠十分讚揚經紀人（agency）制度，他認為，當文化世界的架構越來越健全時，它應該有所分工：創作人負責生產，經紀人則負責市場；尤其「在台灣這麼小的市場，每年要出四萬多本書，好書反而沒辦法彰顯，經紀人的功能，就是先替讀者、替出版社過濾掉很多東西。」
3.編輯不被重視
另一是對檯面下創作者的重視，「編輯一直是不受肯定或重視的，因為他做的是看不到的，電影中的場記和燈光也一樣，其實他們也是真正在從事創作。」馮光遠希望大家注意到坊間的任何創作，通常都是一整個團隊的呈現，「台灣其實有很多認真做自己事情的人，只是一般人不知道，如果給他們機會，他們會冒出來，並且能夠做出更多東西。」
4.「媚俗」萬萬不可
而對於爭議性題材的處理，馮光遠認為也是文化人須肩負的責任，這或可指稱為昆德拉對「媚俗」的拒斥。所以在馮光遠的規劃下，金石堂推出的母親節書展，首度以「單親媽媽」「女人情慾」為主題，捨棄往年的烹調、育兒等選書，就是一例。即便文化人勇於挑戰爭議性議題，仍需市場或投資者的支持，否則最後可能還是功虧一簣。馮光遠再舉例說，當年他和李安合寫了電影劇本「喜宴」，在國內招募不到資金，因為認為同志電影太敏感，最後是靠新聞局輔導金才拍出來；「結果上映後的獲利是27倍，贏得當時世界電影獲利的第一名，也把同志平權運動拉到另外一個層次。」
5.精緻與深度不夠
最後即是文化處理的深度。馮光遠認為，台灣缺乏比較精緻的文化處理態度，例如在各個範疇裡面把其中的文化面抓出來，如此數學家可以寫棒球物理面的東西，烹調可以講的是戰地烹飪的特點，電影暴力也可以一個個分鏡頭仔細算數，計算今年暑假賣座電影裡總共死了多少人，「對於文化一定要有想像力」他強調。
出手把文化觀念往上推
即使台灣整體的人文結構面仍有許多不足，但馮光遠還是肯定台灣開放的政治環境，尤其在文化根基的培植上，有其意想不到的正面效益。
「在台灣整個文化的脈絡裡可以發現，解嚴前公權力是不鼓勵你去思考，因為那會暴露出太多真相；可是解嚴後，你會發現台灣真是太精采了，充分呈現出庶民史的多元文化！」用馮光遠的話來說，雖然目前媒體可以看到各種人在「胡說八道」，但是誰在讓他們胡說八道，分析到最後是這整個體制；胡說八道到後來當然會慢慢淡掉，但前提是所有有心人一定要挺身而出。
馮光遠語重心長地說，「文化不是孤立在那邊自己前進，文化是一個蔓延、互相感染的東西，」「做文化人要有一個觀念，當你出手時，就要大氣，就要是一個作品，你要知道自己在哪一個位置，不要隨便出手，然後才能把台灣的文化慢慢往上推，要把對文化的觀念提升到一個比較高階的方向去。」他覺得這才是文化人念茲在茲要去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