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年五千億的公共工程預算、規模上千億的重大交通建設，長年掌理國家電力和電信業務的台電及電信局(七月起改組為中華電信公司)，總資產估計也都在兆元以上，巨額的數字，卻改變不了台灣基礎建設的落後，不論是IMD(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還是WEF(世界經濟論壇)，在四十六及四十九個競爭力評比國家的排名裡，台灣都遠遠落在第三十名。
儘管國家資源耗盡，儘管去年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已高達三%，建設卻不能暫歇，當「亞太營運中心」、「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壯志雄心被政府高高擎起，電力、電信、交通建設，以及大大小小的公共工程，卻是打造任何目標的基礎。尤其「亞太營運中心」六大中心(電信、海運、空運、金融、製造、媒體)的成敗，關鍵都在完善的基礎建設。
趨勢預測家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其著作「亞洲大趨勢」中明白點出：各項大型工程陸續在亞洲登場，如果各國全賴政府來推動工程，可能會落得比萬里長城更糟的下場(意指所費不貲、耗時久長的工程拖垮了一個王朝)。所幸，民間部門參與了許多亞洲的公共工程，才能進展神速。
書中更引述「商業週刊」的報導：馬來西亞勝於印尼，應歸功於該國競爭力強大的民間部門；台灣落於新加坡、香港、南韓之後，是因為公共工程搞得一團糟，以致於吸引外資的能力比他國遜色許多。
不再獨占
就在我國競爭力排名連年挫敗的當頭，經建會主委江丙坤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中疾聲呼籲：「把政府管人民、中央管地方、立法管行政的心態全部根除，取消、放寬不必要的管制，極力鬆綁，儘量放手讓民間去做。」
當政府不再大有為，「政府鬆手，讓民間力量參與」，似乎是成功典範的秘訣，也是挽回頹勢的一帖藥石。
不少學者有共識，民間企業的基本精神主要在「降低成本，賺取最高利潤」，也因為如此，才能提升效率，創造利潤，同時建立生機蓬勃的經濟。以馬來西亞為例，由於逐步採行私有制，該國如今每年撙節將近二百四十億美元，而且並未減緩發展步調，也末加稅。
除了提高效率、撙節資源，科技的進步更迫使獨占事業必須走入市場競爭。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陳信宏就認為，電信事業以往由於電話傳輸設備的規模經濟及缺乏替代性，往往被官方壟斷經營。如今資訊通信技術不僅發展出新的替代傳輸技術(例如光纖、無線通信、有線電視)，同時衍生出新的應用商機。因此將市場競爭引入電信事業有其急迫性，八０年代以來，電信自由化與民營化，已蔚為世界潮流。
在這波自由化、民營化的趨勢熱潮裡，台灣並沒有缺席，交通部近年推動完成的「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及「電信三法」，為政府、產業界、國內外財團，以及消費者投下了革命性的震盪。
才不過半年，「電信三法」(電信法、電信總局組織條例、中華電信公司條例)年初在立法院通過，電信總局和中華電信公司七月起一分為二，同時開放四項第一類電信業務：呼叫器、中繼式無線電話、行動數據通信，以及行動電話，年底前將發出五十三張執照，台灣第一批民營通信服務業者也從此產生。
「外國人都覺得我們有點crazy(瘋狂)。」主導電信自由化的交通部次長毛治國語帶自豪地表示，去年六月才真正動員修電信法，今年六月便完成市場開放，效率堪稱世界第一。
民營大趨勢
另一方面，與電信業同樣禁錮了五十年的電業，也在去年開放。在連年限電、核四預算未過關之際，民間電廠的加入，適足以銜接長年的電力發展低盪。從電業法的解釋令解套，到連續兩波民營電廠的開放，一年之內，通過十一家新增電廠，總發電量達一千萬千瓦。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第二組組長李碩重推估，只要一半的民營電廠能如期運轉，電力備轉容量將從目前不到五%，提高到一五%；如果全部運轉，備轉容量更將躍升為二九%。
而援引「獎參條例」，被擱置多年的高速鐵路得以在去年復活，總經費四四一九億的高鐵，將引進二千億的民間資金，採BOT模式興建。
對國內重大公共工程而言，BOT仍屬全新、未知的經驗，高鐵的一舉一動都具有帶頭示範作用。在高鐵政策末急轉彎之前，甫遭調職的前高鐵籌備處處長林崇一曾樂觀表示，在「獎參」的帶動下，明年中可望取得八０%的用地，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意願也從電機部分擴及土木工程，預計民國九十二年可以完工通車。
至於作為亞太空運及海運中心基地的中正機場和高雄港，在連年作業效率不彰的陰影下，也以部分民營化措施，扭轉劣勢。
高雄港務局長游芳來表示，從出租貨櫃碼頭，碼頭工人雇用制度合理化，到去年成立「高雄港管理委員會」，都是朝民營化邁進。而在經建會出爐的「桃園航空城」規畫裡，包括客運園區、貨運園區、支援性公共設施，以及台北至中正機場部分的捷運，也計晝依據獎參條例，吸引民間投資經營。
由民間興建、經營公共建設並非全新的概念，世界各國不乏成功案例。例如工程經費約四千億台幣的英法海底隧道，全部由民間出資、興建、營運，也使得兩百年前拿破崙的夢想，得以在八年之內實現。而耗資一百四十億美元的日本關西國際機場，政府只投資二五%，是日本首座官民合資、合營的機場。
此外，自由市場也的確威力無邊，「亞洲大趨勢」書中有這麼一段描述：菲律賓過去電話業務由政府包辦時，九八%的人民排隊苦等申請裝設電話，另外二%則等著電話接通。如今該國電信自由化後，已建立了先進的電信系統，眾電話公司無不挖空心思招徠用戶。
各方人馬，磨拳擦掌
長期壟斷的市場一旦被釋放出來，無限的商機更成了各方搶食的戰場。
以電信業務而言，每年蘊藏的市場商機估計超過千億元，於是國內各大財團均在競逐之列，包括和信集團、新光、力霸、幸福水泥、遠東、台塑所屬亞太投資、東元、太電……。而由於電信設備、軟體系統方面，本土財團技術建立不及，歐美各國的覬覦者，更宛如八國聯軍再版。
民間電廠方面，十一家、一０三０萬千瓦裝置容量，保守估計，總投資額在四千億元左右，包括台塑、台泥、長億、華隆等都是得標者。
世界上最知名的電廠BOT案，就屬香港亞洲電力公司。該公司董事長胡應湘很早就看到亞洲這方面基礎建設的需求，一九八五年在大陸東院興建電廠，比預定建築期間提早十一個月，不只省下可觀的資金成本，再加上提早發電的收益，自此聲名大噪。此後並藉由購買大宗建材降低成本，統一發電廠的設計，於是得以以低於國營事業的價格供應電力。
至於民間投資額達二千億元的高速鐵路，據高鐵處估計，未來全年營收可達三六二億，投資報酬率至少在一０%以上。另外經建會規畫的「桃園航空城」，民間投資金額也在一千三百億，可提供二萬五千個工作機會。
不只是台灣，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到西元二０００年，亞洲將在公共工程上投下一兆美元，主要用在能源、電信、交通建設。花旗銀行集團總裁李德(Reed)更誇張堅信，實際金額可能高達五十五兆美元，是目前全球每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倍。
天文數字的投資，錢從哪裡來？其實龐大資本所引進的，正是國際資本的流動，一旦將機制交予自由市場，也帶來國際交流，許多跨國的大型公司正探測著底線。
七月中的「中美電信諮商會議」，就頗有美國行政部門為美商敲開門檻限制的味道。例如會議中美方提出的質疑，包括電信事業收益上限訂為一一．五%，接續費每分鐘０．二七美元，是新加坡五倍、美國十倍，外資比率最高二０%應予取消……。
在一場由思源基金會舉辦的「電信時代新紀元」講座裡，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便提醒中華電信公司，鬆綁之後散發的活力和效率，不是只在台灣做事，而是要與國際一起競爭。
中經院副研究員陳信宏也認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就相當於一個大規模的自由化政策，希望藉著貨物、人員、資本與資訊的自由流通，吸引跨國企業在台灣建立高附加價值的企業營運功能。
先摸清遊戲規則
其實從戒嚴體質跨入自由市場，政府該扮演什麼角色，如何管理一個未知的市場，以及什麼才是公平的遊戲規則，政府、新進業者，和最大的經營者(中華電信公司、台電)，彼此之間都還在摸索一個全新的邏輯。
整體而言，民間業者對上中華電信和台電，彷彿侏儒遇上巨人，不論是競爭力或思考邏輯，都有極大差異。
前任交通部長劉兆玄在推動電信自由化過程中，也不禁坦言：「最困難的改革，就是改革的對象是自己，當時幾乎是每天拿槍逼著他們(中華電信)往前走。」
儘管電信總局局長賈玉輝在一場演講中指出，把電信總局和中華電信公司分開，因為未來將有一堆球員，就再也不能球員兼裁判。然而一群未來的球員所質疑的，正是最巨大的球員，並沒有跳脫裁判角色，種種開放措施，都獨厚中華電信公司。
這些質疑包括中華電信公司利用交叉補貼，大幅降低大哥大費率，封殺正在萌芽的行動電話；接續費過高，形成民間業者進入的障礙；以投資報酬率上限防止暴利，不僅保障國營事業的利潤，還可能坐享利潤而怠於改進內部的效率……。
同樣地，在兩波民營電廠開放後，民間業者也和台電在「購售電合約」上起了爭執。民間業者及學者普遍認為，台電限制發電機組容量、限制電廠使用的燃料、設定投資數量的門檻……，過多的市場干預，限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使得許多有資金、有土地、有技術，卻未能得標的企業集團，要出走大陸(例如統一、台塑)。
不過台電副總經理徐錦棠則表示，電廠是資本密集、風險低、回收緩慢的行業，但民間業者卻以短期貸款、做長期事業的心態，要求迅速獲利，彼此認知不同，才有這些歧見。
不論是電信或是電力，主管的交通部或經濟部，此時站在什麼立場？
「談不攏時，電信總局就要介入，把遊戲規則建立。」交通部次長毛治國認為，新的電信法才建立，大家都還在摸索，等過渡期之後，遊戲規則清楚了，就可以放手去做。
其實在他看來，電信自由化並不困難，當民間進入一個原來不能涉足的市場，政府只要以正常的公司經營型態管理就可以，民間與政府的界面並不深。「政府心態唯一要調整的，就是以前要管的事，現在不要管。」他樂觀預期。
然而「獎參條例」卻險阻重重。「這裡面和政府的界面太多了。」毛治國以BOT為例，目前遊戲規則還不知在哪裡，儘管已有「獎參」，但只像是鑽石的一面，其他主計、審計法規、公務員心態都要跟著調整。
從做中學
當公共工程大餅釋放出來，業者搶食無非有利可圖，站在第一線的公務員，往往對「圖利他人」退避三舍。
「政府每說一次民間參與，公務員就嚇一次。」中華顧問工程司總經理濮大威以十八標為例，事後證明公務員無一人涉案，卻毀掉幾位無辜的人，影響所及，便是凡事簽呈，沒有人願意負責任。
「公務員難道不是要圖利老百姓嗎？」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歐晉德認為，法律要明確界定是不是圖利私人，而當務之急，就是儘速通過政府採購法，以興利代替防弊，讓公務員能放手做事。
採購法之外，事實上還有瓶頸－－土地問題，得從土地徵收相關法令著手；另外，公共建設投資金額龐大，成敗關鍵就在能否獲得國內外的專案融資，面對國內不十分健全的金融環境，卻又是另一番課題。
重重障礙，究竟該如何克服？「可能就是做中學，由政府挑幾個案子，一面做，一面找答案、解決問題。」交通部次長毛治國堅定表示，政府必須認真地披荊斬棘，排除所有障礙，為新的制度開出一條路。
台灣必須扎實地打造好基礎建設，才能夠支撐所有的雄心壯志，在資訊時代與國際一起競爭。也許放手讓民間做，有風險，也有阻礙，然而卻是迎頭趕上的不二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