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說現在投票給誰已經根本沒差。我們雖然還是有右派和左派，這兩方對於未來卻似乎都沒有明確的計畫。在一項反諷的命運轉折當中，兩位堅信觀念力量的人士所催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現在卻封阻了新觀念的發展。我們現在似乎已來到「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是最後一站，「自由消費者」則是人類的最終身分。
在傅利曼於一九七○年獲得任命為朝聖山學會會長之時，其中大多數的哲學家與史學家都早已離去，因為學會裡的辯論已變得過於技術性，也帶有太濃厚的經濟色彩。事後回顧起來，傅利曼的到來開啟了經濟學家成為西方世界首要思想家的時代。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
我們居住在一個充斥著經理人與技術官僚的世界裡。「專注於解決問題就好，」他們說：「專注於維持收支平衡就好。」政治決策一再被呈現為一種急迫事務—— 是中立而且客觀的事件，彷彿別無選擇。凱因斯在他那個時代就已觀察到了這種傾向。他寫道：「那些認為自己不受任何智識影響的務實之士，卻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
雷曼兄弟在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垮台而引發了自從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時，我們手邊確實沒有其他真正的選項。沒有人奠下基礎。多年來，知識分子、記者與政治人物都堅持認為我們已抵達了「大論述」時代的終點，因此應該以意識型態換取實用主義。
當然，我們對於先前世代奮鬥得來的自由還是應該引以為傲。但問題是，我們如果不再有重要的話可說，那麼言論自由有什麼價值？我們如果不再感覺得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那麼結社自由有什麼意義？我們如果不再有信仰，那麼宗教自由有什麼目的？
一方面，世界仍然不斷變得越來越富裕、安全而且健康。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人抵達科凱恩。這是一大勝利。另一方面，現在卻也該是身為豐饒之地居民的我們籌劃新的烏托邦的時候了。讓我們重新升起船帆吧。「進步即是烏托邦的實現，」王爾德在許多年前寫道。每週工時十五小時，全民基本收入，以及沒有國界的世界……這些都是瘋狂的夢想—— 但只是目前如此，而且這樣的情況不需要永久持續下去。
海耶克在新自由主義剛誕生的時候主張，「人類的觀念與信仰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我們全都非常難以想像自己的信念有可能和實際上不一樣」，但現在一般人都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他指出，新觀念要盛行可能隨隨便便就需要一個世代的時間。因此，我們需要的思想家不只要有耐心，也得擁有「提出如同空想般的『烏托邦』的勇氣」。
我們應該從朝聖山學到這項教訓。所有夢想著世界能夠更美好的人，都應該把這句話當成他們的口號。這麼一來，我們才不會再度聽到午夜鐘聲響起，卻發現自己只是空手呆坐著，等待永遠不會出現的外星人前來拯救我們。
觀念能夠改變世界，不論是多麼荒唐的觀念都有可能。這種情形過去發生過，未來也會再度發生。「的確，」凱因斯寫道：「世界沒有什麼其他的支配力量。」
本文節錄自：《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一書，羅格．布雷格曼著，網路與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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