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謊言中,建構生命的意義

文 / 一流人      2018-05-28
在謊言中,建構生命的意義


波赫士(JorgeLuisBorges)的短篇故事〈一個問題〉,正是以敘事自我做為重點。故事的主人翁是唐吉訶德,與塞萬提斯(MiguelCervantes)著名小說的主角同名—唐吉訶德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想像世界,自己是裡面的傳奇騎士,四處對抗巨人,拯救托波索的杜爾西內亞女士。實際上,唐吉訶德本名叫做阿隆索‧吉哈諾,是鄉下一位上了年紀的沒落貴族;那位高貴的杜爾西內亞女士,則是附近村子裡的養豬村姑;至於巨人,則是一些風車。波赫士就在想,如果唐吉訶德因為相信這些幻想,攻擊、殺死了一個真正的人,後續會如何?波赫士提出了關於人類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敘事自我講出的那套故事,對我們自己或周圍的人造成嚴重傷害,之後會怎樣?波赫士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沒什麼影響。雖然唐吉訶德殺了一個真正的人,卻毫無悔意。因為這些妄想已經太過鮮明,他一心認為自己在對抗風車巨人,根本無法意識到實際殺了人。

第二種可能:在奪走他人生命那一刻,會讓唐吉訶德大受驚駭,打破他的妄想。這種情況類似初上戰場的新兵,原本深信為國捐軀是件好事,最後卻被戰場現實狠狠打醒。

另外還有更為複雜和影響深遠的第三種可能:原本與想像的巨人戰鬥時,唐吉訶德只是在演戲。但等到真的殺了人,他就會開始堅持自己的妄想,因為只有這樣,他不幸犯下的錯誤才會有意義。荒謬的是,我們對一個想像的故事做出的犧牲愈多,就可能愈是堅持,只為了讓我們的一切犧牲和痛苦有意義。

在政治裡,這稱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症候群。1915年,義大利加入協約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參戰。義大利宣告的目標是要「解放」由奧匈帝國「不當」占有的特倫托(Trento)和提里雅斯特(Trieste)這兩處「義大利領土」。義大利政客在國會發表義憤填膺的演說,誓言要補正歷史的錯誤、恢復古羅馬的光榮。數十萬義大利士兵開往前線,高喊「為了特倫托和提里雅斯特!」以為這兩地唾手可得。

情況大出意料。奧匈帝國的軍隊在伊索佐河(IsonzoRiver)沿岸組構了強大的防線。義大利總共發動了十一場血淋淋的戰役,最多只攻下幾公里,從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場戰役,他們失去了一萬五千人。第二場戰役,他們失去了四萬人。第三場戰役,他們失去了六萬人。就這樣持續了腥風血雨的兩年,直到第十一場戰役。但接著,奧地利人終於反擊了,這第十二場戰役,一般稱為卡波雷托戰役(BattleofCaporetto),德奧大敗義大利,一路殺到威尼斯門口。光榮出征成了一片血海的潰敗。等到戰爭結束,義大利士兵死亡人數達七十萬,傷兵人數超過百萬。

輸掉第一場伊索佐河戰役後,義大利政客有兩種選擇。他們本來大可承認自己犯了錯,要求簽署和平條約。奧匈帝國根本和義大利無怨無仇,又正在為了自己的生存,與更強大的俄羅斯打個焦頭爛額,必然樂意講和。

然而,這些政客怎麼能面對這一萬五千名義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訴他們:「對不起,出了一點錯,你家的喬望尼白死了,還有你家的馬克也是,希望你們別太難過。」

另一種選擇是,這些政客可以說:「喬望尼和馬克是英雄!他們的死,是為了讓提里雅斯特回歸義大利,他們的血不能白流!我們會繼續戰鬥,直到勝利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個選項。因此他們打了第二場戰役,又失去了四萬人。政客再次決定,最好繼續戰鬥,因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

但我們也不能只怪政客,就連群眾對戰爭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戰後,義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領土,義大利人民透過民主,選出的就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夥伴們,這些人的選舉訴求正是要為所有義大利人的犧牲,取得適當的賠償。

講到要承認一切是白白犧牲,政客要對這些人的父母開口,已經夠難了;愛國的父母要對自己承認,兒子白白犧牲了,這還要更為困難;至於英勇從軍卻受傷、殘廢的人,更是說不出口。失去雙腿的士兵,會寧願告訴自己「我的犧牲,都是為了能讓義大利民族永存的榮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沒了腿,是因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裡是一個遠遠較為輕鬆的選項,唯有這樣,才能讓一切痛苦有了意義。

早在幾千年前,神職人員就已經發現了其中的奧妙,許多宗教儀式和誡命都以此為基礎。如果想讓人相信某些假想的實體,像是神、國家,就要讓他們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犧牲叫人愈痛苦,他們就愈會相信犧牲奉獻的對象確實存在。如果有個貧窮的農民,把自己一頭珍貴的牛,都獻給了宙斯,就會開始對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則要怎麼解釋自己竟然蠢成這樣?這個農民還會再獻出一頭牛、一頭、再一頭,才不用承認以前所有的牛都是白白犧牲。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我為了義大利民族國家的榮光,犧牲了一個孩子,或是為了共產革命失去雙腿,通常就足以讓我成為激進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因為,如果說義大利民族神話或共產主義宣傳都是一片謊言,豈不是要我承認孩子都是白死、或是我的癱瘓完全沒有意義?很少人有勇氣能承認這樣的事情。

錯到底,就是對的?

經濟上也會看到同樣的邏輯。1999年,蘇格蘭決定蓋一座新的國會大廈。原本預計施工時間兩年,預算四千萬英鎊。但到頭來,施工時間長達五年,成本高達四億英鎊。每當承包商遇到未預期的困難和費用,就會找上蘇格蘭政府,要求工期展延、增加預算。每次發生這種情況,政府就會對自己說:「我們已經投入幾千萬英鎊,如果現在停手,只能拿到一座蓋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會徹底信用掃地。還是再撥個四千萬英鎊吧。」

再過幾個月,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但這時候,建物無法完工的壓力也更大了。再過幾個月,故事繼續重複。就這樣拖下去,直到實際成本足足是原來估計的十倍。

不是只有政府會陷入這個陷阱。企業集團也常常把幾百萬美金丟進失敗的子公司。至於個人,也常常依戀著不開心的婚姻,或拋不下沒前途的工作。我們的敘事自我寧可在未來繼續痛苦,也不想承認過去的痛苦完全沒有意義。最後,如果我們想把過去的錯誤一筆勾銷,敘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節中安排某個轉折,為錯誤注入意義。例如,一個和平主義的退伍軍人,可能告訴自己:「確實,我犯了錯,才沒了雙腿。但因為這個錯,我才看清戰爭是個地獄;從現在開始,我要奉獻我的生命,為和平而戰。因此,我受到的傷還是有些正面意義:讓我學會重視和平。」

於是我們知道,「自我」也像國家、神祇和金錢一樣,都只是虛構、想像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複雜的心靈,會丟下我們大部分的經驗,只精挑細選幾樣,再與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小說、聽過的演講、做過的白日夢,全部混和在一起,編織出看似一致連貫的故事,告訴我們自己是誰、來自哪裡、又要去哪裡。正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愛誰、討厭誰、該怎麼對待自己。如果情節有需要,這個故事甚至也可能讓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

每個人的故事都各有文類。有些人活在悲劇之中,有些人上演永無結局的宗教戲劇,有些人的日子過得像是動作片,也有不少人過著喜劇人生。但到頭來,一切就是故事罷了。

生命科學顛覆了自由主義

如此說來,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自由主義認為,我們不應期待外界為我們提供現成的意義。每位選民、顧客和觀者,都應該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創造意義,而且不只是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更要創造整個宇宙的意義。

然而,生命科學卻戳破了自由主義的想法,認為所謂的「自由個人」也是個虛構的故事,人只是生化演算法的組合。每時每刻,大腦的生化機制都會創造經驗,但一閃即逝,接著就是更多經驗閃現、消失、閃現、消失,彼此快速相連。這些瞬間的經驗並不會累積、構成什麼永續的本質。在這一片混沌中,敘事自我試著找出秩序,於是編織出一則永無結局的故事,讓每項經驗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長久的意義。只不過,雖然這讓一切合理且誘人,卻仍然只是虛構的故事。中世紀的十字軍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讓他們的生命有意義;現代自由主義者則認為,是個人的自由選擇讓生活有意義。但不論如何,都一樣是妄想。

當然,早已有人質疑自由意志和個人的概念。

早在兩千多年前,印度、中國和希臘的思想家就已經認為個人概念是一種虛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響經濟、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則光是質疑,並不足以改變歷史。人類很能應付認知上的矛盾,能允許自己在實驗室裡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國會,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基督教並未在達爾文發表《物種原始論》的那天消失,自由主義也不會因為科學家的結論是「並沒有自由的個人」,便就此滅亡。

事實上,就連英國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Dawkins,《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美國實驗心理學家平克(StevenPinker,《語言本能》的作者)和其他新科學世界觀的擁護者,也並未放棄自由主義。就算他們已經用豐富的學理、數百頁的篇幅,解構了所謂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卻接著像是做了一個智識上的完美後空翻,奇蹟似的一躍回到十八世紀,好像演化生物學和大腦科學所有驚人的發現,完全不會影響洛克、盧梭和傑佛遜所提出的倫理及政治觀念。

然而,等到這些異端科學見解逐漸成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動和經濟結構,也就不可能再這樣兩面討好了。我們(或後代)很有可能會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這第三個千禧年的初端,自由主義受到的威脅不再是來自「沒有自由的個人」這種哲學問題,而是來自扎扎實實的科技挑戰。我們即將擁有各種極實用的設備、工具和制度,但這些設備、工具和制度並不允許個人自由意志的存在。

民主、自由市場和人權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這場洪水中存活下來?

本文節錄自:《人類大命運》一書,哈拉瑞著,天下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關鍵字: 科技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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