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當中研院院長李遠哲遠赴哈佛大學借將，商請張光直擔任副院長時，台灣社會還沒有多少人認識這位考古學家。
但一手建立哈佛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張光直，早已聲震國際考古界，並以他在聚落考古、文明起源研究的獨特地位，膺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及文理學院院士。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林和甚至推崇，張光直是屬於國寶級的學者。
雖和李遠哲僅有數面之緣，但張光直認同他的理念、見解，於是向哈佛大學告假兩年，回國領導並整合中研院的人文學科。
張光直獨特的出生背景，就注定他與考古的一生奇緣。有台灣新文學之父美譽的父親張我軍，為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台灣白話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光直會選擇考古人類學為終生職志，是因為小時候在父親書房讀到父親翻譯的日本學者西村真次著作「人類學汛論」，以及高中時代閱讀裴文中的「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才決定要專攻考古人類學。
一九五０年，張光直以第一志願進人第一屆台大人類學系(原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申請赴美留學，原本哈佛大學同意他進入美術史研究所，但張光直非人類學系不讀。
沒有張光直的堅持，台灣史學或許就不會有今天蓬勃的局面。
讓學術與政治分道
定居美國四十一年間，張光直經常回國研究、講學，主持了三個影響台灣考古、歷史研究的計畫：首先在一九六四年，他主持台北大坌坑、高雄鳳鼻頭考古遺址，確定大坌坑文化在台灣史前的文化地位，並建立台灣考古年代學。
一九七四年，張光直又促成耶魯大學與台灣大學進行「濁水溪、大肚溪兩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濁大計畫)。當時中研院的重心在中國考古，對台灣考古沒有興趣，張光直獨排眾議，認為既身在台灣，就應該做台灣考古，首度在中研院設立台灣考古研究室。
之後，張光直又極力促成中研院台灣史研究，結合史語所、近史所、民族所、三民所(今社科所)，設置台灣史田野研究室。
儘管他和台灣史研究淵源深厚，台灣史也已取得顯學地位。但是張光直卻有遺憾。
回國兩年，張光直驚訝地發覺，目前做台灣研究的有三、四十人，但中原考古卻只剩下一個人在做，「這對台灣考古研究不是有利的事。」研究重點為台灣考古、中原考古、考古理論的他疾呼，學術研究應該和政治分道揚鑣。
「我不了解為什麼研究中國的東西，就是大中國主義。」在北平出生的張光直疑惑不解，價值觀的大翻轉顯然傷害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格。雖是本省籍，但他堅持，研究中國考古對台灣有利，因為中國的材料對世界考古很有貢獻，台灣應研究這類核心問題，「否則對不起這些材料」。
「如果把自己限在一個小地方，悶著頭做，學問永遠不會更上一層樓。」六十五歲的張光直直率地批評，這樣做學問是「義和團心態」。
他的遺憾，也來自中原考古人才斷層。在台灣考古界有聲望、經驗的學者寥寥無幾，缺乏大師設計領導；張光直不無感嘆地說，如果他在國內多教幾年書，也許會培養出一些可以看到大局面的人，讓中國考古在台灣能復興。
張光直以他精研的古中國文明，思索台灣研究應走的道路。史前時代還沒有中國這個國家，但已有了區域文化。台灣第一個可辨識的大坌坑文化，發生在公元四千多年前，張光直是第一個同時看到福建、台灣史前文化的人，他發現大坌坑文化在福建有個「相對文化」，物質文明非常相近；這個區域文化後來演變為中國文化泉源。「不研究中國文化，就是拋棄祖先的文化，不知道自己的仔細來源。」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他坦言，中國考古是研究的好對象，因為處處皆是突破的機會。張光直的學術生涯，就經歷三次大突破、逆轉，挑戰自己曾經力主的學說。
二十八歲那年，他發表一篇考古學經典作品，提出核心文化的概念，主張中國文明一開始就形成中原文化。後來考古資料不斷出土，到了七０年代，他推翻自己的理論，以區域學說取代核心文化，表示各河流域都有代表的區域文化。十五年後，他再度修正理論架構，提出南方有個獨立文化，各區域文化各自發展，在西元前四千年連結在一起，這些區域文化的互動(台灣也是互動區的一分子)，就成為中原文化的源頭。
對考古人類學興趣缺缺的人，也許覺得那只是研究「死人骨頭」的學問。在談到對考古研究的熱愛，態度溫雅謙和的張光直笑稱，只有頭腦有點不正常的人才會去做學問，要找一個問題，解決它，才覺得有樂趣。「我想我就是這樣吧！」他體認，做研究就是要做出讓人激動、甚至讓人瘋狂的東西出來，這樣才能成為典範(role model)。
最能體現張光直令人「激動、瘋狂」的研究，或許就是他新近與中國大陸考古團體挖尋出在河南商邱「可能是」商城的遺址，這個發現是個光源，也許可以解決許多歷史的爭議。
八年前，張光直被診斷出罹患帕金森氏症，說話、寫字、行動都有障礙；他的手錶每三個小時便會鈴鈴作響，提醒他要吃藥。即使如此，他還是繼續田野工作，去年領導哈佛大學赴大陸河南省商邱縣，挖掘到他尋尋覓覓了六年才找到的古商城。在他之前也有人去找過，但都鎩羽而歸。
當被問到是什麼力量驅使他抱病研究考古，張光直顫抖地握著筆，在紙上歪歪斜斜地寫下「愚勇」二字。他也想趁自己在完全不能動之前，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到不能動為止。」目光炯亮的張光直堅定地說。
抱著一腔幫助李遠哲的初衷，在兩年副院長任內，張光直草擬出院內人事聘任、升等的統一制度，並且提攜中研院進行西方文明的研究。他希望中研院最終會有世界各國的研究所，做深度、有質量的研究。
雖因身體狀況欠妥卸下副院長職務，張光直慨然同意出任李遠哲的私人顧問，隨時提供協助。他也承認，院士要回國實地參加工作，才能真正有所貢獻，不回來就沒有用。
「台灣能接受一個美籍的副院長，就是一種成熟的象徵。」辦公桌後，依然懸掛著與影響他考古生涯至鉅的老師李濟之的合照，張光直肯定，如果他再年輕十歲，身體健康，他一定會長留在台灣。
在四十二年的人類學生涯，張光直以燃燒自己的餘年，企圖點亮台灣的考古熱情，以及千萬年幽暗的歷史與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