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你一刀割除，拆卸你年久失修的房屋，和那些日積月累匯集的違章建築，確實是我神智清明的毅然抉擇，永遠向你告別。」研授藝術美學的朝陽工學院視覺傳達系主任陸蓉之，戲謔地寫出她「告別兒殿」的心情。兩年前因為子宮肌瘤「大得像個柚子」，她決定拆掉子宮裡的「違建」，一刀切除孕育她三個小孩的子宮。
陸蓉之不諱言，失去子宮，好像失去女人具體而微的象徵與標記；但是這種女性自主權的極度延伸，卻讓她獲得和男性一樣的生理平等，從此她不必再擔心每個月要流血、肚子痛。
在台灣，將生育宮殿徹底拆除的婦女，約有三十幾萬人。依照中央健保局年初的統計，每年約有兩萬四千名婦女接受子宮切除手術；在女性的一生中，平均每五個婦女，就有一位要面臨子宮切除的命運，比例之高，超過歐、日各國。
遭逢性別「認同危機」
但是，像陸蓉之這樣，能坦然笑對失去子宮的婦女，並不多見。多數婦女在切除子宮之後，會出現程度不一的憂鬱、沮喪等心理適應不良問題。婦女對子宮切除也是諱莫如深，不願讓別人知道。
摘掉子宮和切盲腸、腎臟、割扁桃腺最大的區別，就是婦女的心結根源－－「自己還是不是女人？」
十年前，臧太太因子宮肌瘤忍痛將子宮切除，直到今天回想起來，她還是覺得自己「被犧牲了」。五十歲的她，年輕時子宮內膜異位，月經一來就痛得暈倒；二十六歲那年她生完老三，醫生認為她子宮的「任務」已完成，當時就要切她的子宮。臧太太因為「怕自己不是女人」，十分抗拒，就吃中藥控制。這十幾年間，她的肌瘤日漸長大，最後連裙子都穿不下，醫生再三提醒她子宮沒有用了，建議她做子宮切除術，她最終勉強接受手術。
「我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切掉子宮？為什麼不像個女人？」手術後三年，臧太太開始出現盜汗、臉紅等更年期症狀，身心備受煎熬，甚至辭去工作。她姊姊、嫂嫂與多位同事，也先後進行子宮切除手術，姐妹淘談到這個「害人不淺」的手術，都唏噓不已，抱怨連連，覺得婚姻生活受到影響。
婦幼醫院婦產科醫師謝卿宏從多年臨床經驗解析，切除子宮的女人，手術後會產生性別「認同危機」，即使配偶亦不例外。在這種性別錯亂的適應期間，夫妻的性生活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三十歲的陳小姐，一年前因為子宮異常出血被迫切除子宮，先生在她手術後一直不能釋懷，覺得她「不太像女人了」，不願和她同房，半年後終於勞燕分飛。除了家人，她也不敢告訴任何朋友。她在皮包裡隨時放著幾塊衛生棉，怕讓人發現她沒有月經。聽到朋友來了「大姨媽」，她心裡就有種被刺一刀的感覺。這次手術，讓她變得自卑、羞赧，不敢再談婚姻。
婦女會出現這種自卑、憂鬱的症狀，丈夫的冷漠反應無疑是關鍵因素。三個月前才切除子宮、三十八歲的李小姐難過地說，過去先生晚上都會摟著她睡覺；但在手術後，先生不敢碰她，當她主動靠近先生時，他會立刻躲開，「好像我有什麼傳染病一樣」。現在還處於復原過程的她，除了要忍受排尿不便、便秘的生理痛楚之外，還得費盡心力跟先生溝通。
但從醫學知識角度看，男人和女人對子宮的患得患失，是心理問題，與生理毫無干係。
專研婦女泌尿系統疾病的謝卿宏就解釋，傳統認為子宮對女人有三大象徵：做為女人洗禮的月經、有子宮才有性慾的性器官、子宮代表年輕活力。受這種傳統觀念桎梏，失去子宮的女人，就覺得自己好像失去女性象徵的中性人。
掌握女人功過？
但是，從生理醫學觀點而言，子宮只是「給小孩住的地方」。主宰婦女性象徵的器官，是控制荷爾蒙的卵巢，並非子宮。即使沒有子宮，卵巢同樣會分泌女性荷爾蒙，並不會影響到「性別」與性生活。「切除子宮不是見不得人的疾病，更不會影響她是不是女人。」研究子宮切除術的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胡幼慧明白點破，把子宮等同於女性特徵是一種謬誤。
在心理因素所產生的性別認同困擾外，社會文化加諸於子宮的迷思，更深化婦女手術後的失落感。
比起其他身體器官，子宮似乎被賦予最多的象徵符號。自古文學就歌詠子宮如大地，是孕育萬物生命的神聖宮殿；在東西方文化裡，始終潛藏著子宮崇拜的文化原型。人類在尋找避難或逃避的空間，最終都會回歸到嬰兒被子宮保護的意象。
在歷史上，女人爭奪權力地位，憑恃的不只是美色、才能，而是子宮。子宮如果「門庭若市」，女人地位就扶搖顯耀；子宮若「門可羅雀」，則遭休貶抑；子宮的生育能力，就決定了女人的價值。正如女性意識強烈的陸蓉之形容，子宮「悠悠掌握一本女人功過譜。」
因此，子宮被切除，彷彿是女人遭了天譴。婦女哀悼子宮除了是憂心身體健康，也是恐懼母親角色的失落。子宮曾經生育與否，更是婦女、醫師決定留不留子宮的重要(幾乎是唯一的)依據。
一位月經時會大量出血，血紅素因而低到五(正常為十一到十三)的二十七歲已婚婦女，試過各種化學治療依然無效，但因為還未生育，醫生堅持要等她生小孩，才替她切除子宮。
政府政策也特別標舉子宮的生育機能，把失去生育能力的婦女視為殘疾。公勞保將切除子宮列為殘障給付對象，四十五歲以前切除子宮，可以獲得五個半月投保薪資的殘障給付。「沒有子宮好像就變成殘廢了，只差身分證上蓋一個章。」一位切除子宮的大學教授自嘲地說。
研究婦女健康議題的胡幼慧對此頗不以為然，她批評醫生是用社會文化價值來決定能不能切，並不是衡量婦女健康狀況。婦女應該擔心自己是不是健康的女人，而不是能不能生育。
更諷刺的是，雖然是女人自己的身體器官，但切除子宮的決定權，通常不在婦女手上。
改變生命的抉擇
婦女在醫生主動建議切除子宮時，因為害怕病情惡化，多半會同意切除。一位任職公立醫院的護士，子宮長了肉瘤，嚴重出血，醫生在治療過程中，臨時決定要切子宮，她當醫生的先生聞訊衝進病房，要求「刀下留子宮」。當時她已有一個女兒，手術後又生了男孩，才把子宮切掉。回想這段痛苦的歷程，她還是不能平復地說，替婦女做決定的，不是醫生就是先生，婦女對自己的子宮沒有自主權。
即使是女性意識強烈的婦女，也是最近才開始意識到，原來決定子宮去留的自主權旁落。七０年代，美國的婦女運動熱烈開展，當時也正是婦女被切除子宮的高峰，每年平均有六十四萬名婦女，被婦產科醫師以「子宮無用論」的理由切除子宮。等到許多婦運健將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沒有子宮的女人，屬於生理的女性意識，才漸漸醒覺，出現一股反省、哀悼子宮的風潮，監督醫界勿濫切子宮。
而這一刀除了造成婦女母親角色的失落之外，也可能改變女人的生命抉擇。
三十歲的秀秀在去年初做完子宮切除術後，曾經跟先生攤牌，如果他想要小孩，她同意跟他離婚，不會怪他。熱愛自由生活的她，原本就不打算生小孩，「子宮對我沒有任何用處，就像切盲腸一樣。」但是手術之前她也曾擔心，這一刀會不會斬斷她和先生的情緣，只是她得的是０期子宮頸癌，擔心不切子宮就沒辦法活命。
手術後秀秀恍然體會，過去她可以選擇不要小孩，如今她是別無選擇就不能有小孩，從不想到不能，讓她情緒不穩定，甚至想過要借腹生子，「只是想證明自己有生育能力」，秀秀坦言。後來她想開了，沒有小孩更自由，她並不覺得自己愧對公婆先生，她的人生規畫有了轉變，現在和先生是快樂的頂客族，打算以後到國外養老定居。
另一方面，子宮雖承載了許多社會、性別壓力，但對於生育過、已為人母的婦女，反而可以利用這一刀作為人生的轉機。
五十出頭的連秀珍，十幾年前被醫生判定得子宮頸癌，必須切除子宮，當時她痛哭失聲，自問：「我還有明天嗎？」為了活命，她當下就決定把子宮、卵巢統統摘掉，杜絕後患。膝下已有二子的連秀珍術後非常快樂，雖然女性的象徵沒有了，但是能活著就覺得人生美好。她樂觀地說，沒有子宮，做女人更方便，「沒有「月考」，活得更輕鬆。」連秀珍笑說。
更自覺的身體
同樣有被切子宮經歷的東吳大學心理系教授林蕙瑛，根據多年心理諮商經驗分析，切除子宮多半是婚姻已到成熟期的中年婦女，這個手術正好可作為婚姻再出發的開端。術後婦女必須先承認自己沒有子宮，健康看待自己的身體，將自己看成是一個嶄新的人，「把先生也看成是一個新的男人」，重新調適各種生活。沒有子宮，生活反而無憂無慮，也不必擔心避孕問題。
她認為，現代婦女更應該打破傳統價值加諸於子宮的迷思，將子宮還原為女性自主的器官。以子宮切除術研究為碩士論文的陽明大學研究生張菊惠指出，子宮只是生殖系統的器官，女性關注的應為整個生理，不只是一個器官。失去子宮的婦女，要從自我保健的角度，去看待一個器官的切除，對自己的身體更有自覺。
當十一、二歲的少女初潮時，第一次驚悸到子宮的存在，然後這個又愛又恨的「大姨媽」每月固定要來拜訪一次，來時痛得磨人，遲遲不來又催人心急，這種愛恨情結得一直拖到五十歲更年期停經。這三十多年的子宮作用，就牽繫著婦女的情緒與命運。
另一方面，不孕、各種婦科疾病不斷地增生，子宮頸癌也躍居婦女癌症發生率的榜首，每十萬人中，就有二十四人罹患子宮頸癌(發生率為全球第三)。子宮的存在，既是婦女孕育生命的宮殿，也是威脅婦女生命的奪命殺手，在生育與生命之間擺盪的婦女，的確有著兩難的無奈。
雖然「生也子宮，死也子宮」，但就像陸蓉之所說，子宮只是養育的場所，女性不是為生育而存在。陸蓉之切除子宮後，從前困擾她的貧血痊癒了，性生活也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比以前更自由快樂，她說自己現在才真正享受「男女平等」。
「如果女人把自己矮化成跟子宮一樣的尺寸，就太卑微了。」陸蓉之強調，女人生命的意義不在子宮，于宮只是有生育機能的器官，對生命功能沒有絲毫影響，不像其他器官，缺少了就要人命。
這似乎提醒女人，在孕育另一個生命之前，自已擁有健康的生命，是更重要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