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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之內,正義之外?

文 /    
199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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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之內,正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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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為任何社會制度追求的第一至善,……一項法律與制度不論其規定與執行如何有效及妥適,如只缺正義,終究會為人所不信任,並設想修正與廢止之道。」

--約翰.羅斯「正義論」

八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一對夫婦在自宅身中七十九刀死於非命,經由一名已遭軍法處決的被告再加上三名共同被告各人的自白,以及查獲的二十四元硬幣贓款、一把兇刀、一枚血指紋,破獲一樁盜匪案。這樁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三人涉及的強盜強姦及連續殺人案,所引爆的爭論,在台灣司法史上創下幾項「空前」的紀錄。

首先是法務部長在死刑判決確定之後,暫緩簽署死刑執行令達一年四個月有餘。而期間,監察院也因本案在偵辦時的瑕疵,對法務部及警政署提出糾正。另外,檢察總長連提三次非常上訴均遭最高法院駁回。面對外界的批評質疑,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更是甘冒「法官不言」的禁忌,分別「史無前例」地召開記者會。

民間的「死囚平反大隊」在台北街頭繫上黃絲帶、上司法院靜坐,要求總統行使特赦,以濟司法之窮。面對這樣的發展,極力聲援三名死囚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蔡墩銘低聲地說:「很無奈,當初只是希望案子能重審,有個合理的判決,現在卻只能要求赦免。」

難免「錯亂」

這一場宛若「羅生門」的案件,看在某些法界人士眼中,令他們憂心忡忡,因為這背後隱含許多司法上懸宕日久,包括組織結構與制度問題,如果再不正視,類似的案例將一再發生。「這不會是最後一件,只是他們三個人比較倒楣吧。」一位不願具名的法官嘆道。

轟動全球的辛普森殺妻案,當時在美國社會引發討論的焦點在於,對程序正義的絕對遵守、證據採用的嚴格要求,以及耗資龐大的社會資源,可能「過度」保障了富人的權利。但是由於整個審判過程中恪遵「當事人進行主義」,控方與辯方居於平等的地位,因此判決後鮮少有人指責審判程序不公。

然而,相對於美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法官職權主義」色彩非常濃,法官必須義務、主動去發覺其實。再加上有些檢察官出庭只說一句話:「論告是依照起訴書」,就不發二舌;或是蒞庭論辯的檢察官,不是該案的起訴檢察官,並非很了解案情的情況下,往往造成法庭上法官「問案」、檢察官「聽訟」的錯亂現象。

檢察官在審判過程的聊備一格,讓理應中立的法官與被告形成直接對立。這種類似「包青天」問案的角色,更是考驗法官應力持中立的天職。

法官和檢察官對彼此角色的認識顛倒,部分的原因是訓練過程太過類似。二者在司法官訓練所一起受訓,養成之後又可「院檢互調」,連許多律師和學者都相當不以為然。畢竟檢察官職司追訴犯罪,在某種程度上,和法官的角色相當不同。

「做慣檢察官的人改調法官,你叫他如何能相信站在那邊的被告可能是無辜的?」蔡墩銘認為,制度若不改變,實在很難讓人民相信法官會公平審案。

目前蘇案之所以陷入撲朔迷離的狀態,還與同一案件有二元的司法體系來審判有絕對關係。

軍法系統是二審定讞,比較傾向速審速結。所以在軍法判決確定後,共同被告王文孝已被先行處決,後來在司法機關審判中其他被告翻供「推」給死者,造成「死無對證」的情況。如果日後發生類似案件,司法、軍法二元體系在審訊及執行的過程中,不能互相配合,這樣的爭議還可能一再發生。

檢察總長陳涵第一次非常上訴理由書中,開宗明義在第一條指出,認定犯罪之事實,須有積極證據。雖然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然而還是必須要「先有證據之存在,始有自由判斷之可言」。

自白的真相

證據與自由心證之間孰輕孰重,是蘇案令法界尖銳對立的一大根源。「目前引發爭議,其實有一部分是源自兩個不同思考體系的僵持。」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認為,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是以物證為思考點、不以自白為重點。反之,最高法院則認為,被告先有自白,且在檢察官偵訊時又未提出對警方刑求逼供之抗告,一直到法院審判時才提出警察刑求,「明顯」為脫罪之辭。

「自白為證據的女王」、「自白為審判的重點」的觀念,一直存在我國司法體系中,這與國外不論是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都是以證據的辯論為重心,以證人的對質:證據的調查論辯作為探討事實真相的依據,有很大的不同。

完全以犯罪嫌疑人自白當作重心,可能會導致偵辦時,對物證較掉以輕心而不夠徹底收集。所以蘇建和案就在驗屍時,因為女性被害者的衣著整齊,法醫僅就生殖器的外觀檢察沒有外傷,就逕在驗屍報告蓋上「無故」,沒有進一步檢驗是否有男性分泌物或普遭強暴。蒐證不全,造成辯方律師,甚至檢察總長後來據以提出非常上訴的理由之一。

對自白作為證據的限制,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有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但是細究其含意還是以自白為重,物證只是作為補充,陳志龍對這項規定的反應是雙手一揮,直截了當地說:「這條文根本應改掉。」

他認為,證據法的觀念不僅要改變,更要明文規定:「被告自白只能作為補強證據,必須以物證做為證據中中。」

檢察總長陳涵也舉出因為蒐證出問題,而提起三次非常上訴的另一案例。該案被告涉嫌搶銀樓並砍傷被害人,但是警方查扣到視為「贓物」的金飾,被害人卻指認,根本不是其銀樓的失物。而另一涉案共同被告的自白中載明,他們從五樓潛進銀樓搶劫,但是判決確定後去勘驗現場,才讓現該棟建築根本只有三層樓高。

證據採用的標準是蘇建和案最受批評的一點。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包括不在場證明、對警方刑求自白的指控、要求傳喚證人,以及申請調閱證物、勘驗現場等要求,都因為不足採信或法官認為沒有必要,而不予採用。

至於所謂涉案的物證,包括血指紋及查獲的警棍、被害人家中鑰匙等,都僅能證明已這軍法處決的王文孝犯罪。現場並沒有其他三名被告的指紋、採得的十二根毛髮也均為被害人及其家屬所有,「贓款」二十四元硬幣,亦無血跡反應。至於作案工具開山刀、水果刀及血衣血褲,也一直末尋獲。

不是你,是誰?

反觀去年的辛普森案,即使大多數物證都傾向指出辛普森有涉案的嫌疑、甚至在全美電視轉播下,演出高速公路「飛車逃亡記」、大多數人在心中都認定辛普森有罪;但是由於對不利被告的證據採取嚴格認定,要求必須完全「無合理懷疑」才能被採用,最後,辛普森終究還是無罪釋放。

拿美、台一樣飽受爭議的兩案相較,在美國,被告的權益受保障,我國卻常常相反。一位律師說,我們是一旦有「合理懷疑」即處罰,他苦笑道,也許這是因為過去戒嚴時代的「遺毒」或是軍法嚴辦的影響。人本基金會執行董事史英也指出,在一般人觀念裡,被指控者必須負起證明自己清白的責任,就像每個人小時候都曾經被「不是你,是誰?」的質疑,狠狠逼問過一樣。

雖然目前論者幾乎將「矛頭」指向最高法院,但是一位參與聲援三名死囚連署的法界人士也承認,這樣的指責不盡公允。持平而論,最高法院對三名死刑犯的上訴並非一直採取負面的態度,在判決確定前也曾撤銷過二審判決、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這多少反映目前法官「升遷」制的缺失。目前年輕初執正義天秤的司法官在一審,而到二審,甚至最高法院被視為是升遷。於是造成經驗較少的法官,卻站在壓力極大的第一線。與國外司法官,只論年資,而無所謂升遷的制度大不相同。

不扎實的基本功夫

因此從某個角度來看,蘇案揭露出,司法必須將整個偵查審判的重心擺在一審,讓優秀、有經驗的法官、檢察官能夠留在第一線。同時,為了案發之初能爭取時效、接近事實的真相,在遇到「大」案時,也不應用一般的分案方式偵辦審理,而該由有經驗的檢察官,甚至是主任檢察官偵辦,審判時也應該由有經驗的法官來擔任庭長。

下級審的經驗不足、「基本功夫」不扎實,加重了上級審的負擔。然而到二、三審,卻又因為距離事實的發生已經太久,導致一些物證已不存在或查證不易。

陳涵也同意,司法官的經驗對於司法的品質有相當地影響。但是,他認為,剛出道的司法官,如果辦案時全神貫注、盡心去偵查,也可以「勤能補拙」;但問題是;司法官的人手不足。如果能夠改善這個老問題,讓每位司法官辦的案子不要那麼多,調查時間多一點、判決書的製作就會仔細一點,錯誤自然就會減少。

在和台灣一樣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修得博士學位的陳志龍,形容目前蘇案已經到了「很難收尾」的地步。前面偵查工作沒有做清楚,到後面審判要再查明,已經太晚。即使現在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在許多物證都已經消失的情況下,高等法院在審理時也會有困難,這已經不是黑白「絕對值」的問題,而是面對這類案件,到底要採何種法律政策。

只是現在陷入的兩難困境是,就檢方來說,他們對證據沒有絕對把握,認為判死刑太重;以院方來說,改判無罪不可能,但是在現行可以假釋的制度下,就算判無期徒刑,也有出獄的機會,被害人家屬自然不服。陳志龍認為,唯有立法增訂能和社會永久隔離的「終身監禁」,才能稍稍紓解法官在面臨判決時所承受的壓力。

在蘇建和一案中,備受聲援團體推崇、但也不免招致司法界內一些批評聲浪的檢察總長陳涵,一再強調,關於此案,他純粹是「站在法律的立場,並不涉及原判決的事實認定問題。」他並不希望外界將檢察總長「依法」提出非常上訴的舉動,賦予太多複雜的意義。

平均一年要提出四、五百件非常上訴的陳涵表示,他當然希望提起非常上訴的情形愈來愈少。這代表著錯誤判決或違背法律的判決減少,意味著法官、檢察官的素質水準提高,人民對司法的信賴也提高。但是在還沒達到最好程度之前,他說:「有錯還是要補救」。

輸贏勝負非目的

「司法必須是活生生的。」陳志龍表示,司法權必須能被批判及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並不代表司法不對。」也唯有如此,才能證明司法是「活」的。

「就像有些疾病一樣,目前沒有藥醫,只能先拖下去尋求解決之道。」陳志龍認為,既然爭執的兩方都各有觀點,所提出的證據又不是都沒有瑕疵,只好找出兩方都可接受的折衷方案。先化解死刑的緊迫性及一旦實施即不可回復的特性,再來尋找事實的真相。

辛普森辯護律師之一在宣判後發表意見,認為該案「只有上帝知道誰是兇手」。由於陪審員或法官不是上帝,縱使他們錯放了真兇,也比萬一冤枉了無辜者更無可歸咎。

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盜匪案,不論是聲援團體的奔走呼救,抑或是死者家屬拿著受害者骨骸的淒厲控訴,長期煎熬下來,雙方的悲慟都令人不忍。事實的真相,因為時間的久遠也許已難還原,但是少些情緒性的議論、找出共同的解決辦法,也許才是真正的救濟之道。

誠如一九五七年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件案例的判決意見所顯示:「政府之於訟案,其目的應在於求得正義的實現,而不應在於求得不合理之勝訴。」司法不同於任何競賽,最終目的不在輸贏勝負,而是為追求正義的真正實現。四十年前法官的這句諄諄宣告,聽在對今日蘇建和案爭議不休雙方心中,應該是最語重心長的呼籲。

案情簡介

民國八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時左右、汐止鎮發生吳銘漢、葉盈蘭夫婦遭人殺害事件--吳銘漢身中三十六刀、葉盟蘭身中四十一刀,二人皆因失血過多當場死亡。同年八月十四日,依現場採得一枚可供辨識之血指紋,借提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之現役軍人王文孝,其坦承侵入其對門鄰居吳姓夫婦家中,一人犯下強盜殺人,後來,王文孝供出在陸軍步兵學校就讀之胞弟王文忠,涉嫌在作案時為其把風,另外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三人共同犯案。同時,自白之罪行亦從強盜殺人,加重到強盜、強姦、殺人。

(徐子婷)

法官對本案的疑點

.警方刑求逼供

三人為何於檢察官偵訊時不向檢察官說明曾遭刑求一事?如自白真為警方刑求而得,又如何會允許不一致的情況發生?

蘇建和在警方警訊時,完全否認犯案,並無自白可言,直到檢察官偵訊時,非但自白其犯行,在檢察官詢以:「警訊時你為何不承認?」答稱:「我害怕。」最後並表示:「我迷迷糊糊跟著王文孝作案,我現在很後悔,希望法律給我更新做人的機會。」

三人於遭又方逮捕後(民國八十年八月十五日),隔日送往士林看守所,在新收被告之健康檢查表顯示,並無曾遭刑求之證據。以蘇建和為例,檢查報告中記載其「左、右手紅腫,左膝瘀青」。與他在法院指稱遷刑求,導致鼻青臉腫、灌水後流鼻血,遭電擊棒電擊下體造成潰爛等受傷部位,完令不符。

.被告於犯罪過程自白不盡相符。刑事被告基於保護自己之天性,或基於其他因素.供詞反覆、避重就輕,誠屬當然。

.現場只發現王文孝一枚血指紋,為何未發現蘇建和等三人指紋、毛髮?蘇建和等在自白顯示,被告等於犯罪後,曾清理現場,刻意湮滅證據。因此不能以僅發現王文孝一人之指紋,而全盤否定王文孝之明確指證、被告人自白王文忠之證詞及其他相關物證之證明力。

(徐子婷)

本文出自 1996 / 08 月號

第122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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