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對這五年的新聞局長任內工作，什麼是你最滿意的？什麼是覺得做得不夠的？
答：第一，我覺得我的收穫非常大，尤其在快要離開時，各界對我的反應，可看出他們對我是很寬厚的。第二，這位置過去幾年當中，給我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可以全力地去推動我理想中的多元、開放、進步、服務的觀念，甚至是誠實的態度。
從有線電視或無線電視的開放，從電影、出版界、國際書展等的努力，只要是想做的，其實空間很大，就看你自己敢不敢做。
第三，在這個時代，在政府裡工作，只要你肯努力、認真、用心，民眾是樂於給你機會的，而且會很迅速、很慷慨地給你反應。
政府是最大服務公司
問：是否有現在正在推行，但未完成的工作？
答：第一個就是有線電視的建設，在目前到了一定的程度，自閉鎖到開放，從非法到合法，從黑暗到陽光；它在變化中，目前還未能達到理想的地步，還是充滿了比較不符合社會期望的色情、賭博。我希望它能儘快改善，因為它發展得那麼快，影響力很大。
不過大家要注意的是，第一點，社會已經開放，你在電視上就很容易會看到一些你不喜歡的，或是色情的、低俗的東西。
第二點，它與過去非法的狀況比較起來，有進步，但是這個進步不夠，所以我希望有線電視能朝正常的、對社會有貢獻的方向去做。
問：過去幾年來，新聞局的角色在轉變，針對有線電視這件事情來講，新聞局角色是什麼？如何管理？如何輔導？
答：新聞局是站在執法的立場。事實上，每一個社會現象都有一定的法律規範，政府也要有一個單位執法。不是都是新聞局在管理、規範、約束。你不犯法，我絕不管你，但你絕對不能犯法。
站在社會責任、政府責任的立場，新聞局提供訓練，協助他們出國拓展商機、維持合法的制度、打擊不法現象、提供獎勵，使他們能夠繼續改善，以免造成不良的競爭。
政府的角色本來就要變，政府基本上就是一個最大的服務公司，以我的服務來爭取你的支持，本質上是這樣的。
問：政府在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也列入媒體中心，要走上自由化、國際化。可是，我們反過來看看台灣，除了電視開放，可以看到國際媒體的電視台外，我們的報紙、電台在國際化上似乎並沒有做得很好，這是什麼原因？
答：電視是最容易國際化的媒體，而各個媒體的性質也不一樣，因為報紙如何國際化呢？除了一、二個國際版及一些國際文章外，基本上還是中文表現，因為不可能把美國的紐約時報整個翻譯過來，而且國內對國際資訊的注意是有一定程度的。廣播更不可能把外國節目全部翻譯成中文，只有電視，它的本質最易國際化。
問：大家對你的評價是你的溝通能力很強，很能夠理解包括政府官員、媒體的需要，而盡量誠實、坦率地來溝通、幫忙。那麼請問，有許多人認為新聞局長是行政院長的化妝師，你認為你又是如何去扮演這個角色？
答：我來新聞局的那一天開始就表示，新聞局長不應該是行政院長的化妝師，我認為應該是傳真機。
政府的發言人最重要的是使大家對一個政府有信心，你可以不講，但永遠都不可以講謊話，用謊話來誤導別人的時代早就過去了，誰那麼笨，三天就知道了嘛。所謂的傳真也並不是心中有事，完全不瞞說出，你能講的講，不能講的還是不能講。最少你講的都是實話，你不會爾虞我詐，也不會誤導、利用、欺騙別人。
我想這四年八個月來與記者朋友建立的一個共識就是不說謊，這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政府，為社會，如果這種風氣繼續下去，就可證明「講實話，不講謊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當然也許你會間我，怕我講多了會傷害院長，這不就失去功能了嗎？我自認為我沒有這樣。我認為很多事情應從一個幫助了解的角度去看，也許院長不是聖人，他也會做錯事情啊！當他做錯時你要分析讓別人了解，這並非是化妝，了解遠比化妝重要。
我們自己在變
問：近年來，國際媒體對台灣的報導和以前不同，正面的多、負面的少，你覺得根本的原因何在？
答：我認為是我們自己在變，所謂國際和國內，國家的界線是愈來愈模糊了，換句話說，你是什麼樣子的國家，別人一眼就看得出來，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國際形象的改善，第一就是因為國內狀況的改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你藉機會讓別人了解我們在國際間做傳播工作做得是最努力的，這也是實話。
我來新聞局，我們的國際工作人員跟我說，他們做的是良心工作，愛做的話，就努力去做，不愛做的話別人也不知道，這完全是憑良心做事；他們是鴨子划水，做很多事情別人是看不到的。後來我告訴他們，在國際上做國際傳播，我個人認為絕不是良心工作，也不是鴨子划水，因為你做得好不好，明天有沒有見報就馬上看出來了。
問：您駐美工作的優先順序為何？
答：現在最重要的是美國行政部門公開表示，我們與他們之間要加強溝通，既然他們也表示要加強了，我們自己更應該要加強。但這也並不表示我們就會忽略了和國會、民間、輿論、與白宮的連繫，但無論如何，當務之急是恢復正常管道的溝通與交往，強化彼此的信心和信任。
問：最近這一年，中美關係上發生了一些事情，不可否認地，美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三角關係是互為影響的，在這方面你有沒有什麼構想？或是具體的作法？
答：我個人認為現存的問題主要在互信方面，其實談互信還算是奢侈，連了解都不夠，說什麼互信呢？說了解，首先要談溝通，溝通的管道都沒有，要怎麼溝通呢？我覺得我們和中共之間存在著許多問題，是因為彼此之間有了誤會，某種程度上，在台北和華盛頓之間也會有這種誤會。
李總統去訪美時，他們認為這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問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的想法是，不能中華民國的總統一旦做了總統，連一個私人性質的訪問都被剝奪，這是基本人權的剝奪嘛！不能一直認為我們沒有邦交，就不做正式、政治性的訪問嘛！不能說我們的總統做了總統，就連回母校看一看的權利都沒有，哪有這種道理呢？
從這種三角關係來看，我覺得加強溝通、增進了解、建立互信，是當務之急。
問：你在前一陣子去法國時，曾經表示我們要參與聯合國，而不加入聯合國，可否具體說明？
答：參與是一個定義較廣的名詞，因為談到加入，前提就是我們要做會員國，現在我們是不是一定要以會員國的方式加入聯合國呢？我們沒有公開講過，我們現在講最多的是我們認為應該讓國際之間知道，台灣有二千一百萬人，是很重要的一個政治實體，卻在聯合國中沒有代表性，甚至在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當中我們都缺席，這個現象是很大的問題。
怎麼解決呢？我們應該有一個Study Committee(研究委員會)，現在連研究委員會都還沒建立時，我們不能就說現在要重新加入，我們只能說是重新參與。
希望是平行線
問：你覺得你在這個時點擔任駐美的工作，哪些情勢對你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
答：我們國家的政治改革對我們絕對是有利的，我們真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國際形象改變、國內的經濟、政治的改善，這些都是有實力的。
在這一陣子的互動以後，我們開始了解到溝通是重要的，甚至從某種程度來說，大家的政策、立場或底限都比以前更清楚一點了，這應該是有利的。
不利的現象就是，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美國顯然對我們不夠了解，中共對我們的誤解還是很深，所以為什麼我說，能夠澄清這個誤解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有人說，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注定在今後二十五年不會是快樂的關係，它們如果不快樂，我們會承受很大的壓力，所以不利的因素就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還有一個不利的因素是中共愈來愈體悟到它與美國之間關係的重要性，所以它在美國的活動性質也比過去改變很多，它所用的公關公司，老實講比我們大得多，它對國會加強努力，引用了很多我們的作法。
問：在這三角關係裡面，你覺得「一個中國」這個問題在中美關係上會成為一個結嗎？
答：坦白說，我們最希望的是和美國的關係以及中共和美國的關係是二條平行線。我們做為一個不平衡的三角形的尖端已經吃虧太久了，我們和美國關係的重要性和來往的程度，實質上已超過許多國家和美國的關係，所以我們是希望走平行線，美國可能也希望是平行線，但中共總是以一個三角形來做。所以如何能使它逐漸脫離一個三角形的思考，我覺得是我們該努力的地方。
問：從新聞局長走向外交官，你個人的感想和壓力是什麼？
答：第一個是我知道新聞局長是一個政府單位的首長，我自己可以做許多政策性的決定，我自己負責就好了。但是我做了駐美代表以後，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政府機構的首長，心理上要做一個調適，必須服從我的長官給我的命令。絕大多數的命令從外交部來，我是在前線推動我的命令；我可能是個指揮官，但不是個元帥，或是決策首長。所以我現在講話或做事我都去找北美司。
另外一個要調適的是工作壓力。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外交官就是不能百分之百說實話，外交官是必要時要眼睛看著對方，然後講出與事實不同的話，之後第二天你看到他，自己明明知道講的話不對，他也知道，但也不會覺得怎麼樣。這也是我要調適的一點。
(王力行採訪，陳貞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