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花了數百年才說得出:我是澳門人

文 / 一流人      2018-03-07
為何花了數百年才說得出:我是澳門人


一個人跟一個城市要經歷多少歲月,才講得出一句「我愛你」?在澳門,這竟然需要數百年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從來非常模糊,但過去十多年經歷社會巨變之後,澳門人也終於喊出「我是我」,並對這城市說出「我愛你」,一種本土身份終於被確認。以往澳門人身份的相對空白提供了某種包容度與可能性,後來這澳門身份建立在懷舊情緒與保育意識之上,同時也滲入了排外態度。本土身份其實是把雙刃劍,澳門是很好的案例。

沒有澳門身份的澳門人

如果身份認同就是去回答「我是誰」,然後大聲講出「我是我」,那麼,澳門人大概是等了數百年才講出這句話。

我在本書第一章提到,九十年代留學海外的澳門學生,有時會在外國人面前自稱香港人,這不只因為港澳地域接近,而是牽涉微妙的身份認同。一個住在英國劍橋的人不會因為鄰近倫敦而自稱倫敦人,一個住在新竹的人也不會因為鄰近台北而自稱台北人,他們寧願多費一點唇舌向外人說明自己來自哪裡。但是,為什麼澳門人會自稱香港人?這牽涉到澳門人如何看自己。

當年澳門人沒有鮮明的身份認同,也自覺外國人不會認識澳門,有時就貪圖方便依附在香港人身上,背後則是某種微妙的認同(註一)。當年不少澳門人在外國並不會自稱中國人,這倒不是說澳門人抗拒中國身份,事實上,尤其比對香港,澳門人普遍對中國身份並不反感。但是,澳門人看到自己跟大陸人的鮮明差異,年輕一代也就在外地較少直接自稱中國人。 

香港本土身份的出現

討論「我愛澳門」這宣言之前,香港人建立「我愛香港」的論述過程值得借鏡。同樣是前殖民地,港澳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不少研究顯示,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人並不以香港為家,他們大多抱著寄居心情。這種心情巧妙地表現在粵語片中:影評人林超榮曾提到,六十年代著名的粵語片演員伊秋水在電影中最常講的對白是:「有咩大不了,最多咪返鄉下(有什麼大不了,還是可以回家鄉)!」(註二)作為移民城市,香港只是一個暫居之所。

在七十年代,香港人開始建立一套本土論述與香港身份,這種論述來自政府、民間與外人目光。其時,經過了反殖民政府的「六七暴動」(註三),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在一九七一年上任,港英政府開始推行一系列利民政策,包括免費教育、公共房屋、打擊貪污等,那是為香港的現代化奠基的「麥理浩時代」。與此同時,政府積極建立香港人的本土身份,例如舉辦大型活動「香港節」,公營的香港電台製作《獅子山下》及《屋簷下》等節目,凝聚當時市民對香港的認同與情感。到了七十年代,對比著中國大陸的文革亂象,越來越多人視香港為家,歸屬感大大增強(註四)。

來自民間的,則有當時新興的廣東話文化,強勢的香港傳媒讓方言取代了國語,突顯香港獨特性。在六十年代,香港人看很多國語電影,主要聽台灣的國語歌,當時沒有所謂的「香港人」,而是以「廣東人」、「福建人」、「北方人」等來稱呼。一九六七年,剛好就是「六七暴動」發生那年,TVB無線電視台啟播,這個純廣東話發音的電視台漸漸站穩住腳,後來成了推動本土文化的重要力量,例如,星期五晚播放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既有娛樂又有社會諷刺,對於「香港」與「香港人」這共同體的建構起了重要作用。 

從七十年代開始,香港電影的本土性亦漸強,許冠文的喜劇《鬼馬雙星》及《半斤八兩》等都緊貼社會動態;同時,廣東歌也開始大行其道,慢慢取代國語歌的地位,許冠傑的歌既是中英夾雜,又用輕鬆方式講社會現象,風行一時,為香港流行音樂奠基。從電視、電影到流行音樂,廣東話流行文化提供一種過往從未出現的身份想像,推動了新興的香港意識與本土身份(註五)。

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與本土流行文化的風行,建立了自足而豐富的一套香港論述,創造了香港人的城市身份。同時,香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日益重要,在國際社會已是響亮的名字。香港人到了外國,一句”I am from Hong Kong”就行,不必借助中國來自我介紹。無論對內對外,香港的形象都非常鮮明。 

到了八九年代的移民潮,當人們憂慮九七後的香港前景之際,香港論述繼續被強化:「香港幾好都有,我邊捨得走(香港多好的東西都有,我怎麼捨得離開)!」一個洋酒廣告(註六)把一種「我愛香港」的自傲說得傳神。當時,不少香港人移民之後也總是說:「唉,加拿大(或澳紐)好悶,邊有香港咁好,乜都有(哪有香港那麼好,什麼都有)!」

那時,香港已是亞洲的國際都會,而張國榮、梅艷芳、成龍及周潤發等巨星揚威海外,香港人的認同有所依據,香港人的驕傲合情合理。過去四十年,香港人愛香港,從來可以宣之於口。這不是一句話而已,它是一種社會力量:支持文化保育,因為愛香港!為環保反填海,因為愛香港!爭取民主制度,因為愛香港!一種論述的出現,從不是紙上談兵,而可以化成行動、社會力量。

然而,澳門卻幾乎從沒有出現類似的一套本土論述,我們從不知道應該怎樣看自己、講述自己。我們對自已的認識,有時甚至要假手於香港傳媒(註七)。對比香港,不難發現以前的澳門人與「我愛澳門」的距離。回歸之後,官方宣傳的「愛國愛澳」又始終缺乏來自民間的情感力量。

澳門身份出現的契機

 

澳門人為什麼沒有鮮明的本土身份?在政治上,葡萄牙跟英國的國力相差太遠,澳葡政府亦不曾像港英政府一樣勵精圖治,相反,回歸前澳門人普遍對政府管治多有怨言;再加上葡文的隔閡,澳門人就連政府公告都看不懂。當香港人的身份跟當時港英政府的善治有關,澳門人卻始終難以借殖民政府建立認同感。在文化上,長期積弱的澳門媒體沒有挖掘本土問題、推動本土文化,更枉論提供一個建構本土身份的平台;澳門亦缺乏流行文化工業,精緻藝術也大多走不出澳門。在經濟上,澳門的地位就更與香港不可同日而語;香港人以國際大都會的地位自豪,澳門人卻難以因為黃賭毒的生意而驕傲,尤其在過去,澳門連具規模的賭場酒店也沒有。

在教育方面,澳門學校用的多是香港或大陸的教科書,幾乎沒有本地元素。我自己讀中小學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在歷史課學過澳門歷史,沒有在中文課讀過澳門文學,也沒有在公民課學過有關澳門的社會或政治知識。過去幾年,才有人倡議本土教育,開始編撰相關教材。

澳門的本土學術研究的起步亦晚,殖民政府並不著緊大專教育,第一所公立大學澳門大學在一九九一年才成立。長久以來,有關澳門的人文社科研究薄弱,例如直到二○○八年澳門大學才成立了全澳門第一個歷史系。本土研究的缺位使得後起的研究者忽視澳門論題;由於缺乏研究累積,很多人要寫論文時會認為本土論題不重要,最後選取香港、台灣或其他地方的題目去寫。再者,澳門沒有商業出版機制,就算有重要的本土學術或文學作品推出,也缺乏推廣宣傳,這些書難以進入讀者視線,台版書及港版書一直雄霸澳門圖書市場。種種原因,導致澳門沒有建構出一種澳門論述與本土身份。

終於,從九十年代末開始,情況有所變化。首先,一九九九年的回歸令澳門被外界關注,被外地媒體報導。雖然澳門回歸受注目的程度遠不及香港,但這個歷史契機仍然在民間催生了一些本土話題,關於澳門的歷史、政治,以及回歸後的經濟前景等等,而《基本法》(註八)中的「澳人治澳」亦是對本土身份的某種肯定。當時的討論或許欠缺深度,也帶著官方味道,甚至沒有深入民間,但仍為日後澳門身份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第二個契機是二○○五年登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澳門人一直跟文化遺產朝夕共對,但因為沒有本土歷史教育,很多老建築當年也不對外開放,我們與自己的文化遺產之間也就有一道鴻溝。二○○五年是很特別的時機。當時回歸已有五、六年,澳門人開始尋找本土文化與自我身份;同一年,由一間中學的師生編著的兩本書《澳門街道的故事》(註九)及《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註十)在坊間引起迴響,很多人驚覺原來澳門的小街巷及舊建築有那麼多故事。聯合國的加冕可說是及時不過:藉著被世界認可的世遺,澳門人終於有了一樣可以寄託本土認同的文化代表,這是賭場做不到的。

這一方面令澳門人突然有了本土歷史文化的覺醒,另一方面則給予澳門人另一雙看自己的眼睛。不少澳門人長期用香港的國際都會標準,覺得澳門太小又不夠現代。但是,世遺的光環提供了另一標準:我們沒有維多利亞港,沒有發達的地鐵系統,但這裡的歷史與建築竟是如此珍貴。原來,小與舊也是一個美好城市的標準,澳門有豐富世遺而香港沒有!這正是當年建立自我形象的澳門人所需要的。

經濟的火速發展亦微妙地成了建立本土身份的助力。剛剛提到,以往澳門人沒法從那簡陋的賭業得到自豪感,但自從有了大型外資賭場酒店,有了火紅的旅遊業,澳門在外地媒體頻頻曝光:一時間,太陽劇團進駐,國際巨星紛紛來開演唱會,世界性體育競賽在澳門舉行。不只兩岸華人對澳門的認知度大增,就連西方社會也從對澳門一無所知變得略有所聞。從此,澳門的形象從小賭場與三溫暖變成拉斯維加斯式的高端觀光勝地。 

圖說:過去十年,一座座彷如巨獸的賭場酒店在路氹城拔地而起。(陳顯耀攝/遠足文化提供)

雖然,很多本地人對於澳門變成超級賭城是心情複雜的,一方面因社會問題湧現,另一方面這仍是廣東人稱為「偏門」的生意,但無論如何,澳門總算知名度大增。而且,甚至連以前不大看得起澳門的香港人都對澳門改觀,有人羨慕澳門經濟好,政府每年派錢;香港媒體對澳門的報導大幅增加,從娛樂設施、經濟發展到社會狀況都有。澳門人心深處雖然百感交集,但總算比較可以「抬起頭做人」。

註一:關於澳門人對香港的微妙認同,以及香港元素在澳門文化中的重要性,請參閱本書第一章。

註二:林超榮,<港式喜劇的八十年代——從許冠文到中產喜劇的大盛>,載於家明編《溜走的激情: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9,頁154至174

註三:請參閱本書第一章。

註四:呂大樂,<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發展歷史>,載於高承恕、陳介玄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1997,頁1至17

註五:朱耀偉,<早期香港新浪潮電影:「表現不能表現的」>,載於羅貴祥、文潔華編,《雜嘜時代:文化身份、性別、日常生活實踐與香港電影1970s》,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頁195至207

註六:八十年代香港一個洋酒品牌「人頭馬」的電視廣告。

註七:本書第五章會談到主流香港電影對澳門的呈現。

註八: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註九:林發欽編,《澳門街道的故事》,澳門: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

註十:林發欽編,《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澳門: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   

本文節錄自:《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一書,李展鵬著,遠足文化出版。

關鍵字: 閱讀兩岸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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