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三月間，我曾在《百年筆陣》寫了一篇「滿街抗議聲，誰來關心病患權益」，以親身經歷來訴說到大醫院看診的苦處，經熱心友人把文章轉發給長庚醫院的管理階層，獲得立即而善意的回應，相關醫療部門的主管甚至在電話中聽我細數院內缺失，並虛心展現改變現狀的企圖心；可惜不久之後，四月中旬的某個深夜，家中高齡長輩因劇烈胸痛導致心肌梗塞緊急送醫，抵達林口長庚急診室後，發現醫護人員明顯不足，處置急救病患的程序也不夠明確。病人躺在病床上十餘分鐘無人聞問，經過三催四請醫生才來做初步診斷，之後卻未留下片言隻語，更別說向家屬解說病情嚴重程度如何，僅由一位護士前來抽血，並好整以暇地吩咐病人「一個半小時以後來聽取驗血結果」。當時的處境，十萬火急，我乃在忍無可忍之下大聲向急診室主任提出抗議，而對方也反脣相譏，態度強硬且充滿不耐。我心想，急診室裡這般草率的作業流程與如此冷漠的工作人員，怎能滿足病患家屬焦灼的心情與高度的期待？又怎能善盡首屈一指的大型醫療機構濟世救人的神聖任務？不久之後，長庚急診室引發集體請辭風波，廣受社會注目，可謂其來有自，對於有過類似遭遇的病患來說，更屬意料中事。
不過，九十五歲的長輩從急診室被送往加護病房裡救治，共待了四天，並順利完成支架手術。整個檢查、照護和醫治過程中，病房內所有的人員都表現得熱誠、細心、周到，彷彿進入另一個更具人性化的世界，感受截然不同。可見，教學型大醫院縱使病人眾多、事務繁雜，若管理者有心要提升醫療服務水準，洵非不能，而是不為也。
提起醫院，一般小民的感覺可能十分複雜。一方面，它能救命、治病，乃至於解決人們身心的疑難雜症，擁有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尤其對於受診獲益的病患而言，負責診治的醫師更有如再世恩公或天降救星！再加上近代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高齡化社會中醫療專業資源的極度缺乏，在在都逼得病人和家屬總是懷著惶恐與謙卑的心情走進醫院，接受治療。
可是，另一方面，現下大型醫院紛紛引進現代管理制度，採行利潤中心評鑑機制、注重個人生產力和單位成本效益，其經營模式已與一般企業無異，須將本求利，錙銖必較，把獲取商業利益做為經營首要目標。無奈的是，病人雖然有了「消費者」的身分，也付出「消費」的代價，卻並未得到應有的保障與尊重，構成一種不符對等原則的醫病關係。而政府主管官署依然從法令層面予以消極性的查察，自認已盡監督之責，實則完全忽略了道德層面的公眾利益與社會正義。
當然，同樣的弊病不只見諸於醫療機構。又如某些成效不彰的學校，雖打著教育機構的旗號，卻淪為偏重營利的「學店」，難免犧牲掉教學品質。再如時下若干不肖媒體，過於追求業務績效，連版面、時段也可秤斤論兩當作商品出售，新聞之取捨概以商業利得為標準，可謂斯文掃地之極致，又怎能奢求其秉持公正客觀之立場為民喉舌？
台灣的健保制度名聞國際，醫療技術與人才更臻於世界一流，但醫療機構的主事者若不能重拾傳統的醫療道德規範，把醫院當做良心事業來經營，廣大的病患永遠無法擺脫弱勢的地位。
本文節錄自：《家國如斯：趙怡兩岸札記之三》一書，趙怡著，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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