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6米蘭-科爾蒂納（Milan-Cortina）冬季奧運落幕，最受矚目的華裔面孔非她們莫屬——自由滑雪金牌谷愛凌（Eileen Feng Gu）、花式滑冰金牌劉美賢（Alysa Liu）。她們一位代表中國，一位代表美國，網路上關於國籍、政治、忠誠度的討論吵翻天。有人說，看完一整頁奧運史，覺得好悲觀。感覺到最後就是用錢堆出來的，有資源的人才玩得起。但真的是這樣嗎？這篇文章來談談劉美賢、代孕小孩與心理學沒告訴你的事。
我從哪裡來？
七、八歲的時候，劉美賢問爸爸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的外表跟其他人不一樣？我不像中國人。」她爸爸劉俊沒有迴避。他告訴女兒：你有一個生理上的母親，也有一個懷你的代理孕母。你是被非常想要你的人帶到這個世界上的。
後來回頭看，這個回答可能比送她去學滑冰更重要。
二十年的追蹤研究會告訴你，一個代孕小孩長大後心理健不健康，跟家庭結構沒有太大關係，跟有沒有媽媽也沒有太大關係。真正有關係的是——有沒有人在他問「我從哪裡來」的時候，願意好好回答他。
代孕該不該合法、流程怎麼走、法規怎麼訂，這些我不碰。我想問的是一個更少人在意的問題：一個在成長過程中發現「我的來歷跟別人不一樣」的孩子，心理上經歷了什麼？她怎麼走過來的？
劉美賢剛好用二十年的人生，走了一遍。
先說她的家庭。
劉俊，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親歷者，後來逃到美國成為律師。他的五個孩子全部透過匿名卵子捐贈加代理孕母出生。他的前妻閻慶新在婚姻存續期間和離婚後都參與了孩子的照顧，孩子們也把她當成媽媽，但她並非生理上的母親。
這不是一個傳統家庭。但劉俊從來不覺得需要假裝它是。後來的研究會證明，光是這個態度，就已經幫了他的孩子很多。
家庭關係的品質，比血緣連結更重要
劍橋大學家庭研究中心的Susan Golombok教授，花了超過二十年追蹤代孕、卵子捐贈和精子捐贈家庭的孩子。這是全世界規模最大、追蹤時間最長的同類研究。結論跟大多數人的直覺不太一樣。
在孩子兩歲和三歲的時候，代孕家庭的親子關係甚至比自然受孕的家庭更正面。代孕父母的養育壓力更低，親子互動更溫暖。Golombok認為，這可能跟「非常想要這個孩子」的動機強度有關。
到了七歲，出現了一個短暫但值得注意的變化。代孕出生的孩子，在七歲左右會出現一些適應上的困難——不是行為問題，而是情緒上的波動。Golombok指出，這跟孩子在那個年紀開始真正理解「代孕」的概念有關：我從別人的肚子裡出來。我的家庭跟同學的不一樣。
有趣的是，國際領養的孩子也會在類似的年紀出現同樣的現象。Golombok的解釋是：這些孩子比一般孩子更早面對身份認同的問題。
到了十歲，這些困難消失了。到了二十歲，追蹤結果顯示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完全正常——但有一個關鍵前提：他們在七歲之前就被告知了自己的出生方式。
如果是在更大的年紀才得知，效果就不一樣了。Golombok說，晚期才得知的孩子往往會覺得受到欺騙，會傷害他們對父母的信任，也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發展。
研究最後的結論只有一句：家庭關係的品質，比血緣連結更重要。聽起來像廢話。但這句話背後是二十年的縱向數據，不是安慰人的。
「我是誰」這三個字，為什麼這麼重要？
你可能覺得這是哲學課的題目，或者是文青才會煩惱的事。但發展心理學講的不是那種抽象的「我是誰」。它講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東西：一個人有沒有辦法對自己形成一個穩定的、連貫的理解。
我從哪裡來。我跟誰有關係。我擅長什麼。我在乎什麼。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些問題拼在一起，就是你的身份認同。它不是一個頓悟，是慢慢長出來的。從小到大，你在家庭裡、在學校裡、在關係裡，一點一點確認自己是誰。
Erikson把這個過程放在青少年時期，說這是那個階段最核心的心理任務。做得好，你往後的人生有一個穩定的內在基礎——你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你不需要靠外在的成就或別人的認可來確認自己存在。做不好，你會一直在找——找認同、找歸屬、找一個什麼東西來告訴你「你夠好了」。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拿了很多、做到很多，但心裡始終不踏實。也有些人外在條件普通，但活得很穩。差別往往不在成就，在於他有沒有在該回答的時候回答了「我是誰」。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過程雖然痛苦，但至少有一個預設的起點——你知道你爸是誰、你媽是誰、你從哪裡來。你的長相像誰、你的脾氣像誰，這些日常的小線索都在幫你拼圖。
但如果你是代孕出生的呢？卵子是匿名捐贈的？懷你的人不是養你的人？你照鏡子發現自己跟爸爸長得不像？
你的拼圖從一開始就少了幾片。你一樣要回答「我是誰」，但你的起跑線不一樣。
這不代表你一定會出問題。Golombok的研究已經說了，大多數代孕小孩長大後心理健康正常。但那個過程會更費力。你需要更多的支持、更早的坦誠、更大的空間去消化那些別的小孩不用面對的問題。
劉美賢剛好就是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她在七、八歲就問了。「為什麼我跟別人不一樣？」
這幾乎剛好落在Golombok研究中七歲現象的時間點上。劉美賢的情況更複雜一些——她不只是代孕出生，她的卵子捐贈者是匿名的，她的外表可能跟爸爸不一樣，而且她在一個高度曝光的競技環境中成長。
她爸爸選擇了誠實回答。然後，到了十六歲，事情爆發了。
劉美賢的退役
2022年，劉美賢在北京冬奧結束後宣布退役。她十六歲。
她後來在NBC的訪問裡解釋過原因：「我連自己的節目都不能選，別人幫我穿我不想穿的衣服，我就像一個洋娃娃。」（"People put me in dresses that I didn't want to wear, I was literally just like a dress-up doll."）
大多數報導把這解讀為「訓練太累了」或「壓力太大」。但你仔細想，一個從小被期待成為「下一個關穎珊」的代孕出生的孩子，在青春期同時扛著兩件事：裡面在問「我到底是誰」，外面在喊「你是天才少女、你是華裔之光、你應該拿金牌」。
內在的問題還沒答完，外在的定義已經壓上來了。
她選擇退出。不是放棄。是一個十六歲的人在說：我需要空間。接下來兩年，她去了UCLA，自己選了心理學系。她不是在等答案，她是去找工具。
劉美賢的復出
2024年，她復出了。復出後她在60 Minutes的訪問中說了一句話：「沒有人可以餓我，也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
聽起來在講飲食控制。但十六歲時她說的是「我像一個洋娃娃」，二十歲時她說的是「沒有人可以」——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不用我解釋。
2026年米蘭冬奧，劉美賢拿了金牌。團體賽之後，她接受NBC訪問，說了一句話：「這次完全不一樣。我現在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了。」（"I know who I am as a person now."）
個人賽奪金之後，記者問她這面金牌的意義。她說：「我不需要奧運金牌來驗證我做過的那些決定。」（"I didn't need an Olympic gold medal to validate my decisions."）
然後她補了一句：「這些頭銜很大，但我不想讓它們蓋過我這個人。」（"I don't want them to overshadow who I am."）
你聽出來了嗎？她不是在謙虛。她是在說：這面金牌很好，但它不能定義我。十六歲的時候別人定義了我，我受不了。現在我不會再讓任何東西——包括一面奧運金牌——取代我自己對自己的理解。
從一個代孕出生、匿名捐卵、沒有傳統母親、七歲就在問「我是誰」的人嘴裡說出來，這些話的份量不一樣。
從「我從哪裡來」到「我是誰」到「我選擇成為誰」，她花了二十年。
但同樣是代孕，不是每個故事都長這樣
2025年七月，加州亞凱迪亞，FBI從一棟豪宅裡帶走了二十一個孩子。最小的兩個月大，最大的十三歲。這對華人夫婦——宣國軍和Silvia Zhang——經營代孕公司「Mark Surrogacy」，涉嫌利用代孕產下大量嬰兒後轉賣。保母虐待兩個月大的嬰兒致顱內出血。
同年底，華爾街日報調查報導揭露了更大規模的現象。中國電玩大亨徐波，自稱「中國首父」，透過代孕在美國生下超過一百個孩子。法官問他：你見過這些孩子嗎？他說工作太忙，還沒見過。他告訴法官他只要男孩，「因為男孩優於女孩」，目的是培養事業接班人。法官駁回了他的親權申請。
另一位中國富豪汪輝武，花費鉅資請美國模特捐卵，透過代孕生下十個女兒。目的是培養她們將來嫁給有權勢的男人。
這些案例和劉美賢的故事，用的是同一項技術。但它們之間的距離，比任何法規可以描述的都大。差別在哪？
劉俊想當爸爸。他養了五個孩子，親自帶大，在女兒問出那個問題的時候選擇誠實回答。二十年後，他的女兒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說「我不需要金牌來驗證我的決定」。
徐波想要接班人。他生了一百個孩子，一個都沒見過。法官看了他的陳述，認為他的表現不像一個父親。
這就是Golombok那句話的意思——決定孩子命運的不是代孕本身。是你把這個孩子當成一個人，還是一件東西。當成人的，你會回答他的問題，陪他走過那些不好走的年紀。當成東西的，你連去看一眼都省了。
台灣正在吵代孕要不要合法。2026年初立法院審議《人工生殖法》修正案，代孕條款吵得最兇。商品化、剝削、倫理、孩子的心理——什麼都在吵。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公共討論裡吵來吵去，多半停在大人的層次。大人的權利、大人的倫理、大人的立場。
實際上走這條路的家長，幾乎都認真想過孩子的問題——這對他來說好嗎？他長大會怎麼看？像是Cindy Wu的《志願單親——不需誰來完整我，矽谷科技人的單身生養實踐》（寶瓶文化，2025），書裡就花了篇幅討論這件事。
在歐美，最早一批志願單親的小孩已經長大成人，有些人自己也選擇了同樣的路。家長不是沒想過，他們想得比外人以為的多。但在政策辯論的層面，有系統地去問「這些孩子長大以後，心理上經歷了什麼」的聲音，還是不夠多。
Golombok的研究說，他們可以很好。但有前提。劉美賢的故事說，那條路不容易。要時間、要空間、要一個願意說真話的爸爸、要在十六歲的時候被允許停下來。但她走過來了。
Cindy寫的是一個大人怎麼做出這個決定、怎麼走過來的——包括她對孩子福祉的思考。而這篇文章想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孩子自己長大以後，心理上經歷了什麼？
沒有標準答案。但有線索——看你怎麼對待那個孩子。看你在他問「我是誰」的時候，閃不閃躲。
劉俊1989年從天安門廣場跑出來，不是為了讓女兒拿金牌。是為了讓她有權利問「我是誰」。然後自己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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