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新作「撒謊的信徒」是他作品中銷售得最快的一本書，出書不到一個月就賣了五萬本，登上金石堂、何嘉仁、光統三大書店純文學類排行榜的榜首。但是，這恐怕也是他十八本著作中最受爭論的一本書。
因為書中的主人翁是當今台灣最有權勢，也受到相當爭議的人物－－李登輝。
張大春本人也是當代讀書界的爭議人物，他大學時代就已得過文學獎的桂冠，擔任過人間副刊的編輯、時報週刊的記者，曾經陰錯陽差地挖出當年轟動一時的王迎先命案真相(王迎先當年普被警方誤為其實是由李師科所犯下的土銀搶案匪徒，而遭到逮捕、落水死亡)。他創作力豐富，從事各類文體的寫作，偵探、科幻、歷史、鄉野傳奇，以及自創的新聞體、週記體小說，兼及時論雜文，他說他很難「安分地」固守某一種小說的敘事風格與修辭技巧。
不僅如此，張大春跟他的小說一樣多變－－當過演員，出過唱片「少年大頭春的逃亡密岌」，也具有電視讀書、旅遊節目的製作人、主持人頭銜。有人說他不務正業，是個頑童、精靈；已過世的作家林燿德則聲稱他這一類型的人物會是「二十一世紀的絕代天驕」，永遠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祭出什麼樣的法寶」。
射出文學飛鏢
張大春還有一項絕活，射飛鏢，而且幾乎已達國手水準，曾經有一回在老家的龍潭夜市，靠此絕技射下攤販的所有獎品。
這回張大春向政治投擲出他的文學飛鏢。在「撒謊的信徒」中，他採取一種全知的觀點，俯瞰地描繪書中主角李政男(其實就是李登輝)的崛起，一個平凡、儒弱的知識分子，因緣際會地攀登到政治權力的頂峰。在書中，小說家淋漓地運用他巧妙的寫作技巧，以嘲諷的筆法寫出他認為「材質庸劣、識見短淺的政客」 張大春見過李登輝兩次。第一次是在民國七十七年，因為得到了吳三連文學獎，獲得總統接見。但是卻在見面前，由於吳尊賢指責他不會說台語而差點不歡而散。所以在見面時，他也就抱持一副無所謂的態度。腦海中所留下的李登輝印象，只有「寶裡寶氣」四個字。
第二次是八十三年十月，他與一群青年作家透過報社副刊的安排，與李登輝見了面。李登輝在那個「文學的下午」，首次公開說出包括浮士德、貧乏物語、浮生六記等影響他最深的十本書。但從會面過程中，張大春得到的結論則是，李登輝其實沒有讀通這些巨著，如果不在其位的話，其實應該好好的讀一讀那十本書。
小說家顯然對於李登輝沒有太大的好感，根據張大春自己的說法，他對於李登輝習慣性的「暴言」顯得非常無法接受與忍受，「這反映出他內心深處的不安與焦慮」。從沈昌煥與李煥的「跑腿論」，千島湖事件的「土匪論」，他跟李光耀誰「比較獨裁」，「六萬元一坪國宅」，要求原住民「少喝酒」以改善處境的看法，到鴻禧山莊事件，「就像北方人講的「雲山霧罩」，根本弄不清楚他真正的想法。」
張大春本來就有個「大黑潮」的寫作計畫，他預計要寫的人物是袁世凱、李宗仁及蔣經國。李登輝是放在蔣經國的主軸下發展，本來沒打算在這個時候讓他出現的，只是因為超級電視台找他寫李登輝傳的電視劇本，聯合文學希望他能趕在大選前出書，因此「撒謊的信徒」提早以這種面貌出現。
「張大春憑什麼描寫李登輝，他不過和李登輝喝了兩次下午茶而已。」一位和李登輝有十年交情的資深政治記者，不以為然地表示。，但交情深淺其實不關緊要，引發議論的是，為什麼張大春會以這樣的角度為李登輝塑像：一個撒謊的信徒？
小說與政治對抗
「現實生活中誰不撒謊？」給予張大春小說相當高評價的台大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表示。但是張大春運用「小說虛構的本質，來面對政治人物合理化之後的虛構過程」，在小說創作上是很有創造性與時代性的。因為張大春拋出了一個小說家怎麼去面對政治的問題，張大春的開創在於，把「小說拿來和政治對話，甚至對抗」，王浩威說。
「新新聞」週刊總主筆王健壯稱許這本創作是，「台灣第一本以國家元首為影射對象的小說」。他認為張大春運用魔幻寫實類的繁美技巧、賣弄百科全書般的知識，解構了「國家元首」這個光環的迷思、神話與權威。不論是就文學發展或是政治文化的意義上，「它已經取得應有的位置」。
在現實中，張大春常常面對這樣的質問：「你反李，一定因為你是外省第二代。」對於這樣的標籤，張大春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反感與厭惡」。譬如在總統大選期間，不時有眷村的人向他說，「都是村子出來的，一定要把票投給林郝。」張大春認為這種心態反映出來的，是極其缺乏安全感的集體心態。但是「我如果能不屑李登輝，也能夠不屑這些反李的東西」，張大春拉高了嗓門，罵了聲髒話，拍著桌子說。
聯合文學副總主筆蔡詩萍認為，張大春是一個政治的虛無主義者，對於政治教條或意識形態，他都抱持一貫的嘲諷態度。就好像他當初加入中華社民黨，也都交了黨費。但當張大春發現那是個一人黨的時候，就和黨說再見了。他的性格卻也因此變成小說中一個自由的論述風格，「游移性很強，魅力十足。」蔡詩萍說。
張大春不認為自己是虛無的人，他自認是個尋找的人。每當他處在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位置」時，他就會更清楚自己在想什麼。就像他形容寫完「撒謊的信徒」後的心情是：「我指出李登輝的一步錯，並不表示我希望李登輝步步錯。」
曾有讀者在BBS寫下他們的讀書心得：「這本書讀了好久都看不完」、「大量引用虛實的歷史資料與文字，除了填充文字之外，還有什麼意義？」這就牽涉到張大春寫作時所採取的形式。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張大春在誠品書店所舉行的導覽活動中，向聽眾介紹他推薦的四本書，其中一本是「傅科擺」－－他最喜歡的小說。「傅科擺」是義大利記號語言學家、美學家、歷史家和哲學家文科(Umberto Eco)的作品，書中議論縱橫、旁徵博引、上天下地、出古入今，極其艱澀難讀。從「傅科擺」中，很難不讓人恍然大悟、或者說直接聯想到「撒謊的信徒」這本書的寫作形式。
張大春也不否認，就像許多向大師「致敬」的電影一樣，「撒謊的信徒」是一本向文科「致敬」的小說。因為類似「傅科擺」的文體，用來描寫李政男是再恰當不過了。「李登輝不是很喜歡四處引經據典顯示他的博學嗎？但是其實他根本不讀書。」所以張大春在每一個章節前面都有一段名人、經典的引句，包括尼采、卡繆、史達林、蔣經國、可蘭經都在蒐羅之列，作為一種對比。
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張大春的寫作觀點受到不少的批評。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教授邱貴芬認為，張大春以全知全能，彷彿神一般的地位去進行歷史想像，實在是個滿大的漏洞，他認為在台灣這麼一個「歷史記憶充滿衝突」的地方，以這樣的觀點寫作並不適當。邱貴芬說，在小說中加入自我議論的方式無可厚非，「法國中尉的女人」就是如此，但是那本書承認想像的局限性，「撒謊的信徒」則未能保留歷史想像的空間。
作家李昂則直言她喜歡單純而不加論述的小說，她並且提出忠告「小說家要很小心，不要變成第二流的論述者。」蔡詩萍也認為張大春近年來夾議夾敘的風格益發明顯，除了反映出小說家不安、焦慮的心情外，會不會形成張大春創作上的瓶頸值得觀察。他擔心這種風格強烈到極致處，恐怕會「變成寫論文一樣」。
張大春也不否認，「撒謊的信徒」可能會從「銷售」的高峰向下滑落，因為選舉當時的政治熱潮已經逐漸減弱。總統大選期間，很多新黨的支持者五本、八本買去送人的情景很難再現。
張大春是反權威的，他對權威不耐煩。在「撒謊的信徒」一書中，他對於權力光環的迷思與神話，更是試圖傾全力的加以破解。他在歷史、現實、文學與政治之間遊走、騁懷。就像王健壯所說，張大春發揮了文學家的想像力，「在歷史的空白處尋找真相。」
張大春曾說，用小說顛覆政治才是上策，但他其實也明白小說是不可能顛覆政治的。頂多就像王浩威所說的，對於體制「滲進一些雜質或是造成一些晃動的效果」
如同文化評論者南方朔所說，好的小說必須對歷史、人性「有更深的vision(透視)、有更大的意義」台灣的社會還處在彼此仇恨的地步，時代的意義無從體現，好的政治小說無從出現是件「無可奈何的事」，南方朔感嘆。
張大春在「撒謊的信徒」最後一章的引言中說，創作者是個「尋找深刻文本(text)以便描述獨裁象徵的人」，不論張大春找著了沒有，也不論讀者喜愛或憎惡這本書，張大春的確已經用他的筆桿子造就出了一枚文學炸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