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書的時候，一直有經濟上的壓力，打工、家教不斷。校對、救國團工讀、教外國人說中文、抄佛經、做閱卷助理、寫稅單的名條、編字典，好像什麼都做過。一九七四年大學畢業以後，本來有個教書的機會，薪水還不錯，可是我告訴自己可以兼顧自己的理想和負擔經濟的壓力，所以就決定繼續讀中文研究所。
一九七七年碩士班畢業，果然失業(笑)，過了差不多半年才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拿到隔年的聘書。後來到香港的浸會書院教書，除了薪水比較高，最主要的，是想到一家有中文系的學校教書，這樣才可能繼續我的研究。
走出封閉世界
去香港，才知道原來有一個地方說的是廣東話，一港幣還值台幣八塊錢(笑)。不過，那是我人生很大的轉折點，整個學術的路子也因此展開。
一九八二年拿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做訪問學人，後來又到哈佛；剛到美國有嚴重的文化震撼，每一次上課都是一次震撼。那時候美國流行婦女解放運動，學生關心的也是這個。連上「論語」都會問余英時老師，孔子對性、對女人的看法。對我這個受過很扎實中國傳統經書訓練的人，是很大的衝擊。甚至想過「盡棄所學」，放棄香港中文大學要到手的博士學位，整個重新來過。
文化上的衝擊熬過去後，對我日後的學術研究幫助很大。西方重視詮釋學，解釋歷史都是用當代最關心的問題去看過往，所以他們的歷史是不斷地翻新。有了那樣的經驗，會幫助我在研究思想史時去思考，具有現代性的問題是什麼。
回顧整個研究的歷程，台大自由的學風，讓我感覺到「特立獨行是受尊敬的」，有了強烈想要建塑自己的企圖心。香港讓我打開心靈的窗看到世界，走出中國封閉的世界，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學者和外界的文化。在經歷過美國的文化震撼後，打通了東西方的「任督二脈」，提供一個比較宏觀的視野。
我覺得做任何事，基本工夫很重要。簡簡單單地遵守一些格言，大學時相信「今日事今日畢」，研究所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別人聽了可能都會覺得很好笑，可是這是很實際的。後來沒那麼明確的「座右銘」，不過直百堅信「生命中很大的意義是塑造自己」。
路好像走得有點波折(笑)，不過也許因為當時年輕、也或許是目標明確，所以不論如何辛苦，都不願意放棄學術這條路，這好像是別人對愛情的態度(笑)。念中文系讀到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當時我就想這就是我對追求學術的想法。
人就是一個臭皮囊嘛，如果不思考，一個酒囊飯袋養他幹嘛，所以一定要思考的啊。
(徐子婷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