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書的時候，一直有經濟上的壓力，打工、家教不斷。校對、救國團工讀、教外國人說中文、抄佛經、做閱卷助理、寫稅單的名條、編字典，好像什麼都做過。一九七四年大學畢業以後，本來有個教書的機會，薪水還不錯，可是我告訴自己可以兼顧自己的理想和負擔經濟的壓力，所以就決定繼續讀中文研究所。
一九七七年碩士班畢業，果然失業(笑)，過了差不多半年才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拿到隔年的聘書。後來到香港的浸會書院教書，除了薪水比較高，最主要的，是想到一家有中文系的學校教書，這樣才可能繼續我的研究。
走出封閉世界
去香港，才知道原來有一個地方說的是廣東話，一港幣還值台幣八塊錢(笑)。不過，那是我人生很大的轉折點，整個學術的路子也因此展開。
一九八二年拿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做訪問學人，後來又到哈佛；剛到美國有嚴重的文化震撼，每一次上課都是一次震撼。那時候美國流行婦女解放運動，學生關心的也是這個。連上「論語」都會問余英時老師，孔子對性、對女人的看法。對我這個受過很扎實中國傳統經書訓練的人，是很大的衝擊。甚至想過「盡棄所學」，放棄香港中文大學要到手的博士學位，整個重新來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