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獅子山的作業效率有它的代價。由於這個國家基本上是以軍警而非公衛角度來因應伊波拉變局，因此很難讓社區參與，疫情足足花了一年多才控制下來。
這種強制作法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強迫檢疫，有時不只是全家，而是全村。你的房子是只有兩個房間的泥土小屋，上面蓋著茅草屋頂，一家二十口都住在一起，而你們得在裡面待二十一天，確定有沒有人生病。要是其中有一個人感染了，時間就要重設，全體從頭再被關二十一天。
有的房子被隔離了三個月，因為家族中一直有人感染，時間一直重設。在更早的時候，檢疫單位甚至沒有及時供應食物，因此很容易就會造成挨餓。 和政府當局合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提供食物上做的比較好，但大家還是會隱瞞病例，因為他們不想遭到隔離，有時他們會逃跑，結果讓疫情傳播到其他地方。你能因為他們想逃出這種絕境而責備他們嗎？
控制流行病，要考慮的不只是數字，也要設身處地思考這些數字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日常經驗。這表示要設法了解這些人的處境，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恐懼，然後想出不會讓他們躲藏或逃跑的解決辦法。如果他們把我們當作懲罰者，就會逃跑；如果他們認為我們能提供解決辦法，他們就會參與。要解決規模這麼大的疫情，我們需要他們參與。
但如果我們不先嘗試了解對方，他們永遠也不會了解我們。
不論怎麼宣傳伊波拉出血熱的成因，人們在面對疫情時依舊會有荒唐的作法和錯誤的判斷，而這的確要歸因於漫長的文化史和習慣，很難改變。
在我去考察的科諾區有一座福音教會，有五位牧師，其中兩位因伊波拉出血熱死亡，另兩位正在檢疫病毒，一位則安然無恙。這個教會行許多按手禮，和傳統療法的作法很像，而這正是傳染的大好機會。其中一位牧師把一名接觸過伊波拉病人的婦女藏在偏遠的村子裡，甚至可能提供她醫藥，最後醫療團隊才找到她，把她收容進來醫治。在科伊納杜古地區，有一名傳統的接生婆出現了伊波拉病毒感染的症狀，當地村長叫了一輛載客機車接她去預防性的初級保健中心治療。他原本該撥打專線電話，或警告地區緊急應變中心，請他們派救護車來接她。因為這個疏失，村長遭大酋長停職。此時大部分的孕婦都已經流產並死亡。傳統接生婆有很高的風險會遭感染，這個接生婆最後證實有伊波拉病毒，因此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要隔離檢疫。這回載客機車的駕駛人沒事，但很多這樣的駕駛人卻遭感染而死亡。
這名接生婆送進初級醫療中心時發燒、胸痛，還有其他症狀，但中心的護士卻並沒有綜合這些症狀說：「這可能是伊波拉出血熱。」反而告訴我們說，「她撞到胸部，因此會痛。」最後這名護士和全醫療中心全都得隔離。這時災情已經發展了一年，我們卻依舊看到這樣離譜的疏失。
不論大家怎麼掩飾假裝，人人對傳染途徑都心知肚明。比如有個年輕女性死亡，因為驗出伊波拉病毒，因此被轉給安葬團隊。她母親原本說她突然死亡，並沒有到過其他地方，不可能被人傳染；又說除了住在一起的家人之外，她沒有接觸其他人。但經過盤問之後，卻發現這名女性先是病了數天，然後到診所求診，診所說她懷孕了(不論怎麼定義，我都會把她的男友當作親密接觸對象！)接著她躲進樹叢中。等她回家之時，基本上就只是等死。接下來的查問卻又發現這名女性先前去過自由城，這說明了她是怎麼受到感染。我們聯繫了在診所裡照顧她的護士說：「很抱歉要告訴你，你有一名病人證實染上伊波拉病毒，因此你也要隔離檢疫。」
她答道：「我沒有和任何病人接觸過。我在城裡工作。明天我就會去上班。」次日她回到診所，否認和這個病例有過接觸。但死者的母親卻說她是照顧她女兒的護士。
當這名護士無法再否認曾和這名女孩有過接觸之後，她說：「我穿了PPE。」她指的是個人全身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診所裡還有哪些人？」
「沒有別人，」她說，「只有我一個。」
但我們明明看到有人在那裡進進出出，儘管這種地方並不提供服務，但總有人潮，甚至還有一個男人住在那裡。
「那麼懷孕測試是怎麼回事？」
「我教她怎麼用，她自己做尿液測試，自己把試劑放進尿液，自己讀結果，發現是陽性之後就把尿液倒入後面的廁所，因此沒有人會接觸到。等她走了，我才脫下防護裝備。」
很明顯這全是胡說，這名護士很清楚伊波拉怎麼傳播，也知道自己暴露在病毒下，可能生病死亡，但她依舊盡量不牽連別人，不讓他們被列進接觸對象的名單。只是她這樣搪塞我們，隱瞞資訊，反而使許多人有遭傳染的風險。
本文節錄自：《對決病毒最前線：從流感、炭疽病、SARS到伊波拉，資深防疫專家對抗致命傳染病的全球大冒險》一書，阿里．可汗（Ali S. Khan）著，莊安祺譯，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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