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和十八世紀，英國那些偉大的字典編者，其成就的確很驚人，其才學無可匹敵，其學識可謂天才，他們對文學史的貢獻至為深遠。所有這些都不容否認。可是，儘管就連想到這樣的問題都太殘忍：現在還有誰真正記得他們的字典，又有誰還在用他們的心血結晶呢？
這個問題證明了一件無可逃避的沉痛事實，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很多方面，甚至和這件事毫無關連的地方，卻讓各方面開拓性的成就為之黯然。其實，以今日的眼光看來，相當單純：不論湯馬士‧艾若特、勞勃‧考德雷、亨利‧柯克倫和納山尼爾‧貝里編纂的字典多麼有名，不論「文學界巨人」撒母耳‧約翰遜本人的辭典多麼高明而重要，他們的成就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踏腳石而已，他們編纂的卷帙如今也不過是古董，經過買賣、貯藏，而後就被遺忘了。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主要是在一八五七年，也就是約翰遜的《英語辭典》第一版發行一世紀後，有人提出了正式的建議，要編一本全新的、真正野心之作的大字典，這樣的一個字典編纂計畫在廣度和複雜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前嘗試過的一切。
這個計畫的目標其實相當放肆：約翰遜的辭典裡是英語中選出的字詞——雖然其數量非常龐大，作法也很漂亮——這部新的字典卻要「包括一切」；每一個字，每一點細微差別，每一種不同的意義、拼法和讀音，語源上的每一次變化，每一句可能說明的例句，引自每一位英國作家。
當時只稱之為「大字典」。想起來這實在是一個大膽而愚蠢得幾乎難以想像的計畫，需要極高超的技巧，也要冒可能被視為倨傲的大險。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有的是大膽而愚蠢的人，甘心情願來冒這種險：畢竟這是一個屬於偉大的人、偉大視野、偉大成就的時代。也許在現代歷史上再沒有哪個時代更適合於著手這樣大的計畫。可怕的難題和看來難以應付的危機不只一次地險些使計畫崩潰，處處是爭論和延遲。可是最後（到這時候，那些最早想起這個計畫的偉人之中，有很多已經作古了）那個約翰遜本人也可能夢想過的目標——終於達成。
撒母耳‧約翰遜和他那一組人花了六年的時間完成他的志業，而那些參加完成那部後來成為，到現在仍然是，最後定本英文大字典的人卻花了幾乎一直到今天的七十年光陰。
這部大字典的編纂工作始於一八五七年的蓋伊‧ 福克斯日在倫敦圖書館的那場演講。
李察‧錢尼維士‧特倫奇被當時為他寫訃聞和略傳的記者們正式稱之為a divine（神職者），這個名稱今天已經很少使用，但代表了所有維多利亞時代高風亮節和身分地位崇高的人，他們從事各種工作，而且要穿著教士的服裝。特倫奇在一八八六年過世時，一般人眼中仍只把他視為神職人員——他一路晉升的生涯頗為輝煌，曾任西敏寺大教堂主任牧師，後來又任都柏林新教大主教。他因為兩個膝蓋都受傷了，而不良於行：非因跪拜敬神，而是因為在搭上一艘往愛爾蘭的船時，由跳板上摔了下來。
他在字典編纂史上有名的那夜所講的主題很具吸引力，印在傳單和貼滿倫敦西端各處的海報上的題目是〈論吾人英文字典之不足）。以今日的標準來看，這個題目似乎太平淡了些，但以當時大英帝國的風氣，以及認為英文是最精粹的國語，任何與英文有關的書籍都是維護大英帝國的主要工具的堅定信念，這樣的題目卻相當能暗示出特倫奇博士意欲傳達的衝擊。
他舉出當時的字典有七個主要的問題——大部分都屬於技術層面，在此不必贅述。但他強調的主題卻非常簡單：他說，對未來編纂字典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信條就是要了解所謂字典只不過是「這種語文全面性的清單」，絕非適切用法的指南。負責編纂的人不可能按字詞的好與壞來決定是否選入。可是在此之前所有的人，包括撒母耳‧約翰遜在內，都犯了這個大錯，特倫奇指出，字典編纂者是「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批評家」。不能由一個獨裁者，（「或四十個」他又加上一句，還往巴黎那邊歪了下頭）來決定哪些字該用，哪些字不該用。一部字典應該記錄下在標準英文中曾經出現過的所有字辭。
而這樣一部字典的中心，應該是每一個單字出現或使用的歷史。有些字很古老，現在仍然存在，也有些很新，會像蜉蝣消失不見，另外還有些出現在某一段時間裡，然後繼續存在於其後的一段時間，看來可以永遠流傳下去，卻也有不見得有這麼樂觀遠景的。然而所有這些各類的字是英國語文的一部分，不論是舊的、廢棄不用的、新的，還是未來很有問題的。考慮一下這個重要的問題，特倫奇說： 要是有人需要查任何一個字，都應該在字典裡查得到。因為如果查不到的話，那麼這本書號稱有參考作用的話就是胡說，變成無法參考了。
接下來他更深入主題——要記述每一個字的生命歷程。他繼續說道： 給每個字寫傳，就必須要知道那個字什麼時候出生，要有它的出生登記記錄。當然那不是說什麼時候第一次有人說這個字（因為在有錄音機之前，誰也不可能知道這一點）而是什麼時候寫了下來。特倫奇堅持說：任何一部基於這種歷史學原則的字典，才是真正的好字典，必須對每個字都有從文學作品裡引用的例句來呈現這個字第一次用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之後，每個字也該要有不同的引句，來顯示其意義的轉化和改變—— 幾乎每個字就會像一條銀色的小魚似地搖擺滑動，本身產生很多細微的變化， 也很可能經由大眾約定俗成而改變。「一部字典，」特倫奇說：「是一種歷史性的遺跡記錄，由某一個觀點去看一個國家的歷史，語文走錯的岔路……也許和正確的路線一樣具有教育意義。」
約翰遜的辭典可能是使用引句的先驅之一（有位義大利人宣稱他的字典早在一五九八年就這樣做過），但所有的引句只用來說明定義，特倫奇現在所提出的新觀念則是不僅說明定義，還有定義演變的歷史。也就是每個字的一生故事。這也就是說要讀盡所有的書，引出所有和某一個收入字典的字有關的句子。這份工作會極其巨大而龐然，而且——以一般對時間的想法來說—— 完全不可能。
只不過特倫奇在此提出了一個概念，而這種想法對那個陰濕霧夜裡默默坐在圖書館中那一排排穿著大禮服的保守男人來說，潛藏著危險和革命性。但正是這個概念到最後使整個大膽的冒險計畫得以成為可能。
要遂行這樣一個計畫，他說，遠超過任何一個人的能力。要讀遍所有的英國文學作品，還要讀盡倫敦和紐約的報紙以及最具文學性的雜誌和期刊，必須是「很多人的集體行動」。必須要召集一組人馬，而且是要一大組，很可能要包括成千上萬的業餘義工，而且都要是自願參加的。
聽眾吃驚地竊竊私語，這樣一個概念，在今天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當時卻是前所未聞的。可是，在散會時，有些會員表示這個構想很有幾分道理，有點民主的味道。這個想法和特倫奇強調的思想一致，就是任何一部嶄新的字典本身都該是一個全民參與的產品，這本書要能顯示首重個人自由，以及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自由使用語文，而不需要受到字典定下的嚴苛規則之限制。
像這類的字典當然不能是一本專橫獨斷、專制式的產物，像法國人想的那樣。早已把標新立異和散漫組織升為高等藝術，把慌亂不定奉為圭臬的英國人，最厭恨中歐這種規定、公約和獨裁之類的東西，他們憎惡一言堂的想法，那怕是出自法蘭西學院院士那樣一個團體。不錯，語文學會的很多會員一邊點頭表示同意，一邊拿起他們有毛皮領的大衣和白色的絲網圍巾，戴上高帽子，然後走出圖書館，走進十一月暈黃的霧氣中。特倫奇牧師要徵召義工的意見很好，很值得一做，也是個非常高明的想法。
而後來也因為這個想法，讓一個有才華卻受到精神困擾而未能成功的字典編纂者也參加了這個計畫的執行，這個人就是已退役的前美國陸軍助理軍醫名譽上尉威廉‧卻斯特‧麥諾。
本文節錄自：《天才、瘋子、大字典家：英國百年機密檔案解密，人類文明史上最龐大的英語字典編纂傳奇》一書，賽門‧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著，景翔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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