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趨勢學家紛紛把論點放在亞洲世紀崛起時，以「歷史之終結」享譽學界的社會學者福山，在他九五年新書「信任」中，卻呈現出信任迥異其趣的關照。任職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福山肯定，新世界經濟秩序漸成形，只有信任才是讓社會更具生產力與更安全的大勢所趨。
延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史觀，福山推論，人類會進步發展，是因為有追求承認(struIggle for recognition)的慾望；在「信任」一書中，福山同樣剖析，經濟活動不僅滿足人類物質需求，更是受追求承認的驅動。
學哲學出身的福山，從文化面分析人類經濟活動。他認為，法律、契約與經濟的理性，是後工業時代社會繁榮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國家的財富、競爭力，是由一種文化特質決定－－那就是書中一再高舉的社會互信基礎。社會的道德習慣、約束，將決定其經濟基礎和規模。
大部分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高度信任的文化傳統。美國、日本、德國三大經濟巨國，歷史上都是高信任、以團體為導向的社會。德國自二十世紀初，就有堅強社區組織的傳統；日本社會則一貫以群體導向，兩國推行的是他形容的「共有的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pitalism)。而美國雖擎舉個人主義，但社會深層仍秉承著清教徒的宗教傳統，對社群有責任感與信任。高信任基礎的國家，有豐富的社會性資本，較能培養具彈性、競爭力的大型私人企業。
家族企業建藩籬
福山體會，早期經濟學家認為濃厚的家族主義阻礙經濟發展的說法，並不全然謬誤。家族主義盛行的社會，通常互信基礎也較薄弱，如台灣、法國、義大利等國，在家族、宗親之外，缺乏自發性社團，經濟架構是以中小型的家族企業為規模，除非政府介人(如法國)，否則很難出現競爭力強的大企業。而對外人缺乏信任，更妨礙家族企業轉型為現代化、專業管理的企業。
福山進一步點出，包括台灣、大陸的華人社會，在家庭與政府之間，沒有中間地帶(missing middle)。這個中間地帶，在他看來，就是高信任社會蓬勃的市民社群，所積累出的永續社會力。這種社會力，決定了國家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強弱。
永續社會力是組織民間社團的活力，社團間能相互合作、信任，推倒家族主義的藩籬。而大企業若要轉型為較有彈性的小組織聚落，依賴的就是互信的程度與社會性資本。福山肯定，最有效的社會性資本，就是社團群體互信互動而成的永續社會力。
據一九九０年美國財星雜誌的調查，在太平洋盆地一百五十大企業中，只有一家是華人企業，就是國營的中油公司。雖然經濟學家普遍看好華人經濟圈前景，福山卻點破，華人的低信任傳統，將影響社區經濟規模與體質現代化。
福山剖析，由於對外人不信任，華人企業較難將專業經理人引進家族企業，無法真正現代化、制度化。家族企業有活力，利潤也高，但無法建立體制，成為永續經營的大企業。企業通常傳到第三代就壽終正寢，這種企業活力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形，他稱之為「巴登布魯克現象」(Budden-brooks phenomenon)。以美國王安電腦為例，王安就是因為堅持交棒給兒子，不信任非親非故的專業經理人，企業終於走上沒落之途。
不「信」撼搖民主政治
反觀同為亞洲的日本，日本企業因為制度化與事業管理，不必靠政府保護，自然出現高競爭力的大企業。在文化上，日本雖也重視家族，但更是群體導向的社會。日本企業的非家族化，早在進入工業化前就開始，啟用專業管理階層，為現代化鋪路。因此企業不會出現創業家交棒後，活力盡失的危機。比如本田汽車，創業家本田宗一郎將兒子拒於企業門外，授權專業管理人，企業活力得以延續。而日本企業聞名的完美主義，在福山看來，就像美國的清教徒傳統一樣，根源於宗教文化。
一九０五年社會學家韋伯(Marx Weber)在「清教徒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書中解析，美國清教徒節儉、互信的美德，推動了美國的資本主義。福山觀察，美國社會個人主義雖盛行，卻有更強烈的社區意識，兩者相輔相成，造就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
篤信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福山論述，一個穩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質，才能維持穩定的民主政治。但美國富有的社會性資本，正在逐漸消耗。
八０年代美國大企業開始進行減肥運動，加上個人主義過分膨脹，他認為這侵蝕美國社會互信的傳統。社會出現信任危機，社會、政治首當其衝。不斷攀升的犯罪問題、法律興訟、家庭結構解體，都根源於此，影響所及，甚至撼搖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
福山引用經濟學者熊彼得(J. Schunpeter)的話，現代資本主義是持續不斷的創造性毀滅的過程。美國的家庭、工作倫理等美德都在這個過程中毀滅，再加上利益團體持續繁衍、電腦網路加速個人化趨勢，社區意識、互信力量逐漸式微，社會性資本大量失血，減損美國整體競爭力。
反觀台灣，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長子王文洋誹聞案鬧得滿城風雨，顯現企業接班還是難脫傳子不傳賢的文化窠臼。根據福山的理論，背後更深刻的隱憂，還是社會欠缺互信基礎。依此推論，以家族企業為核心的台灣經濟體質，若不能建立互信基礎，不僅無法提升競爭力，真正的民主政治也無從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