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習時期
每天清晨，當我開車回辦公室上班時，心裡總是充滿興奮與期待。在公司裡，我和同事們不停的忙碌，主要在規畫電腦的末來演進，我們總盡全力實現各種夢想。
也許讀者對我服務的公司－－英代爾(Intel)，感覺既熟悉又陌生，讓我先略作介紹。在每台個人電腦內部，都有一片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它負責整台電腦的基本運作，大家稱之為電腦的心臟；從一九八一年第一台個人電腦問世以來，英代爾就是微處理器的主要供應者。
我一直覺得英代爾聚集了最聰明、也最具創意的一群員工，我們真的是樂在工作。身為英代爾資深副總裁，我現在的工作是負責開發並推廣一代比一代更進步的微處理器，我常常覺得，這真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工作。
英代爾在一九六八年成立；我在七二年加入時，全公司營業額還只有九百萬美元。當時雖然只是個小公司，但我們一直致力於創新，勇於突破技術的極限，即使今日公司的規模已成長許多，這種追求創新技術的努力仍沒有改變，我們每天仍夢想著為電腦產業創造更多神奇進步。
經常有人問我說：「英代爾為什麼會這麼成功？」或是「哪些因素使你們有今日的成就？」以及「你對高科技公司的經營管理有哪些獨到的心得？」這些問題都很有意義，但卻不容易回答。在我參與高科技產業發展近三十年後，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仔細回答這些問題。我希望能與讀者分享我的經驗，從中體會；永無止境的學習、追求技術創新的極限與勇於嘗試錯誤是多麼的重要！
上海．台北
我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於上海，當時日軍已經占領上海，所以有生以來我對日本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街上經常可以看到、頭上戴個紅星標幟帽子的日本兵。
我們住在一幢公寓的三樓，印象中十分陰暗老舊。父親在戰爭開始前原為英國卜內門(ICI)化工公司的員工，戰爭使他失去工作，他只好自起爐灶，試著組織一家小小的化工公司，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母親在中國銀行擔任經理，雖是人人羨慕的好差事，可是和父親一樣從早忙到晚，所以我等於是在外婆的照料下長大的。
後來我慢慢學會閱讀，只要可以拿到的故事書，我都看得津津有味。道些書帶我進入完全不同的世界，讓我很早就領略到閱讀與學習的樂趣，一直到現在我都還保有這個嗜好。
將近六歲時我開始上小學，由於可以學會認更多字、讀更多故事書，讓我非常快樂。每到週末，父母帶我到黃浦江畔的公園去散步，成為生活中快樂的小插曲。我特別記得當時最愛可口可樂，無論是汽水瓶的特殊造型或者是入口清涼的感覺，讓我從小就深深著迷，往後我再也不曾喝過其他品牌的可樂。這個例子讓我體會到，品牌形象對人們採購行為的影響深遠，後來我們在推廣「Intel Inside」活動時，也是希望能夠建立品牌忠誠度，讓人們在買電腦時也不要忘了找Intel Inside」這個標誌。
二次大戰結束後，父親回到卜內門工作，家裡經濟情況也大幅好轉。一九四八年，公司希望他到台灣來設立分公司，這不但使他的事業前途有新發展，同時也讓全家有更好的生活空間，我們都為這個大好機會而雀躍。
原本我們以為可能只待個一、二年，就會回上海，所以僅僅隨身帶了兩箱行李。外婆雖然對我依依不捨，不過想到這只是短暫分別，因此，我們只是輕輕擁抱一下，倒也沒有特別的難過。沒想到政治局勢一夕遽變，往後我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了，這一別居然成了生離死別。
整整搭了兩天船，我們才到達台北，母親由於暈船難受，只好躺在艙裡。至於我這七歲小童則彷彿發現了新世界，把整艘船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跑遍。我覺得它好像正帶領我脫離陰暗沈悶的上海，進入全新光明的世界，我童稚的心中對台北已充滿嚮往。
父親在台北還是忙於工作，除非是週末，否則我很難與他見上一面。不過我倒是記得他很早就說過：「我會一直讓你完成教育，但你要學有專精，以後才能自己獨立，千萬別指望我留什麼財產給你。」我覺得他其是睿智，因為就像俗話說的：「金山銀山不如一技在身」，只是早期家族觀念讓中國人很少能認真實踐這句話。
父親的話，也讓我了解讀書求知的重要，往後不論多忙，我幾乎每天都保持看書的好習慣，不斷追求新知。母親也是從小就鼓勵我認真讀書，她甚至發明很有效的獎勵辦法，依分數高低設定等級而給不同的獎金，所以我從小就學會要追求高標準，才能得到最好的獎勵。後來我在學校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顯然母親也有很大功勞。
我在師大附中念完初高中六年的學業，而且幸運的進入實驗五班。由於相處時間長達六年，同學之間感情特別親密。後來我們有二十五位同學先後遷居到美國加州，大家還籌組共同投資基金，定期舉辦家庭聚會，重溫往日時光，一直到今日這個基金都還存在。當時的同班同學許多現在都已頗有名氣，像吳伯雄現在是總統府秘書長，以及現任台大醫院院長的戴東原、知名律師徐小波等。
香港．加州
中學畢業後，我順利獲保送第一志願：台大電機系。不過才念了一學期，父親又要調往香港總部，這對他是再度升遷的好事，可是我卻有些猶豫，不願離開台北，更捨不得放棄台大電機系的學業。母親說服我：到香港以後，如果要到美國繼續念書會比較容易，而且一九五九年香港已經是貿易自由港，各種物資較為充裕，加上我喜歡海洋景觀，而它四面環海，所以我還是轉學到了香港。
我一邊在崇基書院(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一部分)念書，同時也試著與美國各地大學接觸。父母親希望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或密西根大學二擇其一，理由是前者為眾所周知的優秀理工學校；而後者則是因為父親一位摯友在那裡居住，可以就近照料。我另外還從同學那裡聽說加州有些學校很不錯，所以也向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與加州理工大學(California Polytechnic College)提出申請。
沒想到我相當幸運，這四間學校居然都允許我入學，所以我反而要為該如何選擇而傷神。父母親當然希望我去知名度最高的麻省理工學院，可是我對加州理工學院更是情有獨鍾。它們在考試時容許學生翻參考書，著重學生是否理解而不要求死背，和我的求學態度十分類似。此外，它還提供我六百美元獎學金，等於是學費的一半，讓我更覺得深受重視。因此我最後還是決定違背父命，到加州理工學院就讀。
我參加在加州山崗上舉行、為期三天的新生歡迎會時，就見識到這些學生果然都是中學成績全A的理工天才，談起數學或物理都是口沫橫飛、滔滔不絕。我很快就知道一定得加倍用功，否則很難迎頭趕上。這些學生確實相當優秀，後來我發現從同學那裡學來的，並不比課堂上老師教的少。
史丹福初嘗挫敗
大學畢業後，我決定到史丹福的研究所繼續求學。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畢業時曾獲頒獎，讓我有些過度自負，再加上這一年夏天我回香港時，剛好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現在的太太。秋天時她也來美國念書，所以我一有空就去找她。事實上就在資格考的前一個月，我還大老遠開車去與她共渡聖誕，並不太把這個考試放在心上。結果一九六四年一月的博士資格考，當然是過不了關。
這次考場挫敗，讓我畢生記憶深刻。當時對我確實是一大打擊，我甚至失去自信，懷疑我自己是不是念博士的料？是否應該打消繼續求學的念頭，找個工作算了？還好包括女朋友、我的父母以及許多朋友都支持我，尤其是我的指導教授史拜塞(William Spicer，後來他也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更是鼓勵我說：許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就考過的，你不必太難過。
他和我坐下來花了許多時間檢討，到底哪裡出了差錯。後來發現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太輕忽了這次考試，以至於不夠用功，未深入了解許多工程或科學主題的基本原理，在口試時自然無法從容回答問題。於是，我試著將跌至谷底的自信找回一些，並且擬定長達九個月的苦讀計畫，希望在下次考試可以一試通過。
一年之後，我準備充分也深具自信的上了考場，這次不但輕鬆過關，而且還在三百名學生中排名第二，算是苦讀九個月的代價。我想如果不是前次失敗，我大概也不會學到這麼多寶貴經驗。我尤其深刻體會到；對任何一項任務都不能輕視，絕對要仔細準備，全力以赴，不應該想靠運氣投機混過。我很慶幸在年輕時候，就能學得這個教訓。
學習，成功之道
史拜塞教授擁有自己的實驗室，經常從政府單位獲得經費贊助。他邀請我加入他的實驗室，作一些不同材料的感光研究。我選擇了鈀(Palladium)及白金(Platinum)，作為我的研究論文題目。由於我對這些主題都一無所知，可以學習新東西的感覺讓我相當興奮。我到處去找各種相關論文以及已出版的書籍，也向史拜塞教授與其他較資深的研究生請教，像海綿一樣儘可能的吸收知識。
在我完成一項研究後，有一天史拜塞教授突然跟我說：「你應該到今年在洛杉磯舉行的全美物理學年會上，發表研究結果。」我嚇了一跳，以前從來沒有過演講經驗的我，根本不知道該從何做起。原本我想打退堂鼓，不過他堅持說：「你所要做的只是全力去準備，其他沒什麼好擔心的。你先想三個應該告訴聽眾的重點，然後在演講時重覆幾次。再想一些聽眾可能會問的問題，事先準備好答案。記住：你是所有人裡頭最了解這個主題的，所以沒什麼好怕。」
我照他的話去作準備，而且還找來別的研究生幫忙想問題，可是臨上場前還是十分緊張。一直到站上演講台一、兩分鐘後，才逐漸恢復冷靜，思緒也開始清晰。等演講結束後，也只有幾個簡單的問題，我輕鬆的回答，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下了演講台以後，史拜塞教授帶著滿臉笑容走來與我握手，並且很滿意的說：「講得很好！現在你可以繼續準備下一場在舊金山的演講……」雖然汗水濕透了我的衣服，可是我還是滿心歡喜，總算有一個完美結局。
在我獲得史丹福博士學位時，我覺得真是學到不少東西，個人也成長許多。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在我二十五歲以前的求學生涯，其實只跨出學習的第一步，往後我在工作場合學習到的，更不知是多少倍。二、英代爾時期
一九八四，曾經是被預言家奧威爾(George Oewell,1903-1950)所詛咒的一年，也是英代爾公司發展上的重要轉據點。
自一九六八年成立，先後成功發展出記憶體與微處理器產品，至八三年締造一一．二億美元的營業額，英代爾可說是順利的走過第一階段。八三年間，英代爾每股股價達一二．三美元，和七一年上市時每股０．三美元相比，在短短十二年內增加了四十倍，這是經營成功的最佳證明。
可是就在我們首度攀上營業高峰之際，外界環境卻起了變化，無論是記憶體或微處理器業務，英代爾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後來回想起來，這一年我們好像站在波浪頂端，除非順勢前進，否則一不小心就要被海水吞沒了。
首先是記憶體方面，日本廠商自七０年代末期開始入侵這個市場，並且挾著政府投資、財團支持的優勢，迅速擴充產能。八四年間我們已感受到潛在威脅，果然八五年後日本公司由於產能過剩，只好發起降價促銷，使記憶體的市場價格迅速滑落。
最初是EPROM價位直線下降。我們發現，日本公司幾乎是以不到成本一半的賣價在作傾銷；後來美國政府也發起一項調查，發現日本公司同樣也以低於成本的價位，在美國境內銷售DRAM。這很明顯違反了美國貿易法案，於是英代爾與多家半導體公司聯手向美國政府遊說，要求以三０一報復法案制裁日本傾銷行為；並且在八六年推動制定著名的美日半導體貿易協定，對往後全球半導體工業發展有莫大的影響。
雖然美國半導體公司表現難見的團結，援法令以規範日本的商業惡性競爭；可是於事無補，大部分客戶已被日本搶走。英代爾原本是記憶體技術的先鋒，七０年代初期，英代爾幾乎享有九０%的市場占有率；後來因為另一家美國公司Mostek介入，英代爾在中期市場比例降至約四成，不過由於整體市場成長，我們的營業額還算不錯。但進入八０年代，日本公司大手筆的削價競爭，卻使英代爾占有率很快降至二成以下，甚至更低。
八四年底，記憶體占英代爾公司營業額的比例，已幾乎不到二０%。這讓仰賴記憶體起家的我們，在情緒上很難接受這個事實。由於DRAM是英代爾發明的，公司內部簡直將它視同「骨肉」，很難割捨。因此我們在幾次內部會議時，都為記憶體業務該何去何從，展開激烈辯論。
這形成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公司四０%的營業額與百分之百的利潤，都來自微處理器，但八０%以上的研發費用卻花在記憶體上。我將這現象稱為：「策略失調」(strategic dissonance)，代表經營策略與投資重心都與現實脫節，主要原因是我們自己的認知失調，這時我們已經是以微處理器為主的公司，但在認知上，卻無法擺脫記憶體市場老大的自我期許，因此即使記憶體業務已嚴重虧損，我們還是無法壯士斷腕，完全捨棄。
微處理器大勢所趨
不過儘管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我心裡其實早有明確的答案。從一九七五年起，我就對微處理器深感興趣，以記憶體和微處理器相比，前者有天生的限制，只能記憶儲存資料，因此應用較為有限，它的未來發展只是容量增加，速度更快；而微處理器則包羅萬象，可以寫入各種資訊，其應用是無止境的，未來發展更是無法想像。因而我深信：微處理器可以讓英代爾走出更寬廣的路！
一九八四年年初，我走進葛洛夫的辦公室，開門見山的說：「我希望能進微處理器事業部。」葛洛夫並不覺得驚訝，他知道我是閒不下來的人，在擔任品管部門總監三年多的時間裡，我已經訓練出許多能獨當一面的品管尖兵，英代爾也重新奪回品質第一的寶座，現在是我另闢疆土的時刻。
這時候摩托羅拉已經搶先推出三十二位元處理器；六八０００，而且在市場上積極造勢，很有力爭上游的骨氣。英代爾的四三二無法與之匹敵，顯示我們多年來在新架構的賭注上押錯了寶。總經理豪斯認為事態嚴重，已經到了非下猛藥不能治重病的地步，我還記得他強調說：「英代爾必須立即推出新的三十二位元處理器，以為因應。」
我們對這個三十二位元架構的要求非常清楚；必須與十六位元八０八六及二八六完全相容，使過去的軟體仍可適用；同時也必須是世界水準的三十二位元架構；還要儘快完成以抵禦競爭對手的侵略。這可真是高標準！
最後我決定：就先由二八六開始吧！
隨著IBM二八六電腦上市之後，許多電腦公司緊跟著推出相容電腦，而且都頗受好評。其中康百克強調推出更「精巧」的二八六電腦，作為創業第一砲，由於圖形能力更強，外觀也更討好，很快就受到矚目，後來的相容電腦也因此經常都強調精巧的特性。
英代爾的二八六處理器拜相容電腦暢銷之所賜，也成為市場搶手貨，為我們帶來很好的業績。不過，二八六市場熱賣也引來評多半導體公司虎視眈眈，希望取得英代爾的技術授權，以成為二八六的「第二貨源」(second source)。「第二貨源」的觀念，來自我們與IBM在合作初期的協議，IBM希望除了英代爾公司以外，還能有別家公司作為第二貨源，以免微處理器供應中輟。
我對這件事相當堅持，我轉告哈瑞斯、富士通與西門子等半導體公司，「如果你們希望獲得英代爾二八六的技術授權，就請付出合理的權利金，否則一切都是空談。」這幾家公司最後都同意了。
我在高性能微處理器部門的第二大任務是三八六的開發計畫。負責架構的組員們，很快就激發出很不錯的構想：在三八六晶片內設有三種不同的模式，原來的八０八六模式可以跑十六位元軟體，二八六模式則可以適用針對記憶體管理特性而寫的軟體，最後再增加一種三八六最新模式，讓晶片具有最先進的運算功能，就可達到世界級水準的要求。
八五年初，我對三八六開發計畫已經釐清頭緒，所有步驟循序漸進，不再像初期一片混亂，看來很快就可以達到豪斯「又好又快」的要求。果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在八五年七月四日美國國慶之後，三八六設計就宣告完成，比預定進度提早兩個月。
與此同時，總部也傳來將退出動態記憶體市場，將所有資源集中在微處理器的說法。我初聽這個消息，雖然心裡有些遺憾；但仔細想，這未嘗不是明智的決定。英代爾內部顯然愈來愈多人同意我先前的看法；只有微處理器才能讓英代爾走出自己的路。
三八六掀起熱潮
三八六的問世，從某種意義來看，不僅象徵英代爾從此邁向嶄新階段，同時也代表了全球個人電腦新紀元的來臨。
不過再好的產品還是要獲得客戶的採用，才能真正商品化成功。英代爾當然急於與客戶分享這項嶄新的科技成果，由於IBM在二八六時代一直和英代爾密切合作，因此我們將IBM列為第一對象，希望他們儘快開發出三八六電腦。
當三八六微處理器還處於開發階段時，IBM一直抱著存疑態度，我們幾次與他們開會，IBM人似乎對此不太熱絡。不過英代爾同仁仍然樂觀的相信：「等晶片確實開發出來後，IBM的態度就會積極多了。」
沒想到，在豪斯等人手上捧著活生生的三八六晶片到IBM公司後，仍然碰了一鼻子灰，這才發覺IBM根本無意開發三八六電腦。
三八六雖然在IBM碰了釘子，卻被其他幾家公司視為珍寶。第一家就是康百克電腦。
另兩家同樣展現積極意願的是ALR與台灣的宏碁電腦。ALR的創辦人Gene Lu，也是中國人，他同樣看出潮流趨勢大有商機，因此也很早便推出三八六電腦。
宏碁電腦董事長施振榮同樣也深具市場眼光，而且積極培養技術人才。他也是早期在台灣開拓個人電腦與微處理器應用市場的先鋒，後來更成為產業的意見領袖。
一九八六年九月，康百克率先推出第一台三八六桌上型電腦(386 Deskpro PC)，這二家公司也馬上跟進，推出他們的三八六個人電腦。這時候產業界已經明顯看出：IBM是真正的「缺席」了，有些個人電腦公司還以此作攻擊性的行銷訴求，喊出：「領先IBM推出三八六」的口號；不過英代爾的心情卻是相當矛盾。
英代爾除了擔心沒有IBM會使三八六無法成為市場主流以外；對八六年底三八六仍有許多庫存，顯然供過於求的事實，更感到憂心忡忡。
不過，機會是屬於善於等待的人。八七年元旦過後，三八六電腦突然變成市場搶手貨，用戶需求明顯上揚，三八六處理器的大筆訂單突然像雪花似的飛來，英代爾員工很高興的說：「從此我們只有「甜蜜的負擔」(happy problem)」，也就是只為缺貨煩惱，不用再擔心產品會乏人問津。
三八六顯然是成功了，就如同英代爾夢寐以求的。它同時也具有更深一層的歷史意義：這是電腦產業第一次在IBM缺席的情況下，也形成市場標準！IBM市場老大的地位雖不致因此而動搖，但藍色巨人寶座下已出現另一群小巨人，而且是個個摩拳擦掌的小巨人！
拒絕「第二貨源」
此時我的難解習題是「第二貨源」。很多家晶片廠商就像蜜蜂一樣，正垂涎我們的三八六花蜜。由於堅決反對這種「吃免費午餐」的心態，我和豪斯都極力主張；英代爾應該負起確保交貨的責任，並且定期降價，將利潤回饋給我們的客戶，如此一來，英代爾就可以堅守獨家供應的原則，不須讓相容廠商來分一杯羹。
這樣的想法在英代爾公司還是首創，因而引起不少反對意見。後來葛洛夫持支持態度，在八六年決定英代爾微處理器今後將維持獨家供貨的局面。他說：「我們只是不想將晶片放在銀盤，然後拱手奉上其他公司。我們要求投資有所回報。」雖然爾後我們與幾家公司為此問題，官司打得火熱，但這卻讓英代爾從此在微處理器市場穩居領先的寶座，同時也讓英代爾產能創下新高點。
在一九八八年時，電腦應用軟體已相當複雜，用戶迫切需要的是速度更快的微處理器，才能「享受」軟體功能，而不是坐著枯等，而這時只有三八六才有這種能耐。
不過，許多人仍然對二八六感到滿意，我們最常聽到客戶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三八六呢？」連IBM這樣規模的公司，都以二八六現成的業績洋洋得意，又何必庸人自擾跳到新的三八六市場上？
為了儘快推動而場轉向到三八六上，我們內部展開多次討論，最後琢磨出兩件革新想法。
首先就是英代爾已經到了「廢掉」自己產品的時候，這就像是武俠小說中，練武之人要鍛鍊更深一層的武藝之前，往往要先廢掉自己原先的武功。豪斯最早用「吃掉自己的孩子」(Eating our own children)來稱呼這個推廣計畫，也就是英代爾決定放棄原先相當賺錢的二八六微處理器，希望用戶轉型到三八六電腦上。
這個主意在當時有些駭人聽聞，許多人說：「明明是賺錢的生意又何必完全放棄？」我卻覺得基於兩項理由，這是再自然不過的決定。
我的第一項考慮是我們這時已著手進行下一代架構：八０四八六處理器的研究開發，且預計在八九年間可以問世，二八六等於是兩代前的老古董，放棄並不可惜。其次，我對半導體技術與產品未來演進已了然於胸，我深知只有更新的技術與產品才能大幅擴充市場。十六千(16K)位元組的記憶體取代四千位元組，四千位元組也曾經取代一千位元組，這都不是什麼神奇故事。我也確信微電腦與微處理器勢必會照這樣模式發展下去的，廢掉自己的二八六，只會留給三八六更好的發展空間。
新電腦產業
另一項革命性大事，則是葛洛夫當時助理卡特(Dennis Carter)提創的新主意。有一次開會時他突如其來的說：「既然電腦用戶才是真正決定買電腦的人，為何我們不直接對他們做廣告？」英代爾一向將電腦公司視為我們的客戶，這麼一來等於是要向「客戶的客戶」做廣告，不過這又何嘗不可？
於是我們決定儘快發動一波廣告攻勢，就是後來著名的「紅色X」廣告，廣告中明白告訴電腦用戶，二八六已是過氣的產品，買電腦就應該要買三八六，三十二位元取代十六位元的時候到了！
這波攻勢形成的效應非常明顯；電腦用戶指名要買三八六電腦，二八六則乏人問津。我們客戶所下的訂單更是忠實反映了這個現象；二八六出貨愈來愈少，大家都要三八六。三八六需求量攀登高峰，甚至遠高過我們所能想像的，我們的生產產能反而無法應付市場需求。於是自一九八九年起，英代爾持續大手筆投資擴廠，約八０%的資本額都投資在提高產能上。
一九九０年五月間，微軟推出「視窗三．０」(Windows 3.0)版，更將三八六旺盛的買氣帶到新高點。我出席了在舊金山舉行的發表會，親眼看到這個最新系統軟體，讓個人電腦也可以像麥金塔一樣發揮易學易用的魅力。而只有三八六才能提供視窗軟體表演的舞台，因此這次發表會等於也是向全世界用戶宣告；三八六時代已全面來臨。
三八六電腦就像是宗教故事中挑戰巨人的大衛，表面上實力懸殊，但背後有莫大的支持力量。它的微處理器來自英代爾，作業系統來自微軟，晶片組來自英代爾、晶技等公司，輸出入系統、磁碟機、監視器與鍵盤等也各自有多家的供應商。所有業者依循開放的市場標準，集結個別技術優勢，很快就形成「螞蟻雄兵」，對一向各自為政的大型電腦公司構成威脅。
一九九0年，英代爾公司首度以「新電腦產業」來稱呼個人電腦工業，相對於由大型電腦組成的「舊電腦產業」，等於也宣告電腦產業將快步邁向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