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曾暢談過他們和平崛起的目標。鄭必堅是第一位提出和平崛起的高官。他說：「現代歷史上，一些新興大國總是通過入侵、殖民化、擴張或甚至大規模侵略戰爭等手段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崛起所需的資本、技術和資源都是透過和平手段獲得的。」
習近平以同樣有力的論述強化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訊息。他說：「中國人民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 他還說：「今天，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頭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實施「和平崛起」政策的第一位領導人當然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他曾堅定地說：「我們反對新老殖民主義和大國霸權主義……反對任何國家違反這些原則，在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 此外，他還做過更加驚人的發言：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中國可以繼續暢所欲言談論其和平崛起的承諾，而且它應該這樣做。然而，就和為人處世一樣，在外交上也是行為勝於雄辯。中國需要證明它的崛起是和平的，並且要遵循鄧小平的堅定主張，即「反對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最好的實驗地就是東協地區。為什麼？答案很簡單。東協之於中國正如拉丁美洲之於美國一樣，即充當著地緣政治的「後院」。美國透
過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為證實了其大國行為的本質。同樣，中國也可以透過其在東協地區的行動來證明自己。所以說，如果中國想證明自己與美國不同，中國會實現和平崛起，那麼最好的地點就是東協。
幸好，在對待地緣政治上的「後院」方面，中國要證明自己做得比美國好並不難。馬凱碩在他的《走出純真年代》一書中非常詳細地評述了美國是如何扮演大國的角色。他在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所做出的貢獻，沒有任何其他國比得上」。然而，美國在很多方面傷害了其他國家，這也是事實。其中受到傷害最大的就是拉丁美洲。
很少有美國人知道或瞭解他們給自己的「後院」帶來了多大的苦難。為了使美國人意識到這點，馬凱碩在《走出純真年代》中引用了了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馬奎斯的一段話。這段話是馬奎斯透過視頻在一個於紐約舉辦、表彰他寫作成就的大會上發表的。他在談話中沒有感謝美國人表揚他，相反的，他的話讓在場的美國人大為震驚：
現在你們在自己家裡天天擔驚受怕，而鄰居家相安無事，這種感覺如何啊？……你們知道嗎？從一八二四年到一九九四年，你們入侵拉丁美洲國家總共七十三次……近一個世紀以來，你們國家在世界各地到處發動戰爭……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終於打到了你們家門口，這種感覺如何？
馬奎斯在其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美國與其「後院」拉丁美洲之間的緊張關係。相比之下，中國與其「後院」——東南亞整體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中國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曾公開承諾要建立更緊密的東協與中國關係。二○一三年十月二日在印尼國會演講中，習近平提出了許多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東協關係的具體建議：
中國願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對東協國家的開放，使自身發展更好地惠及東協國家。中國願提高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水平，爭取使二○二○年的雙方貿易額達到一萬億美元。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協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支持本地區開發中國家包括東協國家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協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協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他補充說：「去年中國和東協國家人員往來達一千五百萬人次，每週有一千多個航班往返於中國和東協國家之間。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與心才能貼得更近。」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領導人提出了許多倡議，中國與東協關係因此不斷發展壯大。雙邊貿易額呈指數成長，從一九八○年的二十四億美元成長到二○一三年的三千五百億美元，在三十年間成長了一百多倍。雙向投資也有成長。二○一三年東協在中國的投資增加到八十三‧ 五億美元。中國在東協的投資從一九九一年的四十四億美元成長到二○一三年的八十六億美元。中國和東協在面對一連串重大自然災害和傳染病時，例如二○○四年印度洋海嘯、緬甸納吉斯颶風、汶川地震、SARS 和禽流感等，都是相互支援，相互合作。
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他這樣做是非常明智的。歷史證明，當一個大國（這裡指中國）即將超過世界第一大強國（這裡指美國）時，就會爆發衝突。習近平稱此問題為「修昔底德陷阱」，他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或是兩個守成國之間發生毀滅性的緊張關係。」
如果習近平也呼籲大國與中小國之間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模式，將會是同樣的睿智之舉。傳統的西方觀點總是認為中國一定會成為一個好戰、有侵略傾向的國家，但是中國可以證明自己與美國不同，中國會以同樣的尊重對待中小型國家。東協就是中國開始證明上述主張的最佳場所。
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大國與中小型國家新的關係模式，盎格魯－撒克遜的媒體將會更難抹黑中國，無法把中國描述成好戰和侵略的國家。盎格魯－撒克遜的許多媒體（以及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認為它們在中國繪製的南海九段線上找到了攻擊中國的絕佳武器。由於任何當代的國際法或當代關於海洋主權宣稱的國際共識，都很難證明九段線的正當性，這就為盎格魯－撒克遜的媒體提供了一個負面報導中國的機會。
在這種地緣政治背景下，中國與東協關係變得更加重要。如果中國能夠在處理與東協關係的過程中，成功發展出一種大國與中小型國家互動的新模式，那麼這將大大推翻盎格魯－撒克遜媒體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把中國描述為愛挑釁、好鬥的角色。北京方面只要對中國與東協關係進行全面回顧，就不難看出，中國與東協的關係可以幫助中國獲取更大的外交利益。
本書這個部分主要想告訴讀者的就是，與東協發展良好關係會帶來許多附帶的好處，中國不應低估。東協已是繼歐盟之後、世界上第二大成功的區域組織，如果東協能夠透過實施一些諸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之類的計劃，努力達成預期目標，提升區域內的合作水準，立場上保持團結一致，那麼東協就能夠提高它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聲望。如果中國與東協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那麼中國也可以成為這個成功故事的參與者。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全面性的政策回顧，中國可以意識到，加強而非削弱東協才符合其利益。
在任何雙邊關係中，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應該深刻反思東協與中國的關係，東協也需要這樣做。但是這對東協來說會比較困難，因為東協總共有十個國家，每個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中各有其不同的利益。東協會員國在制定東協對中國的政策時，會首先考慮自己與中國的雙邊利益。況且，各個國家在對自己的雙邊利益進行評估時一定會受到地理、歷史、掌權者的性格和特質等因素影響。此外，領導人更迭也會導致政策改變。所以，如果不同的東協國家對東協與中國關係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也不足為奇。事實上，在二○一六年以前，這種情況就出現過。
在東協，越南和緬甸這兩個國家一直對中國最有戒心。為什麼？答案很明顯，因為歷史。
這兩國都與入侵的中國軍隊交戰過。一七六五至一七六九年，即乾隆皇帝年間，清朝曾入侵緬甸四次，今天的中緬邊界就是在那些衝突中形成的。此外，國共內戰也對中緬邊界產生了部分影響。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雖然只持續了二十七天，卻造成五萬多名越南人死亡。
越南尤其懷疑中國的利益和意圖，因為它曾被中國佔領了一千多年，從西元前一一一年一直到西元九三八年。一位知名記者納揚·昌達曾寫道，越戰期間，美國的戰機曾對河內進行轟炸，但是之後不到十年，當參觀者走進河內博物館時，看到的竟是「一千年以來越南人民爭取獨立、反抗中國侵略的歷史記錄」。越南記者殿隆在《外交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一九七○年，在美國轟炸北越後的短暫間歇期，美國著名的政治活躍人士和對美國外交政策批判最強烈的代表人物之一諾姆·喬姆斯基受邀訪問越南首都河內，並且在河內理工大學演講。喬姆斯基回憶說，到達河內的第一天早上，他就被帶去參觀爭博物館，並且聆聽關於幾個世紀前中越戰爭的冗長的講演，講演過程中還搭配立體模型。他在接受訪問時說：「這道理很明顯，那就是『你們（美國）只是現在碰巧在侵略我們，而你們終究會離開。但是中國卻一直在這裡』。」
由於地理因素，越南和中國的命運會相連在一起。二○一六年七國峰會（G7）於日本召開，一位新加坡資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在G7峰會前的一個論壇上發言，他說：
幾年前，我問過一個越南高層官員一個問題，我說，領導人變更對中越關係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回答說，每個越南領導人都必須能站起來對抗中國，同時與中國和睦相處。如果有人認為這兩者不可兼得，那麼他就不適合做越南的領導人。
奇怪的是，雖然中國和越南的國家利益分歧最大（特別是在南海爭端上），但是這兩個國家在當代有一個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確保在北京和河內執政的共產黨是合法的。這因此有助於緩和中越之間的分歧。
泰國與中國沒有邊界接壤，也未曾與中國軍隊交戰過。古代泰國王室向中國皇帝進貢，現代泰國已自然地將當地華裔同化。泰國仍然是美國的盟友，但它也接受了中國的大量援助，並且越來越接納中國的利益訴求。伊恩·斯托瑞描述了這種轉變：
……過去四十年裡，在遇到危機時，中國一直是泰國堅定的支持者。例如，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機期間，中國以友情價出售石油給泰國；在十年的柬埔寨危機期間，中國是泰國的主要戰略盟友；泰國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經濟陷入困境時，北京為其提供了財政支持；二○○六年泰國發生政變後，中國立即承認新政府，雙邊關係正常發展。在泰國，這些事件為中國營造了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泰國無論哪一方掌權，中國都會照顧到泰國的利益。
近年來，美國對泰國軍政府的批判（甚至是排斥），反使其往中國靠攏。正如西方在一九八○年代和九○年代對緬甸的孤立一樣，它們親手將緬甸送到了中國的手中。而現在西方對泰國軍政府的批判可能也意味著，泰國也會成為它們送給中國的地緣政治禮物。正如斯托瑞所言：
泰國的國內政治局勢很大程度上註定了該國將倒向北京。泰國在經過近十年的政治動亂後，國家需要一段穩定期，而只有軍隊才能保障泰國的穩定，中國政府對此表示理解，泰國軍政府因此很感激。相形之下，泰國對於華府方面一再呼籲泰國立即恢復民主很反感，而且拒絕接受美國對其不公平和虛偽的指控（美國認為，自政變以來泰國的人權和人口走私情況已經惡化）……中美兩國對政變的反應讓泰國政府更堅信，「自一九七○年代末以來，泰王國在危機時期可以仰賴中國的幫助，而美國只是一個酒肉朋友而已」。
中國對柬埔寨和寮國也特別慷慨，它們已經成為東協裡最親中的兩個政府。
至於東南亞的島嶼國家，無論是政治上的距離，還是地理上的距離，它們與中國較為疏遠，而且還時不時地對中國更有所防備。但是，每個國家的政策又不太一樣。菲律賓總統貝尼格諾·艾奎諾三世（二○一○—二○一六年）非常喜歡批評中國，還把中國告上了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不過，僅在二十多年前，即一九九一年，菲律賓還將美國航空母驅逐出了蘇比克灣和克拉克空軍基地。菲律賓的外交政策行為往往不太一致，也很古怪不穩定，部分原因是菲律賓的文化。隨著羅德里戈·杜特蒂在二○一六年五月當選總統，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已經消退。杜特蒂總統曾表示，他將與中國一起努力解決南海問題。杜特蒂隨後率領代表團（包括四百名商人）於二○一六年十月訪問中國，並與中國簽署了價值兩百四十億美元的貿易協定。他回國後不久，中國再次允許菲律賓漁民在黃岩島附近海域捕魚。
馬來西亞與泰國一樣，與中國有著歷史悠久的良好關係。馬來西亞是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東協國家（一九七四年）；馬來西亞總理，包括馬哈地博士和現任的納吉‧ 拉薩在內，都與北京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納吉在北京總是能受到盛情款待，因為正是他的父親敦·拉薩總理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二○一六年十一月，納吉訪問北京，簽署了諸多貿易合約。中國同意斥資十九億美元在麻六甲興建一個新港口，並且在吉隆坡和吉蘭丹之間以一三一億美元興建一條新的鐵路線。然而，儘管領導人之間關係友好，一些結構性因素卻使中馬關係複雜化。兩個國家在南海存在主權爭議，馬來西亞的執政精英對本國的華裔也持有戒心。這些和其他問題都有可能使中馬關係複雜化。
印尼與中國的關係也因為一些因素而較為複雜。隨著印尼有望成為中等大國，它對中國自然不會恭順。由於蘇哈托總統認為，中國共產黨支持了印尼共產黨在一九六五年發動的一場未遂政變，所以印尼也是最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東協國家之一。直到一九九○年，印尼才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現在蘇哈托雖已去世，但是印尼對中國的戒心依然存在。中國在南海劃的「九段線」，侵犯到印尼自己的專屬經濟海域。中國已經向印尼領導人做過各種私下承諾，說它不會聲稱那些專屬經濟區附近的海域是自己的，但也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此外，
印尼和中國政府船隻在南海也發生過不少衝突。
以上簡述了中國和部分東協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可以看得出來每個雙邊關係都非常複雜。然而，如果任何東協國家都從自己雙邊的利益角度來決定未來東協與中國的關係，那將是錯的。而應該是奠基於以開明方式衡量東協整體與中國的長期利益。
在衡量東協長期利益的過程中，會出現兩個極端選擇：向中國乞求，或與中國對抗，但不論哪一個選項對東協十國都可能是災難。東協國家必須根據傳統東協的共識原則，在乞求和對抗中國之間走一條中庸之道。東協應該都同意向中國明確表示，一個獨立的東協對中國的長期利益才是最好的，因為東協可以做為一個獨立且中立的存在，幫助潤滑和緩和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特別是印度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國家。
東協在成立的頭五十年，特別是最近的三十年已經證明了，東協有利於中國的長期利益，因為它可以幫助彌合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的分歧。為了理解東協的價值，中國可以將東南亞與東北亞做一比較。中國應該知道自己是深受東北亞各國疑慮，而在東南亞，相對來說沒太多疑慮。東北亞與東南亞這種政治氛圍上的差異，關鍵在於東協。如果中國想要與鄰國有正面互動，就應該要期望東協變得更強大，只有這樣才能提供往前邁進最令人滿意的方式。
儘管近年來東協與中國關係沒有受到太多「事件」干擾，但是雙方領導人還是必須認真地做細微和複雜的長期考量，以確保東協與中國關係保持穩定和正向。這需要各方深刻認識和理解彼此的關鍵利益。本書的一個目標就是幫助大國更理解它們在與東協關係中的長期利益。
本文節錄自：《解讀東協：前進東協，你不可不知道的經濟、政治、歷史背景，以及現況與未來》一書，馬凱碩、孫合記著，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