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據你觀察，無論在國內或海外，鄧後的接班人預測為何總是眾說紛紜？
答：中國領導人的接班問題，常在國際會議上被討論，的確是各種預測不斷，甚至在老鄧生前就開始討論他死後的事。其實這件事從世界性的眼光來看，確是一個很大的議題。中國不像西方那樣有制度，從這一代過渡到下一代，充滿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在中國歷史上，後鄧時期的改革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社會大變化，市場經濟制度產生，領導人和老百姓因此造就的國際觀，在毛澤東時代肯定是沒有的。鄧在其他方面雖有令人非議之處，但推動中國現代化、經濟自由化值得肯定，不過，他在政治上的改革動作還是不夠。另外，鄧給了老百姓發財致富的自由，不像毛澤東搞人民公社、大躍進，為自己的私利奮鬥。
這些開放的作風能否持續，成為鄧後人事部局外的另一大變數，兩者相交，自然使前景撲朔迷離。
「聯邦」觀念早已存在
問：當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人數漸增，對政治民主的要求也會愈來愈高，大陸普幾度面臨這樣的衝擊，但總是無功而還，為什麼呢？
答：其實不見得是無功而還。政治改革的過程總是激烈的，產生的大變化可能由突變所致，但之前，一定有逐漸鬆動的現象。我不希望中國像東歐、蘇聯那樣用血腥的方式促動改革，這樣對百姓國家都沒有好處。中央領導必須為老百姓的利益著想，中央與地方互相協商的關係也很重要，這一切都在逐漸形成，像毛澤東時代就沒有協商可談，只有服從。
我認為中國政治的改革，應是漸進和突變綜合的結果。台灣、日本、新加坡都是先允許黨內派別合法化，再允許反對黨存在，在對經濟傷害很小的情況下，進行政治改革，中國也應照此方式來做。目前最要緊的是，沿海地區必須加強與外界的聯繫，中央必須讓地方擁有自主權，積極穩定市場，維持政治的安定性，並訂出一套規範的方法。
邦聯和聯邦的觀念在新的一代是可以接受的。其實毛澤東的時代就已推動聯邦，不過觀念稍有不同，毛覺得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最值得學的就是聯邦制度，但毛並沒有深刻理解聯邦制度中的民主其義。我覺得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需要一個政治制度來規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台灣、香港亦然，光靠口號與法律是不夠的。
問：你認為現階段的領導人能否接受聯邦或邦聯的觀念，進而立法規範？
答：中央與地方分權，是目前已經存在的事實，或許不叫聯邦，但起碼要有一個辦法來規範其中的關係，並且應該用一個民主而非行政上的辦法，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共產黨本身原是軍隊型政黨，現在則轉為行政型，基本上已成為技術官僚機構。鄧後的政權將以經濟為主，不像毛的時代以宣傳、階級鬥爭為主，對敵對者予以鎮壓，兩者的差異甚大。黨的性質在變，主政者的觀念如何能不變？
問：當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政黨走向執政黨，內部派系的糾葛和鬥爭是否會影響未來經濟政策的大走勢？
答：很難講，現在很難預測出什麼狀況，問題包括黨內部、地方與中央，地方之間有不同的意見，彼此制約對方，反而會防止權力過度集中。
我們不擔心大陸再走回頭路，因為不可能；是否能夠穩定以及持續才是最重要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有可能成功也可能成仁，現在比起前兩年，人民的權力愈來愈大。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對國際媒體提到，中國第二代和第一代的交接已經完成，但國際上仍然有許多的猜疑；現在是一個過渡期，還需要時間來觀察。江澤民對兩岸問題的決策(江八點)，和以前的領導人在幅度上有什麼差異，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目前，老百姓和工商實業界都希望穩定，同時也希望能達到公平的目標；腐敗的政治以及特權是大家不樂見的，所導致的經濟不穩定和通貨膨脹也是眾所擔憂的。
兩岸三邊都很脆弱
問：和上一代比較起來，黨內四、五十歲新一代接班梯隊有些什麼不同？
答：兩代的經歷、出身背景都不同，當然會有差異。新一代的有些出過國，會有新觀念；新一代的有些父母在黨內本來就擔任要職，他們比較容易竄出頭，見一些要人也比較快，會受一些實惠。但我認為做事成功與否還是得靠自己自立，那些靠關係的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反感。
新一代受過高等教育，也下過鄉去工廠勞動，在知識和政治的觀念上會比較新、也會更好，而這一批人多少仍有些理想色彩，並在國外長時間的接受訓練，不像上一代大多只受過國外教育短期的訓練，短時間的走馬看花，對文化差異的理解會較少。新的一代比較堅韌，對西方社會的了解也比較深刻，在政治上也會較有作為。
總括而言，上一代和新一代有兩點不同，第一是，上一代有太多政治野心家，包括那些「六四」前後的流亡分子；另一點則是，上一代的專業知識不如新一代有系統、現代化。新一代有些專門出去學銀行、經濟等專門學問，跟外界的溝通也好一點。然而，新一代的憂患意識卻不如上一代。
問：鄧後的兩岸關係是否也因此會有變化？
答：我很樂觀，我覺得會更好。
大陸、香港、台灣現在都正處於過渡時期，大陸面臨權力交接，台灣也有本土化的爭議，香港則有九七主權的問題，三方面都有挑戰，也都很脆弱。我認為台海兩岸的關係可以穩定發展為原則，一步一步慢慢來談。兩岸隔離了許久，所有關係都要從無到有，這個過程可用議題導向，每個問題解決完都會有一個案例，作為雙方繼續溝通的基礎。目前中共的內部有些危言聳聽的言論，但中國走極端改革的可能性並不大。
但兩岸雙方最好不要玩火，例如台獨主張就太激烈，你想中共有哪一個領導人會接受？有時兩邊的觀念差距太遠，處理方式不同，環境也有差異，中共領導人要承擔的東西，不是台灣的政客所可以理解的。雙方還是要多談多了解，台灣現在最糟糕的就是限制大陸官員到台前問，兩岸決策者無法親自溝通是很危險的，因為獲得的資訊太少，而且雙方都有既存的立場。
(溫曼英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