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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書商衝破出版箝控

文 / 余宜芳    
1995-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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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書商衝破出版箝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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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克拉馬依大火,燒死二百多個小學生,北京一位新華社記者以數月時間調查採訪,挖掘事實真相,卻被中央宣傳部禁止公開發表。深圳、廣州的「二渠道」出版商揚言:「花再多錢也要買到稿子。」

台灣的「腦筋急轉彎」在四川出版,一則回教徒吃豬肉的漫畫引來九個省份的伊斯蘭教徒遊行,最後四川省政府賠償一億兩千萬人民幣解決爭端。「都是「二渠道」惹的禍!」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局長陳煥仁指出,災禍起因於北京某出版社副總編輯和重慶的「二渠道」合作,向四川美術出版社買書號,釀出一場敏感的民族問題大風波。

在上海,一位社科院的年輕學者從大馬路拐進巷口小書亭,低聲問老闆:「書來了沒?」老闆挺有默契地從抽屜裡拿出禁書「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新華書店買不到的書,這兒都有!」學者向訪客大力推薦這個不起眼的小書攤。

在中共嚴密掌控傳播媒體下,「二渠道」已成為這座封鎖城池的最大漏洞。

十二億人口,出版社卻只有五百多家,中國大陸至今沒有出版自由,不准私人辦出版社。但全國估計十幾萬的「二渠道」,擅用市場競爭機制,從單純賣書的發行管道坐大到選書、出書一把抓,蠶食共產黨緊抓幾十年不放的出版權,形成體制外的「私營出版商」。

深入探究「二渠道」的崛起,可以清楚看到過去一條鞭控制的出版系統,被市場經濟壓力逼得步步鬆綁。

行銷手法活潑

成都市「全國圖書版權交易會」會場,頭髮半白、儀表斯文的陳煥仁表示,改革開放後,民眾購書需求增加,長期由「新華書店」獨占的發行系統不敷所需,政府也認為應培養「新華書店」的競爭意識;於是從八0年代中,允許集體單位和個體戶申請辦書店,甚至讓部分書店擁有「二級批發權」。這些有別於主渠道「新華書店」的發行體系,統稱「二渠道」。

「正面效應是,民眾買書容易了,但政府監督的難度增加」他坦承。光四川省,新華書店只有二百二十四家,個體戶書店就有六千多個。

官方原意只開小口,民間卻垂直整合,撐出一道小門。各省迅速形成零售、中盤、大盤的「二渠道」網絡,更出現幾個具備全國三十個省發行能力的大龍頭,「他們的書種、數量、行銷手法的活潑性,正規書店比不上!」熟悉大陸出版界、台灣「周知文化」公司負責人李利國指出。

李利國觀察,大部分「二渠道」書商在四十歲上下,屬於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知青一代。文革結束返城後,青春、教育和就業機會都被犧牲了,許多人擺個書攤做起小生意。他們教育水準不高,但靈活、有膽識,遊走在合法、非法邊緣,原本就自成一個團體,因此很容易串連,「好像當年小紅衛兵跨省串連一樣」。

發行通路建立後,腦筋靈活的「二渠道」漸漸進攻出版上游系統,「幫助」編輯部出暢銷書。典型的模式是向出版社買書號或「打通」編輯承包。前者是出版社做房東,坐收書號費;後者是出版社的某個編輯和「二渠道」混熟後,和社裡講好一年承包幾個書號。一些大膽的「二渠道」甚至連買書號漂白的過程都省下,製造假書號大賣盜版。

出版社幾乎家家賣書號,天子腳下、直屬國務院新聞出版署的大出版社也不例外。東北一家文藝出版社的當紅編輯陳新(化名)說,「書不出問題,就沒問題,有出版社扛著,上面根本查不到!」他去年靠承包替出版社賺了三十萬人民幣,占該社四分之一年度創收,自己也發了筆財。

面對這條「思想戰線」被削弱的失控,中共展開一波波「掃黃打黑」。八九年「二渠道」達到高峰後,遭嚴厲取締;九一年稍放鬆;九三年底中央宣傳部正式發通知,嚴禁出版社將「國家賦予的編輯、印刷、發行、出版等權利非法轉讓」,撤換數家賣書號的出版社社長殺雞做猴,九四年逮捕十幾個大的非法「二渠道」書商,判重刑甚至槍斃。

陳煥仁從官方立場指出,「二渠道」是受憲法保護的私營經濟,但必須合法,不能為賺錢而搞一些色情、暴力、盜版以及政治上反動的東西。他面色嚴峻地說,四川有十來家「二渠道」暴發戶,短短幾年累積幾千萬資產,「不是搞非法,哪這麼好賺!拿到證據,我們就辦人!」

挑戰「大鍋飯」

客觀來說,大陸近年嚴肅著作銳減、出版品質下降,和「二渠道」大出如星座、算命、社會寫實小說等,以暢銷為出版導向的作法確實相關。但中共愈來愈緊的動作,「還是要抓意識型態的漏網魚!」北京一位記者出身的年輕律師肯定地說。

他指出,不少政治敏感的書循此管道流出,如九二年一本討論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書「歷史的潮流」,書商送審時,先扣下兩篇批評人民日報社長高迪的文章,一准許發排,立刻在印刷廠塞回去印。出書後造成轟動,中宣部要查封,書商連夜頂著雨將書裝上卡車往南開,「經濟上沒承受任何損失!」

他強調,近年更有一批當年的「六四」學生及還在念書的博士研究生「下海做書」,水準提升不少。

官方雷厲風行,非法的「二渠道」也會隨著時勢避風頭,但始終如潮來潮往,舊的倒了,新的接班;「出版社」則是風聲愈緊,書號賣得愈貴,甚至有負責人和書商事先談好出事時的安家費價碼。

前陸委會文教處處長、學者龔鵬程指出,「非法出版物愈掃愈多,說明社會系統已經改變,中共過去一套管制文化的方法沒有用了!」

關鍵是長久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受保護的國營出版社和新華書店,面對市場經濟,適應不良,讓「二渠道」趁機壯大,攻城掠地。

幾乎每家出版社都面臨經營問題和經濟包袱。八五年後,官方對出版社

的補貼逐年減少,終至目前的完全自負盈虧、還要繳稅,「簡直逼良為娼!」一個五十出頭編輯憤恨地說。他指出,大半生只管與書稿為伴的編輯們,市場嗅覺退化殆盡,當出版社半強迫地指定他們,每年要出幾本經濟效益的好書、上繳社裡多少錢,他們既比不上「二渠道」的靈動、更出不起大手筆的錢買好稿子,「和他們合作最省事。」

過去的「大鍋飯」體制,更是今天揮之不去的沈重負擔。例如上海科技出版社,在職員工三百多人,退休員工二百多人,在職者要掙錢負擔退休老人的住房問題、退休金、醫療費,「連子女結婚要房子也找到單位求解決!」編輯史領空說。

「新華書店」則是另一個面臨轉型危機的出版環節。當大街小巷的書報攤愈見蓬勃,不少新華書店斯人獨憔悴,店面承包出去賣服裝、眼鏡,甚至開卡拉OK。

四川省新華書店總經理王慶指出,過去計畫經濟時代,他們只要負責進貨、書賣不掉就擺進倉庫,反正可以向政府報銷,工作人員沒有銷售壓力,但開放後,「大家都知道賣得愈多、獎金愈多。」

已成出版主流

然而,和出版社一樣,在保護傘躲久了的新華書店掌握市場不準確,往往造成惡性循環;盲目訂貨、書賣不掉、沒錢向出版社訂新書、出版社出不了書無法生存、最後轉向二渠道合作。

一位出版社的編輯舉例,「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滯銷時,出版社還是拜託二渠道消化庫存的。不少和台灣出版社接觸頻繁的二渠道,對如何作廣告、在報刊登書評、炒話題的那套行銷手法已學得精髓。「新華書店如果不是靠政府保護,規定學生必買的教材只能由他們賣,早完蛋了!」一個書店老闆說。他觀察到,不少日漸學乖了的新華書店,懂得打聽哪些書好賣、學習二渠道的經營手法,甚至直接向書商進書。

當許多出版社的職工福利、新住房倚靠二渠道的資金打點,新華書店堵塞住的出版通道必須由二渠道暢流,印刷廠的機器等著二渠道的訂單開工,體制外的支流已成主流的命脈了。

許多受訪者強調,除非大陸開放出版自由,否則二渠道買書號不可能禁絕!但短期內,將維護意識型態當成最後一道安定防線的中共政權,似乎不可能敞開出版大門。這一場官方時鬆時緊、睜隻眼閉隻眼,民間進兩步、退一步的遊戲,還有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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