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克拉馬依大火，燒死二百多個小學生，北京一位新華社記者以數月時間調查採訪，挖掘事實真相，卻被中央宣傳部禁止公開發表。深圳、廣州的「二渠道」出版商揚言：「花再多錢也要買到稿子。」
台灣的「腦筋急轉彎」在四川出版，一則回教徒吃豬肉的漫畫引來九個省份的伊斯蘭教徒遊行，最後四川省政府賠償一億兩千萬人民幣解決爭端。「都是「二渠道」惹的禍！」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局長陳煥仁指出，災禍起因於北京某出版社副總編輯和重慶的「二渠道」合作，向四川美術出版社買書號，釀出一場敏感的民族問題大風波。
在上海，一位社科院的年輕學者從大馬路拐進巷口小書亭，低聲問老闆：「書來了沒？」老闆挺有默契地從抽屜裡拿出禁書「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新華書店買不到的書，這兒都有！」學者向訪客大力推薦這個不起眼的小書攤。
在中共嚴密掌控傳播媒體下，「二渠道」已成為這座封鎖城池的最大漏洞。
十二億人口，出版社卻只有五百多家，中國大陸至今沒有出版自由，不准私人辦出版社。但全國估計十幾萬的「二渠道」，擅用市場競爭機制，從單純賣書的發行管道坐大到選書、出書一把抓，蠶食共產黨緊抓幾十年不放的出版權，形成體制外的「私營出版商」。
深入探究「二渠道」的崛起，可以清楚看到過去一條鞭控制的出版系統，被市場經濟壓力逼得步步鬆綁。
行銷手法活潑
成都市「全國圖書版權交易會」會場，頭髮半白、儀表斯文的陳煥仁表示，改革開放後，民眾購書需求增加，長期由「新華書店」獨占的發行系統不敷所需，政府也認為應培養「新華書店」的競爭意識；於是從八０年代中，允許集體單位和個體戶申請辦書店，甚至讓部分書店擁有「二級批發權」。這些有別於主渠道「新華書店」的發行體系，統稱「二渠道」。
「正面效應是，民眾買書容易了，但政府監督的難度增加」他坦承。光四川省，新華書店只有二百二十四家，個體戶書店就有六千多個。
官方原意只開小口，民間卻垂直整合，撐出一道小門。各省迅速形成零售、中盤、大盤的「二渠道」網絡，更出現幾個具備全國三十個省發行能力的大龍頭，「他們的書種、數量、行銷手法的活潑性，正規書店比不上！」熟悉大陸出版界、台灣「周知文化」公司負責人李利國指出。
李利國觀察，大部分「二渠道」書商在四十歲上下，屬於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知青一代。文革結束返城後，青春、教育和就業機會都被犧牲了，許多人擺個書攤做起小生意。他們教育水準不高，但靈活、有膽識，遊走在合法、非法邊緣，原本就自成一個團體，因此很容易串連，「好像當年小紅衛兵跨省串連一樣」。
發行通路建立後，腦筋靈活的「二渠道」漸漸進攻出版上游系統，「幫助」編輯部出暢銷書。典型的模式是向出版社買書號或「打通」編輯承包。前者是出版社做房東，坐收書號費；後者是出版社的某個編輯和「二渠道」混熟後，和社裡講好一年承包幾個書號。一些大膽的「二渠道」甚至連買書號漂白的過程都省下，製造假書號大賣盜版。
出版社幾乎家家賣書號，天子腳下、直屬國務院新聞出版署的大出版社也不例外。東北一家文藝出版社的當紅編輯陳新(化名)說，「書不出問題，就沒問題，有出版社扛著，上面根本查不到！」他去年靠承包替出版社賺了三十萬人民幣，占該社四分之一年度創收，自己也發了筆財。
面對這條「思想戰線」被削弱的失控，中共展開一波波「掃黃打黑」。八九年「二渠道」達到高峰後，遭嚴厲取締；九一年稍放鬆；九三年底中央宣傳部正式發通知，嚴禁出版社將「國家賦予的編輯、印刷、發行、出版等權利非法轉讓」，撤換數家賣書號的出版社社長殺雞做猴，九四年逮捕十幾個大的非法「二渠道」書商，判重刑甚至槍斃。
陳煥仁從官方立場指出，「二渠道」是受憲法保護的私營經濟，但必須合法，不能為賺錢而搞一些色情、暴力、盜版以及政治上反動的東西。他面色嚴峻地說，四川有十來家「二渠道」暴發戶，短短幾年累積幾千萬資產，「不是搞非法，哪這麼好賺！拿到證據，我們就辦人！」
挑戰「大鍋飯」
客觀來說，大陸近年嚴肅著作銳減、出版品質下降，和「二渠道」大出如星座、算命、社會寫實小說等，以暢銷為出版導向的作法確實相關。但中共愈來愈緊的動作，「還是要抓意識型態的漏網魚！」北京一位記者出身的年輕律師肯定地說。
他指出，不少政治敏感的書循此管道流出，如九二年一本討論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書「歷史的潮流」，書商送審時，先扣下兩篇批評人民日報社長高迪的文章，一准許發排，立刻在印刷廠塞回去印。出書後造成轟動，中宣部要查封，書商連夜頂著雨將書裝上卡車往南開，「經濟上沒承受任何損失！」
他強調，近年更有一批當年的「六四」學生及還在念書的博士研究生「下海做書」，水準提升不少。
官方雷厲風行，非法的「二渠道」也會隨著時勢避風頭，但始終如潮來潮往，舊的倒了，新的接班；「出版社」則是風聲愈緊，書號賣得愈貴，甚至有負責人和書商事先談好出事時的安家費價碼。
前陸委會文教處處長、學者龔鵬程指出，「非法出版物愈掃愈多，說明社會系統已經改變，中共過去一套管制文化的方法沒有用了！」
關鍵是長久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受保護的國營出版社和新華書店，面對市場經濟，適應不良，讓「二渠道」趁機壯大，攻城掠地。
幾乎每家出版社都面臨經營問題和經濟包袱。八五年後，官方對出版社
的補貼逐年減少，終至目前的完全自負盈虧、還要繳稅，「簡直逼良為娼！」一個五十出頭編輯憤恨地說。他指出，大半生只管與書稿為伴的編輯們，市場嗅覺退化殆盡，當出版社半強迫地指定他們，每年要出幾本經濟效益的好書、上繳社裡多少錢，他們既比不上「二渠道」的靈動、更出不起大手筆的錢買好稿子，「和他們合作最省事。」
過去的「大鍋飯」體制，更是今天揮之不去的沈重負擔。例如上海科技出版社，在職員工三百多人，退休員工二百多人，在職者要掙錢負擔退休老人的住房問題、退休金、醫療費，「連子女結婚要房子也找到單位求解決！」編輯史領空說。
「新華書店」則是另一個面臨轉型危機的出版環節。當大街小巷的書報攤愈見蓬勃，不少新華書店斯人獨憔悴，店面承包出去賣服裝、眼鏡，甚至開卡拉OK。
四川省新華書店總經理王慶指出，過去計畫經濟時代，他們只要負責進貨、書賣不掉就擺進倉庫，反正可以向政府報銷，工作人員沒有銷售壓力，但開放後，「大家都知道賣得愈多、獎金愈多。」
已成出版主流
然而，和出版社一樣，在保護傘躲久了的新華書店掌握市場不準確，往往造成惡性循環；盲目訂貨、書賣不掉、沒錢向出版社訂新書、出版社出不了書無法生存、最後轉向二渠道合作。
一位出版社的編輯舉例，「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滯銷時，出版社還是拜託二渠道消化庫存的。不少和台灣出版社接觸頻繁的二渠道，對如何作廣告、在報刊登書評、炒話題的那套行銷手法已學得精髓。「新華書店如果不是靠政府保護，規定學生必買的教材只能由他們賣，早完蛋了！」一個書店老闆說。他觀察到，不少日漸學乖了的新華書店，懂得打聽哪些書好賣、學習二渠道的經營手法，甚至直接向書商進書。
當許多出版社的職工福利、新住房倚靠二渠道的資金打點，新華書店堵塞住的出版通道必須由二渠道暢流，印刷廠的機器等著二渠道的訂單開工，體制外的支流已成主流的命脈了。
許多受訪者強調，除非大陸開放出版自由，否則二渠道買書號不可能禁絕！但短期內，將維護意識型態當成最後一道安定防線的中共政權，似乎不可能敞開出版大門。這一場官方時鬆時緊、睜隻眼閉隻眼，民間進兩步、退一步的遊戲，還有得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