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將中國人比喻為汪洋大海，說任何意圖侵略的外力都將被淹沒。這片沒有自我、只有集體的蔚藍深海，終在七０年代末期，被鄧小平經改這項巨大實驗工程，逐漸分解為十二億顆各自晶亮的水滴。
初夏午後北京艷陽灼灼。市區健康城體育館裡，身材高挑、容光煥發的健美操老師何冬，領著一百多個繃著各色緊身韻律服的退休教授、主婦、工人，隨熱門音樂扭動身軀。她們正趕著北京婦女的時髦玩意兒－－減肥健身。
「以前我們連漂亮衣服都不敢穿，就怕太凸顯自己。」在河北農村插隊十幾年、才離婚不久的何冬頻頻肯定經改這十幾年的社會變化。過去共產黨教她不應該考慮個人幸福，要全心為人民犧牲奉獻，每個人都得表現共性，不能有自己的個性。現在她回歸本性、恢復自我，即使離了婚，她仍自信十足地做她喜歡的教舞工作，「人應該是獨立的」，活到四十二歲，何冬終於明白，盡情做自己原來這麼快樂。
從北到南，街上流動的顏色撩亂繽紛，每個人扮演的角色日漸多元。共產黨宣揚了幾十年，人民英雄雷鋒象徵的螺絲釘精神，在八仙過海各憑本事的新時代已慢慢繡蝕。集體觀念剝離，自我意識開始重建。
擺脫單位，活出個人
「過去人只能是藍螞蟻，現在可以是蝴蝶、是恐龍、是上帝。」北京一位搖滾樂歌手邊放他親手灌錄的卡帶邊抽著菸說，每個人都急急奔著鑽著，想要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大鍋飯愈吃愈乏味。原本在昆明，歌手背著吉他隻身到北京，就了然一身地展開他夢想已久的搖滾生涯。
在新時代，自我可選擇的空間也比過去大得多。十六年以前，只要手上有一部計算機，一個人就可以約略算出這一生大致狀況，不會有多大變動。西安西北大學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任大援領會，過去每個人不必去考慮自己的機會點，反正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由單位負責；改革後個人意識覺醒，開始主動去想自己可以幹什麼，應該幹什麼，人由被動變成自覺，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北京一位大學畢業生，去年考進一家外資企業，月入三千元，人人稱羨。做了三個月，他跳槽到王府飯店做行李員，父母激烈反對，但他仍要冒險一試，因為在飯店接觸廣，機會更多。
從封閉到開放，單一到多元，從盲從到辯證，個人的社會角色變得豐富起來。每個人莫不想方設法，發現自我的價值，並讓自已能力多樣化。
生活資源獲取方式的改變，更帶動個性化的自利趨勢。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朱學勤分析，過去每個人的生活資源都是從計畫經濟網絡中獲得，現在則可以取自市場經濟，個人和集體化體制相依相存的關係鬆動，自我意識正逐漸腐蝕過去的一元意識，滋長社會非政治化、非體制化的傾向。即使在公車上，也開始可以聽到乘客公開罵國家領導人。
多次參與社會變遷調查的北京社科院社會所研究員張琢深一層提出，過去中國社會組織有等級性、封閉性、依附性三大特色，人一輩子都活在單位中，甚少與外界發生橫向交流，現在人慢慢從組織單位束縛中解套，人的本質也產生根本變化，能看準機會，在變動社會中找到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五十歲的李世強就是在這變動多元的新時代，找到實現理念的好位置，
北京西單自由派人士落腳處的三味書屋，茶香盟室，李世強夫婦忙不迭地端茶送水。理著小平頭的李世強，文革時入獄七年，經改後他不僅獲得平反，還在八八年趁風氣漸自由的機會，開了這間具有個人風格的書店，完成他提升文化水平的理想。
正如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觀察，經濟放鬆帶來，個意外的效果，就是民間社會開始在政治縫隙復甦起來。以往極度政治化的社會還原為世俗化社會，人的角色也從政治人還原為社會人、世俗人。
只有一個神－－金錢
封閉的社會過渡到世俗社會，呈現混亂無規範的生機。坐公車時，只要司機稍不留意，乘客到站就一溜煙跳車急走，白白虧了兩毛錢。十字路口等紅燈的汽車、自行車，一輛輛搶停在黃線之前，生怕落人之後。
八０年代被尊奉為青年四大導師之一的美學教授李澤厚批評，大陸社會世俗化，人人只顧私利，都用實用主義的態度處事，連最基本生活準則都沒有，把別人當工具，公共道德幾近淪喪。
「上帝在中國已死。」客居香港中文大學、鼓吹市場化不遺餘力的李澤厚，談到大陸日趨瘖弱的社會倫理，樂觀的口吻一下子變成激越的語調。
諷刺的是，大家都說上帝已死，社會現在卻盛行「顧客是上帝、觀眾是上帝」的說法。
「現在有一個神，就是金錢。」十幾年前在鄧小平發動的清污運動(清除人道主義精神污染)中，被撤職的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觀察，以前強調不為老爺服務，服務品質奇差，現在社會整體服務品質大大提升，背後的動力是貪欲，是金錢拜物價值觀。
在他四房一廳的社科院宿舍中，社會學者張琢侃侃談及，世俗化社會充斥粗鄙的物質現象、炫耀性的消費心態，民眾爭相擺大款(暴發戶)，賭博贏錢時狂笑著燒人民幣。即使開學術會議，也有人迫不及待打探「老莊思想能不能幫忙賺錢」。
沒有人還會傻呼呼去奉行「個人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文革口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孫長江比較，改革開放最大的變化是人轉變了觀念，換了腦袋。過去講犧牲奉獻，大家一勁作假，培養許多偽君子；現在，金錢打破政治專制權威，凡事曰利，人人爭做真小人。
宛然叮叮咚咚，錢幣滿街跳動。有位哲學教授，專程從西安到山東拜見某處級廟道長(大陸寺廟也分科、局、處等級別)，打算請教這位八十多歲德高望重的前輩若干宗教哲學問題，教授乘興而去敗興而歸，老道長對宗教哲學興趣缺缺，卻興致勃勃跟他辯論如何賺大錢，滿腦子商品意識，「我突然覺得很錯亂。」教授失望地說。
寧為騙子不做笨蛋
清朝李汝珍「鏡花緣」一書中顧客拚命抬高價格的君子國，也重現江湖。採購人員主動提高購買價格，商量與賣方均分價差，恣意浪費公款。據統計，大陸一年用公款報銷喝的酒，可以裝滿兩個西湖。
「過去人是有道德但愚昧，現在是富裕但腐化。」在「六四」六週年前聯名上書中央，要求改善人權、平反「六四」的異議分子王若水總結。
轉軌期間的脫軌現象日趨惡化。今年初，頗具影響力的「北京青年報」專文報導，大陸國民心態出現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動化、無責任化、虛假化六種傾向。然而，過去的虛假是政治造成，浮報煉鋼、糧產的數字；現在則為利益而虛假，賣假酒假藥、矇坑拐騙案件層出不窮。匯聚資訊產業的北京中觀村，過去是有名的「電子一條街」，現在大賣假冒偽劣的商品，被譏刺為「騙子一條街」。
「被罵騙子我還無所謂，被罵笨蛋我受不了。」白天開單位的車在大飯店拉生意載客、晚上到市場擺攤做生意，北京一位三十二歲出租車司機麻利地捲著舌頭說，有本事才能騙到錢，沒本事啥事也別想做，只能叫人看扁。
另一方面，雖然國民平均收入每年以二０%速度成長，不滿現狀的聲音卻愈喊愈高。在奔富的競賽中，鄧小平提倡先富論，讓不到一%的人搶先起跑，有人輕而易舉發了大財，「相對貧窮、被剝奪」的憤怨，就如星火瞭原，蔓延在起跑較晚、甚至還未開跑的人之間。
據中共官方資料顯示，大陸上前二０%最富的人與前二O%最窮的人，財富相差六倍半(台灣約為四倍半)，非官方統計則到十三倍，年收入在兩百元人民幣以下的極貧困戶還有八千萬人，資源分配兩極化，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重要因素。
曾經在上海郊區一間國營工廠做了十八年工人的吳姓記者，抱著雙手坐在客廳沙發上，雖然三十平方公尺的私宅裡，彩電、冰箱、錄影機樣樣不缺，他還是滿腹委屈，不斷發牢騷。
比起他一起穿開檔褲長大的朋友，自認老實賺死錢的他就是不能平衡。原本得靠借貸維生的朋友，三年前盜賣鋼材，一夕間暴富起來，買了五輛賓士汽車，一輛掛公安的車牌，三輛掛解放軍的牌，「他在上海橫衝直撞沒人敢管，我拚死拚活擠公車還得看人臉色，憑什麼？」理著小平頭的他，悻悻然地大嘆不服。
等待陳勝、吳廣
他的憤憤不平反映了其他九九%沒搭上先富列車的心聲。有人懷念舊時代人人都窮，但窮得平均，現在有些人富得讓人不服氣，「到處都是乾柴烈火，稍有火苗就會四處燒起。」上海一位社會學者形容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甚至還有人不諱言現在就缺陳勝、吳廣，等著跟他們一起揭竿起義。
「屬於擁擠在站台上的人們的心理症狀，那份焦灼惟恐被永遠拋棄在站台上的委屈，是人類物質危機的現象，人民只有沈默於無奈的淵底，淵底裡他們積聚著憤憑。」作家梁曉聲的一段話，深入挖掘改革後，中國人世紀末浮躁與喧囂的心理。
貧富對照強烈反差，社會情緒躁動不安，往群眾心理更深挖下去，是一種舊意識型態瓦解後，對未來既期待又恐懼的惶惑感。
和作家王朔一起撰寫熱門電視劇劇本的馮小剛道出此時心境的迷惘。以前相信的真善美全粉碎了，現在再談這些就變得很可笑。富裕與貧窮、落後與發展，種種衝突全混雜在高濃度的社會變遷中，沒有人告訴大家該往哪兒走，「我們是處在處處尷尬的年代，人不知道要幹什麼。」馮小剛緊皺雙眉，萬寶路香菸一根接一根沒斷過。
自七０年代末期搞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從全然封閉到向世界敞開，面臨任何開發國家所未經歷過的地殼大變動。農業轉到工業社會、世紀之交、千年之交、計畫轉軌到市場經濟，所有這些社會轉型期全部濃縮在這十六年內，相互牽引激盪。正如經濟學家胡鞍鋼觀察，大陸正走一條其他國家沒有走過的路，所有矛盾都壓擠在此時的大陸社會，特別值得謹慎關注。
諸種矛盾並陳，社會生動而又混亂，傳統、現代、後現代現象、保守、前衛、解放心態，大雜膾般同時並存。社會結構劇變牽動出的價值大翻轉，共產黨高度控制力逐漸鬆弛，更強化社會集體的失落、迷惑。
價值失落，民眾更焦急地要改變生存狀態，國家想一下子現代化，民眾想立刻翻身發財。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許紀霖，用上海流行的股市語彙「淘漿糊」比凝大陸現在的社會生活態度－－大家抱著投機主義、能撈就撈的心態，沒有規範，一起淘漿糊，不知道怎麼走才對。
渴望穩定發展
愈年輕困惑也愈深。據「中國青年報」九四年調查，大陸十八到三十五歲青年堅定信仰社會主義的只有七%，輿論憂心忡忡地質疑年輕一代已經出現信仰危機。順口溜「提共產主義就冷笑，提馬列主義就譏笑，提社會主義就失笑，提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就哈哈大笑」當中顯示的，也是價值失落後的自我嘲弄。
即使官方欽定的意識型態範本－－「鄧小平文選」在市場熱賣，並不能遏止舊價值體系迅速崩潰。北京一位政治觀察家點出，最近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組織社會學者，企圖以傳統孔教做為新的意識型態，除了樹立個人權威外，江澤民更希望藉復興儒教，化解信仰真空階段的道德、價值失落危機。
正如日本青山學院中國專家天兒慧為文剖析，大陸在搞改革開放後，國家權力漸鬆弛，社會傾向相對自立化，造成國家與社會的乖離。從革命黨到自覺的執政黨，從破壞市民社會到恢復市民社會，是由非制度性社會轉向制度化社會發展的過程。
另一方面，從非制度到制度化的混亂、陣痛，民眾雖抱怨連連，但追求穩定的熱情並不因此降溫。據北京中國社科院九四年調查，雖然不滿物價上漲、貪腐嚴重，五六%的民眾還是渴望並且相信社會繼續穩定發展。
做了二十幾年大右派的北京社科院教授余敦康就是這樣一個樂觀派。儘管批判官僚體系腐敗難救，他仍相信社會自由後，自會萌發無限生機。現在多元社會矛盾雖多，但內在爆發力無窮，過去管制嚴苛的出版、傳媒等文化事業，也一步步解禁，文化呈現多元生動的生命力。
「文革時人人悲觀，現在雖然混亂，但至少還有明天可以期待。」坐在又暗又小的書房裡，余敦康臉上揚起天真的笑容。
自一九六五年工業總產值首度超過農業產值起，台灣花了三十年，還未脫離社會轉型的陣痛。大陸脫胎換骨似的價值觀大扭轉，多種矛盾衝突相互揉雜作用，強大化學反應仍在進行。
肯定的是，汪洋大海散了化了，十二億顆小水滴相互推擠摩擦，多元自我的社會文化遠遠捲成大浪，就要鋪天蓋地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