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住宅在臺北的需求日益增高，也由於臺北市長柯文哲提出4年2萬戶、8年5萬戶的目標，讓許多市民對公宅有深切期待，但也有部份居民反對，造成公宅動工延宕。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黃麗玲認為：「北市府可以不要推的那麼快，先多多進行溝通。」她也強調「溝通應該是和願意溝通的人溝通，因為利益不是用溝通可以談成的。」
北市府回應快 柯文哲有決心
談到對於臺北市公共住宅的看法，黃麗玲表示：「談到理想中的公宅，其實有很多層次。但是與5、6年前相比，北市府的回應已經算很快的了，雖然目前和8年5萬戶還有距離，但是柯文哲很有決心，也希望臺北能夠帶動新北、臺中等城市的回應。」
由於臺北市推動公共住宅，已經是落後世界潮流，所以不管是公宅住戶的多樣化、規則、設計等，都是難題，也讓公宅的推動面臨許多考驗。黃麗玲說：「公共住宅應採取混居制度，不能單純以收入、所得來衡量。不過像是老年人和年青人對居住需求的不同，如果公宅使用標準化，是能夠快速建造，打造出一棟棟符合標準的公宅；差異化則是能夠注重不同族群的需求，但是就可能營造較慢，無法快速建設，但各有好處。」
政府補貼弱勢 在臺北安棲
對公宅殷殷期盼的弱勢族群，希望能夠在臺北找到一個安棲之處。黃麗玲提出：「政府還是要補貼人民，中央的土地多、地方的補助多，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夠推出符合弱勢需要的公宅。臺北市公共住宅第一階段是量的增加，之後是分級、所得能力的差異化，或許有些攤販、地下經濟等非正式部門經濟，但在每個社會也約佔30%左右，臺灣也不例外，例用課稅資料還是有公平性。」
黃麗玲以韓國為例分析：「所得在百分之10分位組以下是最弱勢，政府補貼最多；百分之10-20分位組付3分之1；百分之40分位組是中產階級，百分之40分位組以上的就不需要住在公宅。日韓都是以所得能力百分之40分組以下為公宅居住者，所得能力百分之10-20分位組為主流居住者。」
公宅政策多溝通 強調居住正義
臺北公宅遇到居民反對問題，黃麗玲建議：「其實北市府可以不要推的那麼快，先多多進行溝通，並且將許多公共設施設在公宅，像是托嬰、長照等，並且強調居住正義的概念。」參加多場公聽會的黃麗玲，見到許多火爆的對話與抗爭。她說：「溝通應該是和願意溝通的人溝通，因為利益不是用溝通可以談成的，部份人只想都更、高房價，不管怎麼溝通是無用的。」
高房價後遺症 下一代生活困難
對於公宅會影響房價的疑慮，黃麗玲認為，公宅與房價的關係沒有實證證明，而且臺北公宅只有住宅市場5%的量，很難捍動房價，像是荷蘭平均30%、阿姆斯特丹50%、德國有租金管制等方式，「讓人重新思考，房地產不該是商品。」高房價究竟是否能夠拉抬經濟？黃麗玲說：「其實反對公宅的人，同樣要付出成本在下一代身上，或許自己能夠有房子，但是因為高房價，下一代成家立業的成本提高，找工作也變的困難，工作也變少，這些都是反對者應該思考的部份。」
舊有國宅的形象，常讓人會對公宅留下品質不良的刻板印象，加上公共住宅的標籤化，讓人覺得入住者都是弱勢族群，其實這都是錯誤想法，北市府的新公宅擁有智慧建築與管理。黃麗玲建議，日本、歐洲都推動「住民自主管理」，主張由住民自己決定，臺北公宅也可以用新的管理方式，讓公宅成為週圍的「好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