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司機劉福正，開一輛半新的黑色日產，擦拭得乾淨，黑色顯高級，乍看像豪華轎車。車是他自己的，靠行在新社某家車行底下，為此，他每月要交一千二的靠行費。這一千多元是什麼概念呢？當天我包他的車去頭櫃採訪，加上等候時間約六小時，需要付他一千五百元。
這也是許多台灣計程車司機的現狀。許多司機還會合租一間辦公室，屋內有各自的躺椅、空調、電臺，可以在那裡午休，喝茶聊天看報紙。每個人進去先把手牌放桌上，電臺裡叫車，手牌靠前的先走。這樣一間辦公室加電臺費加靠行費，每月五、六千。
說回劉福正。因為要出車，那天早上，他五點多到田裡採絲瓜。農作物到了產期，一天都不能耽誤，晚摘一天，嫩瓜變老，城裡人就不愛吃了。
對。除了計程車司機，他還是一位農民。家裡有兩分半地。
年輕時，他在台北修車。修了七、八年，結婚，妻子在新社開一個小店。結婚了，不能再窮哈哈地混下去，他轉行賣車。果然賺錢！可是，賣車，需要這裡那裡跑，天天不在家。夫妻整天見不到面，這樣不行吧？最後，他回到新社，又做回一名農民，兼職農民。
「其實我不習慣住都市。（鄉下）這裡空氣溫度多好，都不用開冷氣。我喜歡鄉下。」
生於一九六○年代初的劉昌煬說，台灣的農業，在變成農業生產者和服務業之間。大部分台灣農民都身兼兩職。「年輕農民不單純是農民，也兼做旅遊服務。靠他過去在都市上班的資源，或接待遊客，或拿貨出去賣，或利用網路行銷。這個趨勢，從跟我同輩的這一代人就開始了。」
台灣農業產值占台灣GDP，在一九五二年達到最高的三二．二％，之後開始下跌，二○○一年摔到一．九％，一路震盪。經過十幾年的「以農業培養工業」壓榨式農業政策後，普遍認為一九六八年是台灣農業的轉捩點，之後進入衰退期。「平均每人農家與非農家之可支配所得比率」在一九七○年達到最低：五五．八四％。亦即，務農者收入，約為非務農者的一半。
漫漫「離農」路開啟。大量農村人口外流，流入電子工廠、成衣廠、鞋廠⋯⋯服務業，默默消化時代轉型巨痛。
農林漁牧業人口，占台灣總就業人口比例，在一九八○年首次低於二○％，並不斷下降，二○一○年，變成五．三％。一個個冰冷數字背後，是這一代台灣農民，大部分生下來就注定要離開家鄉。
這就是產業結構調整。
沒有離開農地的，也做起兼職。一九六○至八○年代，專業農戶所占比例急速下降，至一九八○年降至九％。之後略有回升。但兼職農戶仍大致保持在八○％的比例；而在農家所得中，從一九七○年起，非農業收入已成為農家所得主要部分。二○○九年，非農業所得占農家所得比率為七七．五％。這也意味著，有約八○％的農民，主要靠非農業收入養活自己、養活農業。「台灣的農業，在變成介於農業生產者和服務業之間」，再回味這句話，其中蘊含之力量，排山倒海。
在產業結構調整中，五、六○年代開啟的離農之路，於七○年代成為浪潮。進入八○年代，雖然農牧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但專業農戶比例逐漸回升，至二○○九年底升至二一．九％。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漸漸呈現：農業人口減少，但農業專業化加強；由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逐步變為包括休閒農業在內的多元化農業，極大拓展了土地附加值；務農所得得到提高，農家與非農家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比，在二○一二年為七八．七七％。
當農業不再是農民唯一的收入來源，農村居民的職業分化、政治態度，乃至價值觀都日趨多元。
劉福正務農已經一、二十年。他屬於對農作物一視同仁的農民，這種包容，近似父母對子女的疼愛。他種絲瓜、百香果。在新峰農場老闆陳榮雄的眼裡，百香果太便宜，都不值得搞採摘。這種廉價的果菜，劉福正卻也是兢兢業業，用健康方式耕作。不用除草劑，人工割草，「地上長草是好事，因為說明這塊地是活的，才會長草。長草有利於水土保持。公家在講水土保持，可是這個我們早十幾年就知道。」蟲子，他看到就捉，看不到，就讓牠吃。人和蟲子是平等的，不使用「生化武器」大規模殺傷後者。
他沒有參加產銷班，對於產銷班集體購買肥料比較便宜，他說：「他們買的肥料我覺得不好用。」這個行為，以及這句話，流露出都市闖蕩給他的獨來獨往的印記。他喜歡用有機肥，「不要總施化肥，土壤一直酸一直酸，酸到一定程度，你的果樹就種不起來了。有機肥肥力持續得久一點，施有機肥，再加一些鹼性的東西，會把酸性中和掉。」
「做農的話，你要了解農作物，你要跟果樹對話。它會生病，會肚子餓。它會說，它吃的東西不夠啦，肚子餓啊，有蟲在咬它啊，它微量元素不夠啊。做農一定要了解你的作物有什麼問題，才有辦法種得漂亮。和小孩子一樣，他長得健康，依靠我們給他吃的什麼。」
這童話般的句子，不像出自這沉默寡言的計程車司機之口。而他也只是說到種田，才會有突發的浪漫。大部分時間，他很實際。「我算過。風調雨順，正常的收成，一個農民一天賺不到三百塊。一個月九千塊。比做工還差。」更不用說，有時種葡萄，本錢下了，肥施了，農藥也撒了，最後連續下幾天雨，爛掉了。連肥料錢都收不回來。如果請工人幫忙，一天還要給八百塊。這樣算起來，真不知道為什麼還要種田了。
「農民是這樣，任憑田荒掉，是不可以的⋯⋯於是還是要做。」
於是兼職。「有客人找我，我還是優先啊。我在田裡做了一半，有客人找我，好，我馬上放下。」時間分配上，開計程車會占六、七成。但他早起、晚歸，在田裡把時間補回來，「有時候我在田裡工作，會做到很晚，做到看不見了才回家。」
收入比例上，開計程車，差不多每月能有三萬，而且，開車和務農一樣，都不用繳稅。也許正因為有了開車的收入，他才可以這樣不計較地種著絲瓜。
他的絲瓜每天用農會的貨車運出，以前是走共同運銷到市場，價格不理想。現在仍然用共同運銷載出去，載到果菜批發市場裡的攤商賣。
或許是有份職業來養活一家人，他對蔬菜的價格並不那麼敏感，對共同運銷體系的評價也尚可，這個系統，市場的場租、搬運工的費用、加上農會的手續費，一共收他三％，他覺得並不高。
那農會靠什麼盈利呢？他笑起來，表情變得生動：「市場賣完的錢，都是寄到我們在農會的戶頭。因為我們一定在農會有戶頭。這它就有利益了。」是不是必須在農會有戶頭才能加入這個共同運銷？「是！是！呵呵呵。原則上農會就是賺這個錢。你的錢放農會，它貸款出去，就能賺錢。」
那是不是包裝也很重要？「對！要貨的人，你包得漂亮，他價錢會抬高。如果盒子髒髒的，零零落落的，賣相就不好。賣相很重要。會包裝，不會包裝，價錢會差好幾塊。」新社可以沒有太多商店，但紙箱店一定不可少，劉福正家旁邊就有一家。每一種水果或蔬菜都有專門的箱子，在箱面上，用簡單筆觸白描勾勒出苦瓜或是絲瓜、豌豆或者桃子。
劉福正有四個孩子，最大的在新社上班；二女兒在台北，讀古蹟修復及藝術的碩士；老三上大學。妻子的店，又像他們的客廳。前面擺些零碎貨物，後面擺沙發、電視，分明是吃飯區。正對著飯桌，掛一幅大畫，似乎是觀音，線條色彩都美。那是二女兒的手筆。她讀的是學費較便宜的國立大學，但一學期學費也要兩萬多，房租、生活費每月要一萬，一年下來，差不多二十萬。父母一個月給她一萬塊。學費自己打工掙。
媽媽擔心藝術專業是否好找工作，「藝術家有人說會餓死，不知道她會不會。」但只要孩子們想讀，他們就會供。「你有那個能力，有發揮的空間，就發揮。現在才十幾歲，不讀書，不行吧。不是為工作，你得到一個知識，得一個品德，都是買不到的嘛。」
華人的傳統，是尊重知識，尊重讀書人的。所以台灣農民的子女有留學經歷者，並不罕見。但在以前，都市就職被視為正途，回家務農則被視為失敗者。近年，這個觀念似乎又有所轉變。台灣經濟放緩，都市生存不易，此時的鄉村，則成了一個失業的緩衝地帶。而一些返鄉年輕人勇於種植高經濟作物，加上相關優惠政策，做出了老農也羡慕的事業。
這一代四、五十歲的台灣人，對鄉下、農民身分，大部分人都有一個「走出去、又回來」的過程。在都市歷練過，和從來沒出去過的農民略有不同。比如他們更健談，更不怯於說出自己的意見。賣過車的劉福正，開車的沉默中，似乎總在思考問題，他會自問自答，農民收入低，可是都覺得農民有錢，為什麼？「因為農民省啊。農民不花錢。都市，樓下吃個飯，幾百塊。農民不是啊，自己煮，自己種菜，自己種瓜，只買個米嘛。自己在家裡吃一吃。又是自己的房子。成本很低。」最後他得出一個近乎哲學的結論：「所以農民不能有欲望。」
這一論斷，適用於他及之前的農民。但更年輕的台灣農民，也在追求和都市平等的經濟收入。為什麼做農，就不能過上足夠體面的、有欲望的生活？比如新社的江明勳，他辭掉台中市三萬多月薪的工作，回來種香菇，就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他的故事後文再表。
中午，劉福正到家時，妻子和小孩已先吃過。為他重新開火，端出兩盤手工水餃、一小碟有奇香的辣椒蘸料；一碗燒絲瓜，絲瓜是自己種的有機瓜，帶著淡淡的甜味；一盤叉燒；一小碟自家做的客家醃梅子。並無大魚大肉，但飯蔬原料健康，燒製清淡有味。
像他們的生活。
本文節錄自：《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耕地的人，另一種生活想像》一書，綠妖著，圓神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