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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政府 入不敷出

林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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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玲

199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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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政府 入不敷出
 

本文出自 1995 / 5月號雜誌 第107期遠見雜誌

有個法國童謠描述這種現象:池塘角落最初只有一片荷葉,荷葉數目每天增加一倍,三十天後池塘就會滿布荷葉。但在前二十八天,根本沒人理會池中變化,直到第二十九天,村民驚覺池塘的一半已被荷葉遮蓋,他們開始關心起來,卻無能為力。次日,他們害怕的情形發生了:整個池塘布滿了荷葉。

第五項修練.雪球效應

這個料峭的春天,台灣真是悲喜交集。

喜的是,台灣又跨入福利制度的新里程碑,全民健保與老農津貼在政府補助之下正式上路;悲的是,政府幾乎瀕臨無錢可支應上路的窘況。

國民生產毛額將近新台幣七兆元的台灣民眾很難置信,這兩項制度一年九百餘億的補助,竟讓政府如此左支右絀。

但各級政府的帳面上清楚地顯示著,政府的債務即將突破兩兆元大關,每年四分之一的政府支出,要靠借債度日。嚷了幾年「人民富、政府窮」,政府債台高築的雪球,竟似毫無設防般,遮天蓋地滾過來。

往回看,從八百八十億元戰士授田證補償、八千億元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到兩兆餘元的國建計畫、三千億元的軍備採購,政府赤字迅速向上攀升;「而福利制度只是財政惡化之後,再添另一個因素,而成為引爆點。」國策中心研究員林本炫指出。

時間延宕支出增加

政府欠債殃及全民,美國顯然是個殷鑑。

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趙揚清分析,美國目前為龐大貿易赤字與高失業率所苦,主要緣起財政赤字,政府大量舉債,與民間爭奪資金,導致資金市場利率升高,企業經營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力變弱,大量裁員與貿易逆差於焉而始。終於演變成財政、貿易「雙赤字」的棘手局面。

政府舉債,自然因為入不敷出。近五年,政府支出平均年成長率約一二%,而實質收入平均年成長率僅約六%,連年出多進少,使政府必須借債來還債。以八十五年度中央政府預算而言,債務支出占歲出的一三.四%,而靠舉債的收入比例,約為一一%。而四年之後,債務支出的比例,預計還要上升到二0%。

眾所周知,解決赤字問題,不外開源節流。然而,每一年政府都喊要財政重整,赤字卻仍不減反增,究竟台灣財政問題病根為何?

行政單位歸咎立法院討好選民、濫開支票;立法委員則認為行政體系貪污浪費、開源無能;有人批評國建計畫好大喜功;更有人反對福利支出漫無節制。

這些說法,「就像瞎子摸象,都對,但都只對一部分」,政大財稅系教授曾巨威比喻道:「財政失衡是長期因循累積,絕非單一因素所造成。」

若把政府視為一個龐大的企業,財政赤字便如同企業出現財務危機,究其源頭,「今日的問題經常來自昨日的解決方案」,以發展「學習型組織」著稱的企管學巨擘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在「第五項修練」一書中指出。

台灣省財政廳長賴英照剖析,近年政府增加的支出,主要來自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及推動重大工程。以省府為例,目前的債務餘額約四千億,這兩項就耗費五千多億;而財源接近自給自足的台北市,因捷運工程高達四千四百億,導致負債一千億。「沒有這些支出,政府支應經常性花費並不需要舉債。」賴英照表示。

順著時光隧道往回走,民國七十年代末期開始,政府大舉推動建設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改善公共設備落後問題,並帶動當時低落的投資意願。為了趕上現代化列車,政府開始編列預算;大興土木。「作法沒錯,問題是時間延宕了」,一位政務官惋惜地說。

以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為例,原本是民國六十二年政府即決議分十五年逐步完成,執行拖延的結果是將政府負擔壓縮於最後關頭。相同的情形發生在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制度,「過去歲計有剩餘卻不規畫實行,到頭來全擠在一起。」這位政務官提起過去政府保守、缺乏長遠規畫,不禁搖頭歎息。

決策品質低

以財政赤字、增加公共支出、減少失業帶動經濟成長,是經濟學大師凱因斯的著名理論,也幾乎被許多國家政府奉為圭臬。一九三三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有所謂「挖地說」--政府雇用失業者在地面挖洞、填平,以提高就業,解決經濟恐慌。但若干年後,「許多務實的從政者,必須與抗稅、成本上升所產生的財政困難搏鬥。」「新政府運動」一書中指出。

書中更揭櫫,投資效益產生落差的關鍵,並非支出多寡,而是品質高低。

立委許添財舉北二高為例,這條造價一千多億的高速公路,的確縮短了台北到新竹的行車時間,但問題是兩端出口未能同步建造疏通道路,形成雍塞瓶頸,使總行車時間與原高速公路無異,「效益等於零」,許添財毫不留情指責。而完工經年,卻仍在試車階段的台北捷運木柵線,對交通與營收迄今毫無貢獻。

立委彭百顯統計,這兩年為因應政府職能擴大所需,政府一共增設了五十四個新單位。在一片精簡人事的聲浪中,今年政府人事費用還比去年增加一四%,占總支出達三分之一。人力投資增加是否代表效率提升?各方仁智互見,但工程推動過程中的管理品質不佳,恐怕是普遍的看法。

管理不善、工程一延再延、偷工減料、貪污舞弊時有所聞、預算一再追加,造成龐大的浪費。以台北捷運為例,原本計畫二千七百億的經費,一口氣追加了一千七百億。當追加預算變成常態,政府財務結構也就病態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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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管理品質漏洞百出,常源自於不良的決策品質。

才實施月餘的全民健保,至今風波不斷,由於匆促上場,整體制度欠缺完善設計與準備,造成醫療機構與就醫民眾不便。而政府之所以急於推行,據了解內情的官員透露,是因為行政院「不願意讓支票再跳票」。

「不成熟的政策就像早產兒,不但體質弱,還要花更多金錢與時間來照顧。」財政部次長戴立寧形容。

抓住行政院急切推行的弱點,選舉在即的立委們順水推舟、討好選民,讓政府補助一0%的經費,使原本的保險制度(制度精神是有能力支付者自助互助),夾雜福利制度(制度精神是救助低收入者)。不但使財政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準備不足,使健保單位必須用更多管理成本來彌補缺失。

選舉效應在支出增加階段,形成催化擴大的助力。

前財政部長陸潤康觀察,選票壓力下,民意代表急於表功,而執政黨主政的行政單位非但不能拒絕,還加入表功行列以求勝選。另一方面,為了籌措選舉經費,許多民代藉關說與承包工程牟利,又使工程費用往上加成。典型的例子,是高速鐵路從最初規畫的五個站,倍增為十個站。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一書中寫道:「如果預算過程是從需要多少經費開始,那財政就缺乏監督,政府支出成為政客買票的工具。」形成所謂的「肉桶政治」,國庫淪為為政黨擴張勢力的政策性目的服務。

「如果省長可以花九百億搞「一鄉鎮一公園、停車場」來贏得選舉,立委為什麼不會用老農津貼來換人心?」一位民進黨立委反問。而行政單位與民意機關競相送紅包的結果,精簡支出便成為空談。

而藉國庫送人情之所以能在選舉奏效,則因為大眾的「財政幻覺」--花政府的錢和自己沒有關連,「其實,政府只是過路財神,政府的支出就是全民的負擔。」財政部長林振國急切地希望民眾建立正確觀念。

稅制愈益不公平

原本為了達到提升國家實力的作法,在決策與管理能力未相對提升,以及政治因素干擾下,使政府支出陷入不效率的擴張循環(見圖)。

嚴重的是,收入面也出現結構性難題。

台灣近年以逐漸邁向福利國家而自喜,問題是,政府有福利國家的支出規模,卻沒有福利國家的收入結構,「使整個制度看來曖昧不明」,學者林本炫指出。福利國家通常以高稅收來支應財政,北歐國家就將所得稅加徵五成,作為福利支出的「社會安全捐」。

而翻開台灣的財稅史,「過去十年,是個減稅的年代。」省財政廳長賴英照歸納。

選舉效應在財政收入面再度醱酵。光是最近幾個月,立法院提高遺產、贈與稅的免稅額度,加大「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優惠範圍(從股份有限公司擴大到所有公司),加上早先通過的土地徵收免徵增值稅、生鮮農產品免徵營業稅等,林林總總就使各級政府減少稅收上千億元。

而財政部所提出增加收入的法案,如「公益彩券發行條例」、「規費法」修正案、取消軍教人員免稅優惠等,立法院卻完全不予理會。而關係到社會公平的稅法,如證券交易所得稅、土地交易所得稅等,更遭立法委員強力杯葛。不但稅收增加困難,更大的負面影響是,「稅制愈來愈朝有利於高所得者、增加低收入者負擔,不公平的方向偏差。」賦稅署副署長張盛和憂心忡忡地表示。

按理說,政府增加投資帶動經濟成長,必然對稅收有所回饋,但是,由於支出面執行效率出現問題,加上連年減稅,使收入成長跟不上支出增加。而整個收結構在選舉、施政品質低、稅制不公平等外力干擾下,產生連鎖反應,「政府支出無法取信於民,自然也就沒有加稅空間。」財稅學者曾巨威強調,如果要加稅,政府必須先提高效率來說服民眾。

法制建設最重要

稅收減少的情形下,政府連年採取出售公營事業股票來增加收入,通常公營事業民營化的目的,是為使經營不善的事業提高營運效率,因此多半優先出售賠錢事業股票,結果,政府為求順利籌錢,就先出售賺錢事業,卻又因股票承銷過程規畫不盡完善,導致這個政策圖利少數財團、政黨,「殺了下金蛋的雞,卻留下需要照顧的病難。」一位官員痛陳。

花費節制難,而收入流失易,最後,政府就可能被迫走上以債養債之途。

全盤審視台灣財政惡化的結構性因素,要中止問題的惡性循環,關鍵之一是選民的自覺與制衡力量;另一個關鍵是政府斬斷浪費的根源,而具體解決之方,彼得杜拉克認為:「很重要的一步,是幫助社會部門自主機構的成立。」一般的說法,就是鼓勵民間參與公共投資。

省財政廳長賴英照舉公立醫院與慈濟醫院為例,印證民間機構經營效率與品質,多半勝於政府親為。而目前政府苦於債務,民間卻仍有二七%的儲蓄率,若讓高達兩兆的民間儲蓄運用到公共建設的投資經營,將可減少政府極大的財政壓力。

由於重大工程仍在持續進行中,未來,光是土地徵收至少耗資數兆元,如果全部以編列預算支應,政府赤字更將急速膨脹,如果用市地重畫取得用地,以換地取代買地,費用就可大幅減少。「若能用民間資金從事建設,用地政手段取得用地,就打通財政問題的任督二脈。」賴英照認為政府理財應更有創意。

去年年底,「獎勵民間參與國家重大建設條例」已明令頒布,而施行細則仍在研擬,政府已經有意識地推動這個作法。然而,推動之後的成敗關鍵,仍是現有結構的難解之結 如何避免積習多年的官商勾結、工程舞弊,重整政府施政的品質信用?

「最重要的還是法制」,兼具律師身分的大安銀行董事長陸潤康強調:「法制建設不花分文,影響卻更久遠。」

走過五年的赤字險路,台灣該慶幸問題終於被揭露。當發現池塘已被荷葉遮蓋大半,就該是下手清理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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