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大選，民進黨陳水扁贏得台北市長選舉，不少政治觀察家曾評論，意識型態的政治已走向式微，選民支持中道務實的政治理念和候選人，不再理會意識型態。台灣的意識型態政治真的終結了嗎？
如果芋仔番薯、愛台灣、台灣優先、本省外省，甚至台奸、賣台集團等字眼，在政治人物、公私場合，甚至校園學子間朗朗上口，可以肯定，台灣並沒有擺脫意識型態的羈絆。大家仍在不同意識型態的差異間分辨你我、爭權奪利，政黨尤其如此。
即使台北市長陳水扁避談統獨，表現國家認同和標榜希望的城市、快樂的市民，為民進黨贏得空前勝利；即使主政當局強調生命共同體，認為意識型態競爭已成過去，台灣的政治並未因而向意識型態揮別。
意識型態曾帶給許多人惡感，主政者也不會承認或自覺台灣正在塑造一種近似新民族肇端，且帶有些狂熱信仰的嶄新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競爭仍未結束，正悄悄支配台灣政局。明年初總統選舉，可能把意識型態鬥爭帶上新高峰。
「邁向新國家」政策已現
前兩年修憲，廢除國大、考試院、監察院的理由無論如何充分，但堅守「五權憲法」不能改的底線，瞬間即剝奪了憲法朝國會體制明確化、總統向國會負責、國家統治權力權責對等的合理化機會，意識型態成為遁逃監督的屏障。
最近考試院廢考三民主義風波，贊成和反對廢考雙方意見相持；民進黨檢討黨綱修訂，堅持公民自決台灣主權獨立條款不能廢除。除了政治利益考量外，橫亙其間的，難道不是意識型態的堅持和對壘？
看看時下流行的意識型態配對競賽；「國家統一」對「台灣獨立」、「中國本位」對「台灣本位」、「全中國方位」對「台灣優先」、「外省」對「本省」、「芋仔」對「番薯」，甚至文化藝術都蒙上「中原」對「本土」的競爭。而總統直選、「新興民族論」和兩岸海基會、海協會更頻繁地會談往來，已可預見一場場新棋局正山雨欲來。
部分觀察力敏銳的學者開始指出，自一九九三年「李連體制」步入平順運作後，「邁向新國家」的各種政策已陸續出現。新國家政策在對外方面，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或台灣)是早已實質獨立的政治實體，積極爭取加入國際組織，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國主權不及台灣。
對內方面，反覆強調吃台灣米、喝台灣水、愛台灣、台灣優先、生命共同體，再步入更露骨的歷史開端、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點出台灣人的悲哀和台灣前途自主的必要性。自低至高、從裡到外，進行意識型態改造。
而這種召喚台灣意識、動員本土力量為後盾的改造過程，發生了許多重要的現象和大事：一是地方派系藉機擴大本身的影響力；二是黑道藉表態效忠漂白，大量進入政治圈；三是政黨間意識型態的重疊和激烈爭奪地盤；四是國家目標和認同逐漸模糊化；五是人民廣泛同意或動員，形成一種民粹主義氣氛，順我者昌，逆我者去；六是新威權排他性的一元領導更鞏固，但社會意識型態衝突可能愈尖銳化，社會整合與和諧更難達成。
台灣正同時面臨國家發展目標的選擇、內部憲政體制定位、權力結構重組和再次接班等壓力，也面對大陸強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文化的競爭和吸收溶解合一的威脅。這麼複雜而錯亂的情境中，更擺脫不了意識型態的戰爭。
反覆游移引猜忌
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的主導地位，近十年來已日居下風。其間有歷史客觀現實的無奈，也有領導者智慧、領導風格和策略選擇的問題。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自蔣經國當政末期以來，除了開放大陸探親是出於黨內(榮民)需求自發提出以外，舉凡重大的政策如解除戒嚴、國會改選、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總統直選、台獨運動解除法律追訴、海外台獨團體返台等重大改變，無一不是反對人士施壓、群眾街頭抗爭後，國民黨才被迫接受。
「新國家運動」蓬勃成主流後，至今的情勢發展仍由民進黨實質主導全局。早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兩次立委選舉中，民進黨洪奇昌等新潮流人士組成「新國家連線」，即已積極宣揚台灣認同、台灣人出頭天、當家作主、建立新國家等理念；加入聯合國、福利國家都是晚近的事，但哪一樣不是民進黨先提出，國民黨奉為圭臬、國家機器全力推動？這些政策的轉變，後見之明者亦可看出：台灣在意識型態選擇上，已發生空前的巨變。
國民黨在意識型態和公共政策上「抄襲」民進黨，或「被民進黨領導」，或許可視作執政黨「消化、溶解」在野黨著力點，爭取繼續執政地位的高明政策，也視作國家領袖平衡各政黨主張，促進和諧的權宜。假設此邏輯成立，當局一切游移擺盪的爭議性談話，如台灣地位未定、外來政權、台灣人的悲哀、出埃及記等，都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評價。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意識型態區隔模糊化目的是達到了，國家定位和目標的反覆游移，卻也困惑住部分選民，從省市大選結果看，策略上不一定穩住了國民黨的票源，但台灣人民有不確定想法的比例正日增，最新民意調查已反映出這個結果。
海峽兩岸對台灣發展走向漸難掌握，對台灣全力衝刺要進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企圖用意，產生疑慮和不同的解讀，間接增加敵意、猜忌和對台灣的不利動機。「一九九五閏八月」一書，不過撩動台灣人心靈中深沈的夢魘，但恐懼的根源都不外他求。
兩大黨意識型態若即若離、時近時遠，「愛台灣」的競賽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治安、環保、國土規畫、重大經濟交通建設、兩岸經貿投資，都可以扯上愛台灣和統獨問題，泛政治化個案日增，扭曲的公共政策辯論，談決策品質顯然奢求。
泛政治化普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扣帽子、動機論便成時尚。政治人物、企業家、學者、媒體、社團，任何言論行動，都可賦予動機而面臨褒貶。台奸、賣台集團、中共同路人或台獨分子、漢奸、暴力分子帽子滿天飛，社會道德紀律和個人品德日趨下流。
意識型態政治掛帥，口號政治、符咒政治的消費量大增，但任何響亮號召的半衰期急遽縮短、加速消耗，包括生命共同體、歷史新開端、台灣優先、天下為公、主權在民、存在就有希望、存在就有發展，各式新口號創造、折損快速。國家領袖常常透過電視新聞，再三重申自己的國家認同和治國理念，或時常更新講詞中的「key words(關鍵字眼)」；更糟糕的是在關鍵時刻，反對黨總有不同的解讀，民眾更迷惑，看法也更分歧。
民粹威權主義
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社會情境下，醞釀出新黨誕生的條件。但新黨的出現提供選民的寄托和希望，並沒有解決台灣整體意識型態紛爭錯亂的問題，反而還增加選民間對抗分歧的裂隙，統獨雙方或三黨民粹主義的手法和對抗，使得局勢更不易收拾。
政治作為的評價褒貶，有時不問動機、過程，只看結果。強調「二分法」為基礎的衝突和鬥爭，將所有過錯委諸敵人；權威原則領導、壟斷大眾傳播媒體，極權主義特徵若隱若現，目的指向建立新國家的成形和發展。
學者指出，台灣在特別歷史環境下，要求權力的集中和壟斷，國家的意志和利益均由一個核心勢力明確而絕對地界定，新的威權體制已然形成。為了因應反對勢力衝擊、舊勢力覬覦、原有體制的限制，爭取人民的認同支持、切斷舊體制的關係和畫清與中國的界線，逐步建構而成民粹威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制度。主權在民不斷提出，對照各種新政走向，這種論證有其根據。
台灣的確走向「歷史的新開端」，但新的意識型態是帶領台灣走出困局，或走向更困頓難測的未來，目前沒有人知道答案。台北市長選舉可以避談意識型態，但總統選舉或許可以提供檢驗「李登輝主義」這套新意識型態的機會。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