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李遠哲院士回國演講「台大為什麼還不是一流大學」之後，台大如何在中國跨入二十一世紀肩負「開創高等教育革新」的使命，成為海內外知識分子矚目焦點。
台大擁有「一流學生、二流師資與三流行政作業體制」，是教育界常感嘆的現狀。若由教育的終極目標來看，一流學生沒有全然發揮才能，不僅代表「教育未盡其責」，更是個人與國家社會的最大損失。
台大面臨哪些嚴重的瓶頸問題？聯考常勝軍的台大學生是否經過菁英教育過程以變化氣質？又台大在歷史轉捩點上即將薰陶何種素養的人才，以解決未來中國重大疑難？這些均是關心我國高教品質的有志人士最該省思的課題。
事實上，任何一所國際一流學府，必有其成功的教育哲學，如牛津大學薰陶通達富修養識見的整合人才，芝加哥人學偏重培育具有「慎思明辨」能力的民主國家公民，哈佛大學強調全然展現一個人的才華與智能，同時對所處的未來問題，能以道德理解力，正視解決並承擔世界責任。
心餘力絀
台大的教育哲學在傅斯年校長時代初有其宏規藍圖，為學術真理、中國青年與世界文化傳承，培育「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人才，以「歸骨田橫之島」壯志，領導台大發揮書生報國精神。可惜中國的人格、傳統文化精神、中國對世界的鉅大貢獻，因哲人早逝，尚未全然發揮。
台大最為人詬病的是「來台大，去美國」的「過境教育」，沒有立志讓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本土扎根、開花、結果，甚至未在求學、治學過程中，讓學生深入明瞭台灣、中國與世界政經、科學、文化的思潮與整體互動發展，所以求知慾強的台大學生難以跳出考試求高分的小格局。出校門後，不少台大人難以前瞻魄力奠定宏規制度，解決本土甚至亞洲、全人類即將面臨的問題。上一代知識分子，於是常責難「台大不如北大，台大對不起台灣社會」！
其實，台大校友們與校內教師也曾做多番努力，如傅校長成立「大一課程委員會」，重視學生基礎學問與語文訓練。錢思亮校長繼任後，也明瞭大學專門科目與普通科目的平衡，希望能推出「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共同課程。直至民國七十年虞兆中校長接任後，有感於「台大學生疏於社會使命感」，開始推動通識教育改革。
在教育部堅守「各校共同必修課」學分規定的僵化制度下，台大前任教務長郭光雄與相關課程老師仍努力開放國文、英文、中國近代史，為多重選擇的彈性作風，踏出課程改革的第一步。爾後，在李亦園教授與台大教師的努力下，教育部高教司劉維琪司長也勇於成立「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只是共同必修課四至六學分的限制過重，校內設立「台大通識教育規畫」小組，多次討論後，卻發現教育部根本沒有尊重各大學發展的空間。教育部愈以管理姿態限制台大的發展，台大師生早日由制度上著手改革的心願也愈強。
面對海峽兩岸即將來臨的歷史巨變、科學研究與跨國企業局度的競爭力、社會道德淪喪與制度積弊，有心人士對台大在教育、學術上引領改進的期盼也高達頂點。可惜校長選舉弊失太多，民選的陳維昭校長原可成為台大歷史變革的巨人校長，卻因選舉重重包袱與後顧之憂，讓台j人自傅校長起所秉持的中國知識分子風骨，完全吐不出嫩芽，更遑論掌握時代契機，開創學術發展與未來國運。
顯然地，台大要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必須在師資、教育學程規畫、教學品質、學術研究風氣、師生關係、行政首長遴選辦法及各層次評鑑制度著手。
台大教育學程規畫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
(一)認真導引大一學生有關大學教育的理想目標與課程規畫的教育內涵，激勵學生「主動追求其理」；
(二)以教育哲學理念設計適合我國文化國情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讓學生明瞭自己才性、志趣、未來發展潛力趨向後，修習基本知識範疇，培養正確的人生觀與人文素養，明瞭個人身心健康、個人與群體、社會、環境以及人類文明進步的唇齒關係；
(三)充實學生大學時代的學習生活，包括四分之一(即一年)的通識教育核心課、二分之一的專業課程及另四分之一的水平思考貫穿式學習。同時藉由社團活動，激發年輕人的理想、朝氣、幹勁，以團隊合作默契來發掘並解決社會中的小問題。
師資規畫最重要
台大若想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東方哈佛」，首先必須在體認大學理想的共識下，自內而上進行教學、研究、羅致人才的多方改革規畫。一流師資的發掘與栽培是台大長期規畫發展中最要緊的事，台大應決定是採哈佛大學募財高薪禮聘世界級大師為起點；還是學柏克萊加大，以探究未來各學門發展潛力作經緯，瞻望世界學術思潮，改用彈性的薪資與行政制度，一方面栽培具潛力的年輕教授，另方面慧眼網羅富創意特色的傑出人才。
由於國內教授的「鐵飯碗制度」保障，台大的評鑑制度只有在教授升等時發揮作用，對於已升任而無心教研的朽木教授卻毫無辦法，不但誤人子弟，也成為台大各項改革的最大阻力。尤其因近親繁殖、派系糾葛及教授熱中太多校外事務等弊失，往往造成「劣幣驅良幣」的扼腕之嘆！
今年台大醫學院以選舉方式選出教授升等的學術委員，幾位中研院院士卻被除名在外，校園內政治化的傾向自院長、校長採用民主選舉後，已有腐蝕學術生根的作為。一位文學院教授戲稱：「就算是李遠哲來當校長，也難力挽狂瀾。」
台大的一籮筐問題，是壞在不良體制。台大既沒有哈佛大學自一六四二年即建立的「監督者董事會」，凝集傑出校友、各界碩彥人才，每週花近一天在哈佛討論校務，也沒有如同柏克萊加大的教授會，以掌管與教學、研究、學術發展相關事務的決定權。台大是完全沒有評鑑與監督體制！李遠哲院士所疾呼的「教授治校」，在台大卸任由一學期兩次校務會議決定大學新設系所等重要事項，兩百多人群聚一堂，只要一出現「程序問題」，即難達成共識。
值得慶幸的是，儘管有各種制度缺失，台大仍有一群孜孜不倦的教授，或半夜起床撰寫著作，或清晨四時準備教材，拚勁十足，升上教授也仍不斷追求國際學術水準，再忙也頗有教育家風範。只是可惜這群教授仍是「少數」。
誠然，台大是自由中國最高學府，受惠於國家社會處最多，有其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面對未來高等教育的新挑戰與國家民族轉捩點，台大是否能薰陶開創新局的遠見人才，正考驗著這一代台大人的道德力量與智慧。
(作者為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