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在日本是關鍵性就業條件。它是男性求職的利器，女性一展宏圖的絆腳石。
即將踏出校門的中山奈美充分體會箇中滋味。
寄出了三十四張履歷表，卻只有二家公司願意給她面試的機會。對這樣的結果，她十分錯愕，「因為在學校，老師說女性的景況已經改善了」。
她錯了。老師口中的女性時代早已隨著泡沫經濟幻滅而煙消雲散。
日本一直是男性的國度，只在八０年代有少許的改變。
那時是日本的「女性時代」－－女性得以一展抱負，令社會刮目相看。但九０年代經濟景氣一蹶不振，使昔日男女平權的黃金時代有如曇花一現。
景氣不佳、就業市場僧多粥少，女性飯碗尤其不保。根據人力資源公司(Recruit Research)的調查，明春四十萬二千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非常悲觀，每個女生只有０．六一個工作機會，男同學的情形好一些，有一．四三個空缺等著他，比女性多了一倍以上。
日本航空公司在今年五月已經毫不留情地宣布，明年度不擬增聘新空姐。儘管日航否認差別待遇，一個不爭的事實擺在眼前：日航並未凍結以男性為主的職務。
這樣一來，女性在就業市場是供給遠大於需求，使得想工作想得發瘋的女性無所不用其極。
女性就業M曲線
東京的一家整型外科醫院指出，女學生為了增加求職的勝算，隆鼻、割雙眼皮的人數陡升。醫院發言人說：「這些女孩子希望姣好的外表能提高面試成功率。」
即使辛苦萬分地擠進工作窄門，在企業眼裡，只有男性才算人才，要捉供以前瞻性的管理職務加以培養。而四大名校女大學生的出路和職校學歷考殊途同歸，都是打扮時髦的高級小妹，專門幫男同事影印、打字、接電話。
企業不把女性當一回事，升遷加薪當然也就沾不到邊。九三年日本官方調查顯示，女性只占管理階層的０．八%。以住友集團為例，男性三年年資可抵女性十七年的青春；同樣，二十五年年資，男女員工的薪水差一倍。
日本企業為何要如此封殺女性的就業空間？
事實上，不僅因性別歧視。在商言商，雇用女性員工真的不划算，因為日本女性的就業周期實在太短了，使企業判定女性不值得投資、訓練。
她們進出職場的概況好似一條M曲線；二十到二十四歲的女性有八成是上班族，工作五至八年後，每五位職業婦女便有一位因為成家而辭職，直到孩子上小學後，才再度回籠就業市場。
這樣的工作型態，加上雇用女性還要給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為了安全著想也不能讓她們值夜班；精明的老闆算一算人事成本，女性立刻成了企業的拒絕往來戶。
難道日本女性真的無意馳騁職場嗎？非不為也，乃不能也，家庭、社會的外援不足，迫使許多職業婦女不得不中途輟業。
日本政府在九二年針對公司員工所做的全國性調查，反映出現代日本男女對女性就業的看法差異極大，男性普遍不支持女性發展事業。
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婦女中，有九九%認為，已完成養兒育女任務的母親應該回到工作崗位。相較之下，同齡的男性只有四四%持這種看法。此外，主張女人婚後就該待在家裡相夫教子的男性占三七%，是女性的二倍。
日本男性依舊傳統，但是日本女性變了，教育則是促成女性內在質變的關鍵因素。
一九五五年，日本女性只占全部大學人口的一二．四%，到九二年已上升到二九．三%；而二年制短期大學更是女生的天下，所占的比例高達九一．七%，比三十六年前成長了三七．七%。
經過高等教育的洗禮，而且長於資訊高度流通的日本社會，新女性和婆婆媽媽的上一代大不相同。
「黑皮書」自救
當她們出生時，日本已從戰敗的廢墟中復甦，這群沒過過苦日子的天之驕女經常出國旅行，接觸過不同文化，自然會以新角度看日本，傳統的價值觀再也束縛不了視野寬闊的新女性。
藉著經濟的養分，這股新女性勢力在八０年代更形茁壯。
八０年代中晚期，許多新興行業如服務業、仲介業和旅遊業的崛起，使女性就業前景一片大好。這些新行業為了網羅女性，史無前例地塑造女性出頭的形象，電視求才廣告上出現了出國洽商的女部長(經理)和拿著大哥大指示屬下的女性主管。有些女性真的也攀上管理階層的天梯，在職場上和男性一較高下。
然而好景不常，當泡沫經濟破碎，女性的行情也一落千丈。原來企業對女性的歧視依然不變，當年的聘雇政策，說穿了，不過是勞工短缺下的應變措施。
不過，這一代的新女性可不是省油的燈，受夠了不公平待遇，她們決定反擊。
七月，在東京，一群跨校的大學女生聯合發表了一份「黑皮書」(Black Paper)痛陳雇主的差別待遇；她們組織了抗議隊伍直驅勞動省，要求政府正視女性工作權被剝奪的事實，並且威脅公布對女性最不友善的公司黑名單。「不能因為不景氣，就讓女性成為受害者。」一位協助起草黑皮書的東大女學生氣憤地表示。 有的女學生則對以男性為天的日本社會完全失望，計畫出走，到異鄉另尋一片天。今年在東京的三場赴港就業說明會，會場上擠滿了雄心壯志的年輕女性。
選擇留在日本的新女性，既不願屈居男性的附庸，也無力改變惡質的歧視文化，她們以創業的方式為自己打天下。財星(Fortune)雜誌指出，日本去年每六家新開的店中，就有五家是女性的傑作。
深受經濟蕭條的衝擊，女性再度體認到社會上根深柢固的歧視，連法律也無能為力。
這在四十七年前「日本勞工標準法」便規定男女同工同酬；八六年生效的「平等就業法」，原意在改善婦女的就業品質，八年來卻形同具文。
對「平等就業法」嗤之以鼻的企業不屑地說：「哪個企業被罰過？」政府執法不力，枉費初立法時女性的殷切期盼。
宿命的懲罰？
豐田汽車想要洗刷對女性不善的惡名，結果一九九五年預定招募一千一百二十名員工，女性僅占其中的一二%。男女平等在日本，難於上青天。
「在美國，婦女關心的是如何打破玻璃天花板(glassceiling，比喻無形的升遷極限)，大多數的日本婦女對玻璃天花板卻是「只能遠觀而無法褻現」。」和好朋友合開翻譯社的千代子，對女性被壓抑的無奈感歎不已。
九０年代的日本新女性，已不是溫馴的小綿羊，卻依然掙不開父權社會的綁手縛腳；好像身為女性是一種宿命的懲罰，和男性平起平坐，似乎是下輩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