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只要有人問多桑多少歲，他總習慣說：「我是昭和四年生的。」所以，後來我就學會記住一個公式，昭和加十四等於民國，就像我們都知道民國的年份加十一，就是西元一九後面的年份一樣。」
－－吳念真的電影「多桑」
歷史悠悠。台灣經歷五十年被日本占據的殖民地陰影，又度過五十年與日本形斷實未斷的來往歲月。糾結複雜的歷史情感，交織成台灣人微妙的「日本情結」。
老一輩的人仍記得日據時代「呷蕃薯籤，呷到黑喙齒」的艱苦，和被罵「清國奴」的辛酸，五十多歲的王先生回憶那段「二等國民」的日子，「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恨」。
殖民地症候
然而今日台灣卻處處可見日本風：日貨充斥各類商店、日本料理店林立街頭、NHK(日本放送協會)和三家電視台的節目表並刊於報紙上、青少年帶著「東京一番組」和「原宿占領」的標語滿街跑、五千億台幣的對日逆差令經貿官員憂心忡忡。而受過日據教育的李登輝總統，更以流利的日語和日本記者相談甚歡，並直言「在二十二歲之前一直以為自已是日本人」。
「這是一種殖民地回歸症候群。」輔大歷史系教授尹章義觀察。建立在威權統治及差別待遇上的帝國主義，代表著一種秩序，基於懷念秩序而對帝國主義產生情愫，「是所有殖民地的情結。」他分析。
秩序也是老一輩台灣人「日本情結」的起源。日據時以嚴密的警察系統管理台灣，派出所猶如布網般遍及各個村落，警察被稱為「大人」，控管社會的一切。「那時如果發生綁票案，只會在上海，不會在台灣。」七十七歲的獨台會創始人史明回憶。就連民國三十九年才到台灣的國策顧問趙耀東，都對過去日本的警察及行政系統印象深刻，「比後來的國民黨政府還要有效率」。
治安好到近乎肅殺。赤裸上身外出罰五元(當時台灣人做工一天不到兩元)；穿得花俏些會被警察當作流氓叫去詰問；小偷一旦被抓到，就會被強灌髒水、帶去遊街，嚴厲的手段使竊盜幾乎在台灣絕跡。八十歲的西螺老人會會長廖鍾坤記得，那時家家只有紙拉門，也不必擔心有小偷，現在卻是層層鐵窗都擋不住偷兒。他指著自家廚房外的鐵窗，感慨地說：「日本時代的紙，比現在的鐵還好用。」
高壓手段的日本警察控制了台灣社會，徹底的日式教育則滲入了民間。日本在台灣廣設學校，改寫原先只有零落私墊的教育生態，「連阿里山都有小學。」在日本的小學校(大多數台灣人念的是公學校)念到十歲的遠東機械董事長莊國欽指出。
日據時代台灣人就學率高達八九%，加上後期長達十年的皇民化運動，「日本用文教和法治同化台灣，而教育會輸入人的思想。」在台灣居住了二十年的政大日文系副教授藤井志津枝，歸納出日本對台灣的影響力。
許多老人到現在還對當年熱心殷勤的日本老師懷念不已。西螺廖鍾坤記得那時小孩子打架，口本小孩會罵台灣小孩是「清國奴」，但日本老師對台灣學生卻毫無種族歧視，照顧備至，下課後還義務幫學生補習，「那些老師都是兩袖清風，不會利用補習黑錢」。
那些日本老師如今每回到台灣，總受到當年台灣學生的熱切歡迎，經濟部長江丙坤認為，「日本情結」從某霅惆蚖﹛A「就是師生情結」。
中研院副教授張炎憲就曾提出：日本情緒主要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和一九四五年後移民抵台的外省人，基於歷史經驗的差異及剛接觸的衝突，對日本有不同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又因為獨特的政治體制，及對日長年貿易赤字，產生一種無法克服的困擾。
好傳統沒留下
以自已父親的故事拍攝電影「多桑」的導演吳念真，從他父親那一代自小受日本教育、卻在光復後一夜間成為台灣人的長輩身上發現，日本教育了這群人，教他們「日本是最好的」，這樣的第一印象很難完全根除。「他們親不親日不重要，但這群人會自成一個團體，而後來受國民黨教育的一代會避開、忽略他們，還逼他們認同現在的政權。」四十一年次、不曾經歷日據時代的吳念頁，從教育剖析上一代對日本的微妙情感。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五十年的殖民地噩夢終於結束，許多人卻在回歸社國懷抱的同時，發現轉進台灣的國民政府，不如期望中好，原先慶祝光復的高昂情緒，旋即幻滅。「來的都是些沒水準的棉被兵，路上看到人家帶金子還會動手搶，很多大官也是有錢有特權。」一位南部的老人提起當時，不滿地搖頭：「真的是希望很大，失望也很深，比日本時代還要差。」
當多年來浸淫日本同化教育下的台灣人民，遇上甫和日本結束八年抗戰的國民政府，歷史經驗的截然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創傷，「很多人心理上還停留在日本人的時代，不願意承認眼前這個政權。」客籍作家吳錦發觀察。
很多人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總難以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懷念曾實行高壓殖民統治的日本。但吳錦發點出，民族不只是血統，還包括很多因素，那一代台灣人從出生起，生活、教育、文化都已是日本模式，他們所認同的民族是日本，而非中國。
政府遷台後，沿襲過去的大陸制度，「日據時代的好傳統沒有留下來。」被稱為「日本通」的江丙坤慨歎。民間幾十年來熟悉的日本期刊、日本節目遭到全盤禁止，曾留學日本的立委謝長廷便抨擊，政府摧毀日據時代的淳樸民風和法治精神，卻又沒有主導性的東西來建立新規範，使日本文化轉入檯面下而更形興盛，「早已造成日本的文化優勢」。如今漸有開放，卻為時已晚。
「政府反日、民間親日」的衝突，勾動舊日情結隱隱萌發，在社會多元化後的亂象刺激下，更加盤根錯結。七十多歲的李老先生感歎，日據時代很嚴，但是按照法令去做就不會有事，現在遵照法令的人，卻往往是最吃虧的。
對現實的不滿，更強化對過去的依戀，國策顧問趙耀東直言，許多人會忘記對日本的仇恨，反而懷念起日據時代的清廉、秩序，「是因為後來的國民黨政府太差」。
莊國欽回憶，日據時代台灣的國民所得比日本低兩到三成，如今日本所得是台灣的三倍，他感覺「台灣退步了」；而皇民化時期，日本廢神燒佛，乩童、牽亡魂這些民間習俗全在禁止之列，如今廟多香盛，婚喪喜慶還有電子花車相伴。「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好事」，坐在復興北路車水馬龍的辦公大樓中，莊國欽微微苦笑。
歷史波詭雲譎，日本急切地要將台灣皇民化，國民政府又極力想抹去日本留下的殖民影子，許多人在「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中，不曾得到喘息的空間。「他們對日本的情感，就像一種對前妻的懷念。」吳念真形容，之後的反日政策，更強化了這種緬懷心境。
甩掉輸家心態
歲月軌跡多變，這些經歷兩種文化、兩種國籍的人，受到的是恍若兩段人生的衝擊。頭髮略顯灰白的聯廣董事長賴東明，數說他做了十二年日本國民和四十八年的中華民國國民，對他而言，是一種人生的諷刺，他將日本情結詮釋為「不是百分之百贊成日本，而是一種往日情懷使然」，正是那一代的心情寫照。
時至今日，日據時代早已走入歷史，中日斷交也已有二十二個年頭，五十歲以下的人不曾受過日本教育，卻在各種蜂擁匯集的資訊中，認識日本：整齊、有秩序、商品頂尖、亞洲經濟大國。
台灣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逐年走高，日本的先進形象也逐漸塑型，輔大教授尹章義指出，新一代的人對日本的好感，不是老一輩那種積極的情結，而是一種依附、嚮往。
二十多歲的王秀珍在日本念書三年多，促使她赴日的因素，除了離台灣近、有親友在日本之外，「我也想去印證日本為什麼成功。」她篤定地說。
受過十六年日本教育的中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李上甲，從三十多年的對日貿易工作中觀察，老一輩的企業家大都不認為可以擺脫對日的經濟倚賴，「但是新台灣人要甩掉這樣的輸家心態」。
他認為台灣應該「親日」：多瞭解日本和自已，在平等互惠的心態下交流；而日本第二代也逐漸走出過去的封閉保守，未來應該是「新台灣人」和「新日本人」共生共榮的開闊時代。
年代在迢迢飛奔，卸除歷史包袱，退出往日情懷，台灣要用自己的腳步，走自己的路。
國際化鬆綁日本結
日本在台灣五十年，對農業發展的貢獻，主要在機械製糖及改良米的品種(如蓬萊米)；另外確定了土地的地籍，藉由土地調查建立台灣土地所有權的基礎；對戶籍制度的確立也做得不錯。但對台灣的工業沒什麼貢獻，沒有建立工業基礎，使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之後，工業明顯落後。
從另一個層面觀察，日本也做了徹底的日本式教育，培養非政治人才，如醫生，和一般人講日語的能力，這對光復後有很大影響。我們爭取技術引進、技資的對象就是日本，後來吸引的國外投資，三分之一來目日本，技術引進三分之二來自日本，這跟會講日語有關連。
日據時代培養了有秩序的社會，有很好的行政組織、文書作業及守法習性，但這種好傳統沒有留下來。我們和韓國最大的不同是韓國在光復後獨立，留下日本的好制度；我們在光復後引進大陸制度，這並不代表好，而是不好。
台灣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日本在台灣做了一個「舊價謂查」(舊有習俗)，可以看出清末時形容漢民族好鬥、拿紅包、自私、個人主義，和今天的社會沒有兩樣。雖然那時日本在台灣建立社會秩序和很好的制度，但對台灣人的性格能產生多少變動，我很像疑，因為好傳統已被破壞，現在又回到原貌。
台灣的日本情結，主要是從教育來的，那時且本的教育很徹底，師生感情濃厚，在某個層面來說，是師生情結。現在日本老師回到台灣哪一個學校，都大受歡迎，比起今天學生對待老師，可以說是天壤之別。另一方面是政府從大陸過來時，造成很大的混亂，有人就開始比較，認為社會不再有秩序、不比日據時代，造成目本情結。
經過這麼多年，這種情結已經慢慢淡化，現在是佩服日本的進步、團結，對日本又敬又憂，敬它的能力，也憂心跟它之間的差距，想追又追不上。
李總統與日本的淵源會有影響，他懂日語和日本文化，隔膜少了許多，可以增加彼此信賴。但是也因為懂得多，我們對日本的種種也要警惕、防範。
台灣愈來愈國際化，不再單純倚賴日本，和日本的關係雖然密切，但還是把它當作國際化的一環。因為我們懂日本，自然也有期待，沒有辦法滿足期待時，我們就會抱怨。由於日本顧慮中共，和我們雖近，但我們和它的關係，遠不如和非洲任何一個國家的關係。
現在留美的人愈來愈多，和日本的淵源已不是唯一的關係。而熟悉日本的老一代退出，應該不會影響到彼此關係，因為地理位置接近，貿易仍會維持下去，畢竟生意還是生意。只是從原先靠語言溝通方便或友誼而產生的關係，慢慢變成比較真實的關係。
老一代日本人對台灣的故鄉情結淡出，年輕的日本人完全以客觀、現實的角度來看待我們。將來彼此就是基於現實利益和安全考量來進行交流。日本也需要我們這個市場，並且希望在某些方面和我們並肩作戰，到大陸和東南亞去。這是時間的必然演變，愈走進利益的時代，就回復到一般的現實關係，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愈國際化，日本的定位就愈淡薄。
(林惠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