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曉，大廈頂樓滿布警察，有人頑強抵抗，直升機在上空轟隆隆作響－－這是電影「終極警探」的經典畫面？不，是新聞局會同千餘名警力，陸空雙管齊下取締全省十四家地下電台，爆發在「台灣之聲」的現場，上演時間是七月三十日。
時間往一周前拉，「台灣之聲」負責人許榮棋被通緝十八天後遭拘提。空中熱線不斷：「現在「許桑」人在法院，大家趕快來聲援。」「我馬上要出門行動！各位不要再浪費時間講電話！」博愛路上，千名群眾頂著豔陽鼓譟放人；當許榮棋獲保釋回到電台，死忠聽眾放的長串鞭炮響徹雲霄、熱騰騰的豬腳麵線已煮好等著為他去霉運。
去年底，張俊宏的「全民電台」為合法化停播後，台灣之聲迅速崛起，成為地下電台的「大哥大」，其「成功」經驗更帶動後來上幾家地下電台紛紛從各大樓樓頂冒出。一項民調顯示，合北縣市五、六萬輛計程車中，十輛有七輛將頻道鎖定「台灣之聲」。
「聽眾絕對不只計程車司機，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害怕！」剛下廣播台的許榮棋估計，計程車一天載客二十人，只要有一個乘客「聽住了」，累積效應至今，「一天起碼超過十萬個聽眾！」四十三歲的他，神情自信，卻難掩長期每天主持五、六小時節目的疲倦。
權力感帶來參與感
為什麼自稱「路邊攤電台」。只靠一百多萬元起家、工作人員個位數的「台灣之聲」，能在短期內創造絕大多數舊電台幾十年來望塵莫及的聲勢和影響力？
拋開體制外爭議，從經營角度觀察，「台灣之聲」不論表達方式、議題選擇和聽眾圖像，都突破傳統廣播媒體的框架，在台灣這個多元化需求愈來愈強烈的社會，開發出長期被主流電子媒體忽略的市場。
如今蔚為風潮的call-in旋風，「台灣之聲」雖不是率先使用的媒體，卻把聲勢炒得最熱，讓其他電台迅速跟進，「你看！這半年廣播電台變得多快！連軍方的漢聲現在都開闢call-in節目，我死也值得！」擅於帶動聽者情緒的許榮棋誇張地說。
藉著call-in，「台灣之聲」以親切、不避俚俗的台語，嘻笑怒罵、和聽眾打成一片的風格，吸引許多過去自認沒有獲得平等機會或沒有能力參與媒體的人，首度品嘗到擁有媒體發言權的快感。
以前，媒體的權力握在老闆、記者、編輯和主持人手中，現在，人人都是媒體人。一個計程車司機說：「我不會寫讀者的投書啦！就算寫了，報社也不可能登，只有打電話給電台，他們才不會「棄嫌」！」他表示，為了打電話言之有物，他比以前更認真「讀報、想問題」。
權力感帶來積極的參與感。例如華航空難事件發生後，懂日語的聽眾快速翻譯NHK的日文給其他聽眾聽；當許榮棋呼籲台北縣的老人到縣議會靜坐抗議、爭取老人年金通過立法，不少計程車司機願意免費或打折搭載老人。
抓住熱門新聞議題窮追猛打、在現場扮演記者打電話給新聞事件當事人追問分明的獨創做法，則讓「台灣之聲」的聽眾產生置身新聞現場、期待獨家新聞發生的刺激感。
例如，調查局爆發逃漏稅事件，財政部長、調查局長辦公室第二天馬上接到詢問電話；雖然愈來愈少官員願意「接招」，許榮棋照撥電話調侃「老在開會中」的官員，甚至和其秘書展開辯論。而當「長扁之爭」甫落幕，隔天謝長廷即在空中先接受「台灣之聲」的電話訪問、再至播音室和聽眾以call-in對談，當聽眾為謝長廷落淚時，「台灣之聲」也成功贏得人心。
固然有不少聽眾是因「台灣之聲」強烈的批判色彩而被吸引，「罵國民黨還不容易、愈煽動愈有人愛聽！」一個公營電台的主管私下批評：但它對弱勢議題的特別關切，則讓許多弱勢團體感念，一些聽眾甚至視之為主持正義的「包青天」般擁戴。
例如，「台灣之聲」曾號召民眾支持「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的柯媽媽推動修法；替司機出頭爭取放寬個人牌照申請年限；當三家電視台和中廣等廣電媒體幾乎一面倒支持核四，「幸好有地下電台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台大教授、也是反核運動者高成炎指出。
call-in法西斯
仔細傾聽某些非討論政治議題的時段，會發現激動、害羞的聲音來自受困法律問題的農民、勞動階層、家庭主婦以及許多老人。流行文化觀察者何穎怡曾撰文描述它的聽者圖像是「城鄉流動一、二十年後，仍然不覺得家在台北，但實質包圍著台北縣的下港人」。
她指出「這些「下港人」遠離家鄉人力及家族支援，特別容易感受到不合理的政經制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他們是都市邊緣人，制度對他們的擠壓特別嚴重。
觀察美、法等先進民主國家的傳播政策，最重要的理念均在提升媒介多樣化，也就是讓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地區以及社會中不同文化、階級的族群，都能擁有媒介為其使用或服務。因此，無不透過立法或行政的努力，儘量保障媒介所有權的分化，很少有如台灣設立廣播電台需五千萬元門檻限制，而招徠外界「國民黨政府只允許有錢人辦電台」之譏，伏下地下電台雨後春筍般蓬勃的遠因。
從此角度，政治反對色彩鮮明、為邊緣族群提供資訊、發言管道的「台灣之聲」，在國內廣電媒體並未完全開放、國民黨仍掌控絕大部分廣播電台為其喉舌時，儘管處於體制外非法身分，許多人仍肯定其打破電子媒體壟斷的存在意義。
比較引起爭議的是，「台灣之聲」的聽眾由享受到權力感、參與感，進一步發展到「生死與共，這個電台是我們大夥的」強烈認同感時，排外的情緒出現了，而電台更擁有隨時動員「死忠兼換帖」群眾的號召力，高度考驗主持人是否有足夠自制力和社會責任感。
常聽「台灣之聲」的人會發現，它的聽眾愈來愈不能容忍「異見」。如有人打電話抱怨不該為聲援許榮棋個人付出龐大社會成本，「他是「抓把仔」、絕子絕孫」的電話不斷出現。
何穎怡形容這是由同濟回饋形成的call-in法西斯，當大家都打電話呼應你，很容易自我膨脹，以為自己是真知灼見，人人叫好，忘了大家同質性很高。政大廣電系系主任關尚仁質疑，這種法西斯愈發展下去，「聽眾層面將愈窄化，如何擴展影響力」？
而公布某些官員、民代的電話、地址，則加重其法西斯恐怖色彩。一位支持國民黨建核四的立委抱怨：「當公共議題的討論蒙上暴力威脅色彩，民主已死！」
一位在地下電台主持過節目的人士分析，不論國民黨、民進黨民代，大家都因「台灣之聲」掌握的群眾力量，對其多少抱著「寧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的畏懼心態，「媒體的目標應該是贏得尊敬、不是害怕吧！」他直率地說。
「台灣之聲」所擁有、展示的群眾動員力，也讓許多人危慄不安。持平而論，除第一次號召計程車司機包圍財政部，以後數次的群眾動員，如拆國民黨中央黨部事件、護台行動和聲援許榮棋被拘提，主要由聽眾透過電話呼朋引伴，電台本身並未主動召喚；但當「大家拿傢伙去護台！」的煽動性語言由收音機傳出，主持人是否光靠說「大家要冷靜、理性、和平」即算盡到降溫責任？
八月初，新聞局抄台後，數百名群眾在「群眾之聲」帶領下到行政院、新聞局抗議，爆發一場街頭濺血的嚴重衝突，不論憲警是否防衛過當，群眾本身呈現的沒有集體策略、步驟，甚至沒有真正領導人的特質，都像是集體洩憤的「都市游擊戰」。
階段性任務
雖然「台灣之聲」並未參與「八０一」事件，許榮棋的缺席和當天下午遠赴香港，甚至讓部分聽眾打電話罵他「放水、懦弱」，卻同時有許多人期望，和司機關係最密切、並剛將募款所得捐出一百萬給動員力最強的「全民計程車司機聯誼會」的許榮棋，能認真思考，發展出電台和群眾新的互動模式，將社會不安減到最低。
混亂、衝突過後，新聞局提前開放設立小功率、資本額只要一百萬的社區型電台，並允諾隨到隨辦，表達儘速開放廣電媒體的誠意，療傷止痛之意不言而喻。
許榮棋常掛在嘴邊：「我是階段性人物、台灣之聲是階段性電台，只要打破媒體壟斷、保險制度和司法制度能改革，我就可以收山。」
下一步，個人英雄色彩強烈、不愛受規範的許榮棋是否會將「台灣之聲」帶進體制內，從事他另兩階段的「改革」，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