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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聲大顛覆

文 / 余宜芳    
199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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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聲大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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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曉,大廈頂樓滿布警察,有人頑強抵抗,直升機在上空轟隆隆作響--這是電影「終極警探」的經典畫面?不,是新聞局會同千餘名警力,陸空雙管齊下取締全省十四家地下電台,爆發在「台灣之聲」的現場,上演時間是七月三十日。

時間往一周前拉,「台灣之聲」負責人許榮棋被通緝十八天後遭拘提。空中熱線不斷:「現在「許桑」人在法院,大家趕快來聲援。」「我馬上要出門行動!各位不要再浪費時間講電話!」博愛路上,千名群眾頂著豔陽鼓譟放人;當許榮棋獲保釋回到電台,死忠聽眾放的長串鞭炮響徹雲霄、熱騰騰的豬腳麵線已煮好等著為他去霉運。

去年底,張俊宏的「全民電台」為合法化停播後,台灣之聲迅速崛起,成為地下電台的「大哥大」,其「成功」經驗更帶動後來上幾家地下電台紛紛從各大樓樓頂冒出。一項民調顯示,合北縣市五、六萬輛計程車中,十輛有七輛將頻道鎖定「台灣之聲」。

「聽眾絕對不只計程車司機,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害怕!」剛下廣播台的許榮棋估計,計程車一天載客二十人,只要有一個乘客「聽住了」,累積效應至今,「一天起碼超過十萬個聽眾!」四十三歲的他,神情自信,卻難掩長期每天主持五、六小時節目的疲倦。

權力感帶來參與感

為什麼自稱「路邊攤電台」。只靠一百多萬元起家、工作人員個位數的「台灣之聲」,能在短期內創造絕大多數舊電台幾十年來望塵莫及的聲勢和影響力?

拋開體制外爭議,從經營角度觀察,「台灣之聲」不論表達方式、議題選擇和聽眾圖像,都突破傳統廣播媒體的框架,在台灣這個多元化需求愈來愈強烈的社會,開發出長期被主流電子媒體忽略的市場。

如今蔚為風潮的call-in旋風,「台灣之聲」雖不是率先使用的媒體,卻把聲勢炒得最熱,讓其他電台迅速跟進,「你看!這半年廣播電台變得多快!連軍方的漢聲現在都開闢call-in節目,我死也值得!」擅於帶動聽者情緒的許榮棋誇張地說。

藉著call-in,「台灣之聲」以親切、不避俚俗的台語,嘻笑怒罵、和聽眾打成一片的風格,吸引許多過去自認沒有獲得平等機會或沒有能力參與媒體的人,首度品嘗到擁有媒體發言權的快感。

以前,媒體的權力握在老闆、記者、編輯和主持人手中,現在,人人都是媒體人。一個計程車司機說:「我不會寫讀者的投書啦!就算寫了,報社也不可能登,只有打電話給電台,他們才不會「棄嫌」!」他表示,為了打電話言之有物,他比以前更認真「讀報、想問題」。

權力感帶來積極的參與感。例如華航空難事件發生後,懂日語的聽眾快速翻譯NHK的日文給其他聽眾聽;當許榮棋呼籲台北縣的老人到縣議會靜坐抗議、爭取老人年金通過立法,不少計程車司機願意免費或打折搭載老人。

抓住熱門新聞議題窮追猛打、在現場扮演記者打電話給新聞事件當事人追問分明的獨創做法,則讓「台灣之聲」的聽眾產生置身新聞現場、期待獨家新聞發生的刺激感。

例如,調查局爆發逃漏稅事件,財政部長、調查局長辦公室第二天馬上接到詢問電話;雖然愈來愈少官員願意「接招」,許榮棋照撥電話調侃「老在開會中」的官員,甚至和其秘書展開辯論。而當「長扁之爭」甫落幕,隔天謝長廷即在空中先接受「台灣之聲」的電話訪問、再至播音室和聽眾以call-in對談,當聽眾為謝長廷落淚時,「台灣之聲」也成功贏得人心。

固然有不少聽眾是因「台灣之聲」強烈的批判色彩而被吸引,「罵國民黨還不容易、愈煽動愈有人愛聽!」一個公營電台的主管私下批評:但它對弱勢議題的特別關切,則讓許多弱勢團體感念,一些聽眾甚至視之為主持正義的「包青天」般擁戴。

例如,「台灣之聲」曾號召民眾支持「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的柯媽媽推動修法;替司機出頭爭取放寬個人牌照申請年限;當三家電視台和中廣等廣電媒體幾乎一面倒支持核四,「幸好有地下電台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台大教授、也是反核運動者高成炎指出。

call-in法西斯

仔細傾聽某些非討論政治議題的時段,會發現激動、害羞的聲音來自受困法律問題的農民、勞動階層、家庭主婦以及許多老人。流行文化觀察者何穎怡曾撰文描述它的聽者圖像是「城鄉流動一、二十年後,仍然不覺得家在台北,但實質包圍著台北縣的下港人」。

她指出「這些「下港人」遠離家鄉人力及家族支援,特別容易感受到不合理的政經制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他們是都市邊緣人,制度對他們的擠壓特別嚴重。

觀察美、法等先進民主國家的傳播政策,最重要的理念均在提升媒介多樣化,也就是讓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地區以及社會中不同文化、階級的族群,都能擁有媒介為其使用或服務。因此,無不透過立法或行政的努力,儘量保障媒介所有權的分化,很少有如台灣設立廣播電台需五千萬元門檻限制,而招徠外界「國民黨政府只允許有錢人辦電台」之譏,伏下地下電台雨後春筍般蓬勃的遠因。

從此角度,政治反對色彩鮮明、為邊緣族群提供資訊、發言管道的「台灣之聲」,在國內廣電媒體並未完全開放、國民黨仍掌控絕大部分廣播電台為其喉舌時,儘管處於體制外非法身分,許多人仍肯定其打破電子媒體壟斷的存在意義。

比較引起爭議的是,「台灣之聲」的聽眾由享受到權力感、參與感,進一步發展到「生死與共,這個電台是我們大夥的」強烈認同感時,排外的情緒出現了,而電台更擁有隨時動員「死忠兼換帖」群眾的號召力,高度考驗主持人是否有足夠自制力和社會責任感。

常聽「台灣之聲」的人會發現,它的聽眾愈來愈不能容忍「異見」。如有人打電話抱怨不該為聲援許榮棋個人付出龐大社會成本,「他是「抓把仔」、絕子絕孫」的電話不斷出現。

何穎怡形容這是由同濟回饋形成的call-in法西斯,當大家都打電話呼應你,很容易自我膨脹,以為自己是真知灼見,人人叫好,忘了大家同質性很高。政大廣電系系主任關尚仁質疑,這種法西斯愈發展下去,「聽眾層面將愈窄化,如何擴展影響力」?

而公布某些官員、民代的電話、地址,則加重其法西斯恐怖色彩。一位支持國民黨建核四的立委抱怨:「當公共議題的討論蒙上暴力威脅色彩,民主已死!」

一位在地下電台主持過節目的人士分析,不論國民黨、民進黨民代,大家都因「台灣之聲」掌握的群眾力量,對其多少抱著「寧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的畏懼心態,「媒體的目標應該是贏得尊敬、不是害怕吧!」他直率地說。

「台灣之聲」所擁有、展示的群眾動員力,也讓許多人危慄不安。持平而論,除第一次號召計程車司機包圍財政部,以後數次的群眾動員,如拆國民黨中央黨部事件、護台行動和聲援許榮棋被拘提,主要由聽眾透過電話呼朋引伴,電台本身並未主動召喚;但當「大家拿傢伙去護台!」的煽動性語言由收音機傳出,主持人是否光靠說「大家要冷靜、理性、和平」即算盡到降溫責任?

八月初,新聞局抄台後,數百名群眾在「群眾之聲」帶領下到行政院、新聞局抗議,爆發一場街頭濺血的嚴重衝突,不論憲警是否防衛過當,群眾本身呈現的沒有集體策略、步驟,甚至沒有真正領導人的特質,都像是集體洩憤的「都市游擊戰」。

階段性任務

雖然「台灣之聲」並未參與「八0一」事件,許榮棋的缺席和當天下午遠赴香港,甚至讓部分聽眾打電話罵他「放水、懦弱」,卻同時有許多人期望,和司機關係最密切、並剛將募款所得捐出一百萬給動員力最強的「全民計程車司機聯誼會」的許榮棋,能認真思考,發展出電台和群眾新的互動模式,將社會不安減到最低。

混亂、衝突過後,新聞局提前開放設立小功率、資本額只要一百萬的社區型電台,並允諾隨到隨辦,表達儘速開放廣電媒體的誠意,療傷止痛之意不言而喻。

許榮棋常掛在嘴邊:「我是階段性人物、台灣之聲是階段性電台,只要打破媒體壟斷、保險制度和司法制度能改革,我就可以收山。」

下一步,個人英雄色彩強烈、不愛受規範的許榮棋是否會將「台灣之聲」帶進體制內,從事他另兩階段的「改革」,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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