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原是世界頂尖的科學家，現在則主持自己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能否比較這兩個角色有何不同？你如何來調適？
答：這兩者是很不一樣的。我是一個科學家，科學絕不會離開我的生活。雖然我從加州大學退休了，但還有很多我指導的學生尚未畢業，未來兩年之內，他們仍會把實驗資料寄給我看，和我討論；今年秋天還會有兩名美國女學生，來中研院原分所和我做研究工作。
如果我回到台灣，沒能把我學的專長發揮，在此好好培養下一代，提升學術水準，那我回來的意義就不大。希望七月分院士會議結束之後，我有一部分時間開始專注研究，培養下一代研究者。
至於角色的特質，科學家解決問題，要經過相當深刻的研究、分析之後，才能知道下一步怎麼走。我覺得行政工作和做科學研究，有些關鍵點很相似，如果不研究問題的癥結在哪裡，找到解決的方法，是走不通的。
唯一不一樣的是，科學研究處理的是自然界的物質，它們運作是依照客觀的規律，而人比較複雜，所以需要有相當的敏感度。
亟需資深研究員
問：你回到台灣後便不斷延攬海外人才加人中研院；整體而言，你認為中研院最應該增加哪一類研究員？
答：一般來說，五０年代末期到六０年代，即使是七０年代，這段期間出國留學的人回來的很少。若到中研院走一趟，就會發現五十歲以上的人比較少，而近期回來的年輕人較多。在新設的所像分子生物研究所，可以看到很多傑出的年輕人，但誠如最近從史丹福大學來幫助我們研究工作的美國科學院院士Stanley N. Cohen離開前所說：「這裡有很多年輕人很傑出，他們將來如何能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就需要有資深的人來指導。」
分生所只是一個例子，其實很多所也是如此。像原分所，我決定回來之後，馬上說服林聖賢院士回台，莊東榮、劉國平也都從國外到中研院來；如果沒有資深的人引導，研究人員的成長不會很順利的。
問：你為什麼成立「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你認為台灣現階段究竟需要哪一類人才？
答：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需要。我舉幾個例子，鮑亦興院士有天告訴我，他眼睛不太好，要退休了。鮑院士是從康乃爾大學借調回來，非常努力地在台大建設應用力學研究所。他說現在要退休了，這個所如果沒有一位國際知名的所長來帶領，這幾年累積的成果就無法繼續。他又說，這邊待遇少要請這麼一位人物回來是不可能的，小孩教育問題怎麼辦？我說可透過這基金會幫忙解決問題，鮑院士很高興，馬上到麻省理工學院等美國一流大學工科去找人選。
另外，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最近成立了，做得相當不錯，有第三代的同步輻射，是最新的，日本、亞洲都沒有。指導委員會好幾次表示這儀器雖好，但如果沒有一個曾經用同步輻射研究過二十年的資深人士來領導，造儀器就不能好好地使用。
還有，在和榮總合作的癌症臨床研究中心，中研院生醫所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由於基礎研究須協助臨床，我們需要有豐富臨床經驗的醫牛，去年夏天才回來的彭汪嘉康院士希望能請在海外有先進治療經驗的人士回來，否則研究中心的工作會事倍功半。別的醫院可能用高薪請人，但中研院是學術機構，沒有額外的薪資，道就要靠基金會幫忙。
我所說的傑出人才，不是耍每個人都是當將官的人，而是找真正能做事的人。我希望「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不是公開招聘人，而是針對國家的需要，每個學校、每個單位覺得「我真正需要有追樣的人才」，我們就幫忙。
團體戰刻不容緩
問：人才要發揮所長，需要整體力量的結合，你到中研院就表示要整合內部，有何特殊意義？
答：中研院遠幾年有個很大矛盾－－每個研究所都說人力不夠。平均每個所有三十人，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和助理研究員，大學一個系也約有三十位教授，但有一點很不同的是，大學招收研究生，所以三十位教授手下可能有一兩百個研究生，中研院並沒有，於是同樣做研究，院裡就有人力不足的問題。
台灣的企業不做研究，國營事業也不做研究，所以很大的問題是：很多受良好訓練的大學畢業生和博士沒地方發展，而社會上又有這麼多關於環境、生產、高科技等重要問題要解決。
從這個方向看，我的判斷是，今天在台灣社會，並不需要再增加博士的數目，而應增加能吸收博士、專家的機構。
照此規畫，我們的人力從三十人增加到九十人，這九十人應該集中做九個不同項目的研究，每個項目十個人合作。把中研院定位在國家真正的最高級研究所，做的是大學所不能做的，更大規模的研究工作。在這不同的架構下，我們可和大學合作，大學的研究生或教授可來中研院，相輔相成。
每個研究所也要適當擴大，因為三十個人的研究所是不成氣候的，中國大陸一個物理研究所就一千人，化學研究所也是一千個人；我們化學所只有三十幾個人，應增加到近一百人。如此調整，當然人數會增加，但我認為引進的人應有從事技術工作者、研究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員，這整個架構要改變。中研院應挑幾個重點，集中人力，用與大學不同的方式來做。我們要走高階層的路。
問：身為中研院第七任院長，與前六任比較，你覺得自己有何階段性的任務？
答：歷任院長早期有蔡元培先生、胡適之先生，近期有錢思亮先生和吳大猷先生，我不敢跟他們比，只能說「勤能補拙」，我今年五十七歲，比起他們上任院長時，也許我是稍微年輕一點，我願意非常努力地做，希望我的努力能彌補我不是很能幹的缺點。
至於階段性的任務，其實從蔡元培先生當院長至今，國家一直都在不穩定的狀態下，一直在變，所以我想每個院長面對的問題大概都很像－－就是如何提升中研院。尤其剛到台灣的時候，很辛苦，沒有經費，現在是有點經費，改善很多，因此，如何好好運用經費，努力推動學術文化發展，對我是很大的挑戰。
融入社會
問：你一再提到中研院應走入社會，這理念是如何產生的？是否其他國家學術界的經驗有可借鏡之處？
答：美國科學院成立時，表明宗旨是協助國家解決有關科學的重要問題。我到中研院之後，常覺得院裡和社會脫節很遠，所以我鼓勵大家走人社會，其實這並不是我的創見，很多院士也這樣覺得。
問：中研院要走入社會，院內似乎漸漸形成共識，是否也有具體作法？
答：我舉幾個例子。像前面提到中研院生醫所，很多研究成果如何應用於臨床，即是對社會的服務。醫學的研究和人類的健康、社會大眾一般的生活是有關係的。但常常有學術界的人認為我們做研究和社會沒關係，這是不對的。
又像我們學化學的人很多研究課題，其實和環境有關，如果真正關心社會，會把一些社會問題如防治污染、節省能源視為科學問題。即使做的研究工作不直接相關，但大家多關心的話，對杜會進步都是有幫助的。
不過，我講的「走入社會」，並不是指每個做學術工作的人都要做實用的東西，我們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單位，科學工作是基礎科學，是看造個人對人類知識的累積有何貢獻，但即使是如此思考，還是要關心社會。
問：你亦曾表示要把中研院建立成「學者的社區」，這又是如何的想法與作法？
答：中研院有二十一個所，但都很獨立，到中研院走一遭，不容易感覺到這是一個學術的社區，也就是說，大家不是很活潑地在交換意見。全世界若有哪個大學很有名、哪個學校很好、哪裡的研究計畫做得很不錯，都是因為在那裡大家非常活潑地討論、交換意見。
我講的「學者的社區」，就是學者在這裡有機會常常和大家討論。我到院裡的活動中心吃中飯，常碰到張槐耀院士，他的研究和生命科學有關，常談到腦神經的作用，我學的是物理化學，吃飯時我們就交換不同意見。
這種「交換」是很重要的，每個人要創新，不是在自己的領域裡，而是能跨越界限，在沒有人開拓的領域中開創。所以我希望把中研院變成一個大家能自由討論學術的地方，不但是每個人習慣的培養，環境的設計也要用心，這些都在構想中。
台灣人充滿活力
問：你似乎也非常希望把中研院建立成具公信力的學術機構，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
答：社會上對學者還是比較尊重的，所以常常可在報章雜誌上看到訪問學者的看法，也常可看到中研院的研究員在報上發表文章。我希望每個研究員發表意見時，如果只是個人的看法，和其研究無關，就不要把中研院連在一起；如果要以中研院的身分署名，就應該想到中研院的立場。當然我也是一樣，每次講話，我不能不想到，雖然我講的是打棒球或是個人的事情，人們總會把我連想到中研院院長的職務上。
中研院要成為具公信力的機構，不只是每個人講話要有深度及責任，等我們漸漸地茁壯，中研院也許可針對社會上的許多事情，經過研究之後表示看法。這看法可透過中研院的院士召集外界人士來討論，凝聚共識。
美國科學院的成立，即是為美國社會和政府提供看法，例如出現臭氧層的問題，科學院馬上就召集人士討論，包括院士、大學教授、社會上做研究工作者。美國科學院的組織是這樣的：有科學院、工程學院、醫學學院，這三個學院之下有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這委員會是實際做事情的，組織各界人士針對某些議題研究一兩年，然後出版報告。美國科學院到底有多好？就要看這一本本的報告做得如何、有無公信力。
中研院和美國科學院不同的是，我們有院士部分及研究所部分，但是院士這部分，下面沒有任何機構可做我剛剛說的研究工作；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又沒有對國家的一些問題提供建言。這兩者之間，應該做妥善的安排。
如果你問我，中研院可否像美國科學院一樣針對社會問題，組織人力來研究？目前我們人力是不夠的。不夠的原因是，大半的院士在國外，尤其是數理方面、生命科學方面，很少院士在國內，以此人力是不可能做的。所以現在我花很大的精力邀請國外的院士回國服務，那中研院就漸漸可有一股力量來幫政府和社會做些有意義的工作。
問：你經常來往國際間，依你觀察，目前台灣的國際競爭優勢究竟在哪裡？
答：到台灣參觀的人都會看到，台灣有很多年輕的企業家很努力，除此之外，到新竹科學園區也可發現，在那邊工作的人，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歲，非常努力，台灣有很多願意為自己的事業獻身的人，這是很好的。
人們很勤奮，而且力爭上游，台灣經濟起飛就是台灣在自由化、國際化的過程中，很多留學生回來有一些新的作法，這是比較正面的。如果我看台灣的社會，我會說台灣還是很有活力。
問：你最憂心的社會現象是什麼？
答：台灣在走向工業化的路程上，很多作法是隨著歐美發展的模式在走，而有些歐美發展的模式對台灣不是很好的。譬如說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嚴重交通問題，滿街都是汽車，在美國是百分之五人口的生活方式，用掉了世界上百分之五十的資源，全世界都跟著追麼走的話，是不行的。不單是台灣不行，中國大陸若也跟著這麼走，將來會非常糟糕。
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在美國的人都已經看到。而很多美國小孩是在破碎家庭中長大，家庭的不穩定，對下一代帶來很大災害。像今年美國花在監獄的錢，和用在大學的經費差不多是一樣多。很多吸毒、犯罪、教育不好等問題，都源於家庭問題。我常擔心台灣杜會的變化，安定的家庭漸漸像美國一樣被弄得支離破碎，我們的下一代就會如美國已有的不幸，以後的教育都受影響。
心軟，難說「不」
問：就任院長轉眼已屆半年，可否請你品評一下自己的領導風格？
答：我並不是很好的領袖人物。因為我還是有科學家的習慣，我常常做事情，如果發現某方面我很喜歡的話，就會花很多時間去做，而往往耽誤了其他事。所以我的桌上堆了很多應該看的東西，雜七雜八的，不想看的就被我留在那裡。我做事還是脫不了「喜歡做與不喜歡做」的情緒。
而且，我對人的記性不佳。今天和你們談話，談的內容我會記得，但過了三、五天，我在路上碰到你們，大概不會記得，很抱歉，這是真的。對於人，我注意力不是很好，對於觀念、理念，我倒是記得很深。所以我不是很好的領導人才。
問：有人期望你帶來一些改革，甚至也有人表示，台灣如果民選總統，你是可能的適任人選，你認為呢？
答：我想很多人的看法還是很幼稚，是對我們社會不了解。我對總統的職位不但不感興趣，也不適合；如果其有一天做這種事情，我一定會做得亂七八糟。
對於理念、討論的內容我很注意，但對於人，我並不能處理得很好。我心地很軟，人家要我做事情，我很難說不，這是很大的弱點，所以經常忙得像無頭蒼蠅。而從事政治工作，要做很人的決斷，心要黑。
問：換句話說，你始終把自已定位在「科學家」？
答：我就是一個科學家，到中央研究院當院長，也是以一個科學家來做院長。
你看我每天在做的事情，也許很多和中研院沒直接關係，但和整個社會有關。我做了很多事情，像到中學演講、到陽明醫學院演講，希望鼓勵年輕的一代；像基金會的設立，我幫忙的不只是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還有張昭鼎基金會、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如果問我為什麼忙這些事，因為政府常常動得太慢，很多條例沒辦法政，透過基金會，能動用社會多少人就動用多少人。像科學教育基金會，如果教育部開放教科書，就有很好的老師們可以寫一本較理想的科學教材。我自已是沒辦法做那麼多事情，只要有人願意往好的方向走，我就鼓勵他們，想辦法幫忙他們。
最近也有人問我定位在哪裡？做中研院院長，是否需要管那麼多事情？當然，我覺得我最大的責任，還是要把中研院帶到很高的水準，但要知道，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從哪裡來？他們是從小學、中學、大學來的，如果我往遠處看，不只看今後三、五年，而看國家往後二十年的發展，就要從基礎教育重視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