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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滅絕到美麗共生

文 / 許靖華    
199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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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滅絕到美麗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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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念海洋地質學時,我就碰到過恐龍大滅絕這個問題。可是,我們從沒怎麼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每當涉及達爾文以及他的演化論時,老師教什麼我們便學什麼。我們學的是,物種演化論包括了:(一)萬物同種;(二)物種變異;(三)適應;(四)掙扎求存;以及(五)不適者亡。因此大家相信,恐龍之所以滅絕,乃是因為他們沒法「適應」。

一九八0年我們在南大西洋的探勘結果都使我大為詫異,而且讓我得出不同的結論。後來,著名的生物學家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也同樣地驚訝,因為他「原先預期滅絕的原因是由於物種跟別的屬種競爭」,即發現「恐龍並不是因為跟哺乳類動物競爭而滅絕」。事實上,恐龍都是突然地滅絕的,滅絕之後,資格跟恐龍一樣老的哺乳類動物才開始繁衍起來,填補了恐龍留下來的真空。這項發現今我震驚極了,於是著手研究生物學的各種思想,看看到底演化理論從何而來,「大滅絕」一書就是我的研究成果。

演化論其來有自

嚴格說來,達爾文主義應該單單用來代表達爾文對演化論的貢獻,而不是當做整個理論的同義詞。因為早在達爾文之前,許多生物學家就提出了很多想法,促成演化論的成形。例如,萬物同種的想法就是在一八五二年由奧地利生物學家恩格(Franz Unger)所提出。而物種變異及對環境的適應皆是拉馬克的學說。因此,達爾文主義實際上只包括了「掙扎求存」以及「適者生存」而已。

這不是我個人的偏見,而是從兩位達爾文的崇拜者--馬亞(Ernst Mayr)以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那裡學到的。馬亞在他的巨著「生物學思想的演進」中指出:「毫無疑問,達爾文應用了「天擇的說法,從而確立演化論。他舉出無數例子以及仔細思考過的論述,把天擇跟同樣充實的演化論合而為一,引起西方社會的注意。」

什麼是「天擇」?我們讓達爾文自己來說明。他在「物種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中說:「飼養動物者都會有計畫地選擇,……都會千方百計挑選最優良的動物來配種,這種潛意識的選擇過程早晚會促成改良以及改變。大自然也一樣,在一定範圍之內,……天擇總是傾向於保存那些改對了的品種……

就那些是天擇的有利及不利條件而言,我的結論是:大片的陸地對產生許多新生命體最為有利,因為為數眾多的品種意謂著物種必須通過十分嚴苛的競爭。改良得最好的品種將獲准擴張其勢力,改得沒那麼成功的便趨向滅絕;剩下來的生物又會公平地再度競爭,更新的品種於焉出現。

不過,早在一八00年,拉馬克就已經提出了由於環境限制而引發天擇的說法。為了壓制拉馬克,達爾文選擇了淡化物理因素,而凸顯及強調生物之間的互動:「任何個體只要稍占優勢,都會有更好的生存機會並繁殖同類。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斷言,任何比較差的變種都會被消滅掉。保留優良的變種而消滅較差者,就是我所稱之為天擇的機制。」

所有讀過達爾文原著的讀者都不會奇怪馬亞說:「達爾文並不是第一個提倡演化理論的人,但他是第一個提出一種可行機制--換句話說,天擇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個提出很多令人信服的證據的人。在一八五九年後的十年之內,差不多每個生物學家都接受了演化的學說了。」

不過,馬亞還是有點揣揣不安,因為「達爾文主義的重心--漸進演化和天擇說都廣泛地被古生物學家所反對。」

數據不符

為什麼古生物學家--唯一直接研究宏觀演化現象的一群人,會跟達爾文誓不兩立呢?他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他們研究的是化石,這是地球生命史的唯一紀錄,而這部紀錄告訴我們的都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這些數據是那麼地明顯,甚至連達爾文最要好的朋友兼最大支持者萊伊爾(Charles Lyell)都沒法接受天擇說。達爾文明白他的理論跟當時的古生物數據不符,但他選擇了否決這些證據,藉口「地質紀錄不夠完備」。在「物種原始」第三二一到三二二頁上他說:「關於某些物種突然整個滅絕,像古新世的三葉蟲或菊石等,我們必須記得前面說過,兩層岩層間可能代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期間出現的很可能是緩慢的滅絕。」

在他的年代,達爾文也許還可以用猜的,因為當時他們不知道如何判斷岩石的年代,現在可不同了,我們有各種判斷岩石年齡的方法,早已抓到達爾文的辮子,他大錯特錯了。

兩層岩層之間所代表的時間不一定很長,滅絕不是緩慢而是突然發生。例如,從白堊紀過渡到第三紀的起始,一共才過了一千、頂多一萬年,而不是達爾文和萊伊爾原先以為的一億年。地質紀錄也並非不完備,不巧,菊石及恐龍的大滅絕是地球史上一件少見的意外事件。

靈感來自「人口論」

在三月號的「遠見雜誌」中,我曾經指出,馬爾薩斯才是達爾文主義的「先知」。達爾文及華萊士都說他們的靈感乃是來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詳見「達爾文理論不科學」一文)

利用馬爾薩斯理論分析人類社會的歷史觀,達爾文做出比擬,無可避免地得出鬥爭求存,以躲開地球人口爆炸厄運的結論!達爾文說:「同種生物或者相近種類的生物,由於具備差不多相同的構造、體系和習慣,往往競爭最為慘烈。因此,每個新的變種……通常會對種類最相近者展開最猛烈的鬥爭,趕盡殺絕。」

因此,從達爾文自己的著作裡,便可以看出他那些「無數例子以及仔細思考過的論述」,其實只不過是馬爾薩斯的邏輯而已。

我曾經參加過一場公開辯論,主題正是關於「天擇說找不找得到化石證據」的問題。我跟芝加哥大學的生物學家唇槍舌劍辯了兩個小時,但他們沒法提出任何支持達爾文「每個新的變種通常會對種類最相近者展開最猛烈的鬥爭」的證據。相反,他們說由於達爾文的天擇過程太複雜了,因此沒法靠化石數據來記錄。換句話說,由於沒法否證達爾文的假設,這項假設便必定為真!這跟那些宗教狂熱分子支持「創世科學」的論據有何分別呢?

讓我們回到十八世紀末。在那個年代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及孟德斯鳩等思想家光耀法國,而在北美洲則由佩恩、華盛頓、富蘭克林及傑佛遜等人主導思想潮流,空氣中洋溢著樂觀的氣息。法國哲學兼數學家康道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的「人類心靈之未來展望」在他去世後一年出版。儘管預期總有一天「世上人口將會超越地球生產食糧的力量」,他還是希望「到時人類瞭解到,他們對末來世世代代所肩負的責任,是要賦予快樂而不只是給他們生命,他們的目標應該是促進全人類的福祉……」

康道塞對人類的性善及完美充滿信心。跟他同時代的英國社會哲學家哥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的思維方式也很像一位儒家學者。他把人類的一切醜惡或窮苦,歸咎於人類設立的機構及桎梏。

哥德文有信心,人類的理智會帶來社會的修正,小愛會被人性中的善良大愛所替代,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機制。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許多政治家確實同意哥德文的看法,覺得「準活在富裕杜會中,能夠互相分享自然資源的人,這些(邪惡、怨恨、報復之心等)最後均會消失。」我們也許不致於那樣樂觀,但自從省悟到憎恨並不是怎麼好的策略之後,人類確實已進步了不少。

逃不出的生物律?

馬爾薩斯就是在某次跟他父親辯論哥德文的一篇文章之後,寫下著名的「人口論」。目睹過法國大革命的諸般恐怖,小馬爾薩斯沒有他父親那麼對人類充滿信心。父子倆看過哥德文的「論貪婪和浪費」之後,意見相左。老馬爾薩斯堅持他那一代的樂觀看法,沈醉在美國革命的成功之中,相信「廣泛散播自由及快樂」是件可能的事情,小馬爾薩斯則不同意,他那時候正在讀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史密斯相信,任何物種的繁衍都與其糧食多寡成正比,而沒法超越這種限制。但在文明社會中,只有在低下階層中,物資匱乏才會構成人數增長的限制;而這種限制的唯一方式,是消滅掉一大部分的後代。

身為數學家的馬爾薩斯,根據這些想法寫道:「我想我可以假設兩件事情:第一,人類必須靠食物才能活下去;第二,兩性之間的吸引力是必需的,而且以後也將維持現有狀態。假設這些都成立,我認為人口的增長永遠超過地球供養人類的能力……我看不出人類如何能躲得過這項掌控一切生物的定律。」

這就是達爾文理論的來龍去脈了:達爾文主義乃是根據馬爾薩斯的兩項假設而來的。他壓根兒沒想過這需要什麼科學數據來支持,因為對他而言,結論早已不證自明。

十九世紀的英國完全被馬爾薩斯所懾服,天擇以及適者生存成為一種宇宙定律、自然定律,甚至是上帝的定律,再也沒有其他結論了。達爾文的信徒赫胥黎就說過:「不能適應環境者會被消滅,所有動物都公平地鬥爭,最強、最敏捷及最狡猾者將爭取到多活一天、鬥爭下去的權利,……最弱及最笨者將走投無路。最能適應環境者除了是最強悍狡膾者之外,不會有其他優點,但牠們將能存活下來。」

不過,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達爾文和赫胥黎的觀點。克羅樸肯(Peter Kropotkin)指出,他們的適者生存觀「與盧梭的觀點相反,盧梭看到的是人類在取得優勢地位之後,破壞了大自然原有的愛、和平及和諧。達爾文接受馬爾薩斯理論為自然定律的後果,是對文明世界道德的一大破壞。」

馬爾薩斯為了要跟上一代的理想相抗衡,乾脆否決了道德的作用。在十八世紀末帝國主義盛行的歐洲,他是很有說服力的,雖然許多道德感很重的人或文學家還是覺得被這些新教條冒犯及褻瀆,可是同時他們又辯不過狄更斯稱之為「數學事實」的馬爾薩斯邏輯,而只能各自暗生悶氣。

「老馬」正確

赫胥黎在興高采烈地接納馬爾薩斯和達爾文學說之餘,也面對一個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他深信科學必定無可避免地破壞掉許多傳統價值,但另一方面,從小到大接受的中產階級教育讓他無法完全放棄人文價值觀。一八八三年他在牛津大學做了一個演講,題目是「演化和道德」,倡導以道德掙扎來對抗天擇:「……最後剩下的不應該是剛巧最「適」者,而是具備最佳道德者。大家應該「協助同類」,求取「更多人存活下來」。」

其他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人即沒有那麼厚重的道德感:「物種原始」甫一出版,便立刻成為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

狄更斯、哈代、蕭伯納等人很不喜歡這種「宇宙力量」,但他們又被馬爾薩斯的數學以及達爾文的「科學」所說服。他們無法釐清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假設,不曉得這些假設只是些短視的想法,毫無科學根據。可是,「利他主義」的想法一直都存在,這即是達爾文所無法解釋的。

克羅樸肯是個達爾文崇拜者,他大老遠跑去西伯利亞,企圖在野生動物豐茂的歐亞大陸上尋找「為生存而出現的激烈鬥爭」,但相反地,他看到各種「互相協助」的現象。

究竟誰對誰錯?是荀子還是孔子?是馬爾薩斯還是盧梭?是達爾文還是克羅樸肯?

事實上,我們不必花太多工夫,就可以舉出實例,瞭解互助的智慧。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被歐洲人評為過於天真,因為它們全部建構於美國憲法的道德基礎上。然而,也許美國看起來像唐吉詞德,但他們曾經打敗兩個德意志帝國,在冷戰中也擊垮了蘇聯;他們只有在越戰中潰敗,因為在這場戰爭中他們沒有道德基礎。兩百年的歷史支持了老馬爾薩斯的論據。

不,達爾文主義沒有包含任何的科學,它只是一項為人類帶來太多苦難的惡毒思想。科學實驗證明互相協助才是演化之道,也驗證了聖經裡的智慧:

「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貲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