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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碩:香港沒有爭民主的餘地

文 / 李慧菊    
199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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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碩:香港沒有爭民主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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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覺得後過渡期香港政治發展的特色是什麼?

答:最大特色就是香港政府逐漸失控,尤其是九一年立法局首次有直選議員之後。政府什麼事都要遊說,過去是完全控制的。第二,愈近九七,有的人覺得跟香港政府太親近是個負擔,應該多跟未來的主人親近;尤其在中英對抗期間。

民生大計無暇推動

問:這對香港未來的影響是什麼?

答:最大的影響是香港人失去很多寶貴的時間。政府現在是跛腳鴨,沒辦法推動民生大計,像中央公積金(退休基金)、公屋計畫、醫療等,都拿不出新階段的發展計畫。

香港社會的發展已進入另一個階段,公共政策必須考慮大多數中產階級的需要,而非只著重低收入者。例如,公屋政策現應重視夾心階層(家庭月收入在港幣二、三萬之間)。而醫療政策也是,政府只想把公立醫院的收費與成本掛鉤,市民當然反對,因為它沒有相對提供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市民一反對,政府就不做了,結果我們的醫療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

我們可以算算,九五有大選,九六、九七忙著政權交接;九七後一、兩年一定很多事忙,這樣就損失七、八年的時間,社會新發展的需求,政府都沒力氣去做。

問:你認為香港政府花太多時間在政治上,但沒有任何好處嗎?

答:做得太少,也太遲了。英國人太自私,如果二十年前做,局面會不一樣。

彭方案最厲害的一點,是透過擴大選民基礎,民主派有機會掌握立法局過半數。如果彭定康步步退讓,新選舉方案失去這個效果後,那麼有沒有協議已失去意義。

再者,一個更壞的影響是,由於雙方關係鬧僵了,親中的溫和派不敢講話了。如果彭定康投降了,實在對不起我們。要打仗,就要打到底。

問:如果英國人不可信,那麼中方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高度自治呢?

答:事實上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既不在一國兩制,也不在港人治港,而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

我們做過調查,只有一%的受訪者看過全部的基本法,顯示一般人對那套東西不重視。關鍵的問題是:「你可以在深圳生活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有信心了。反正現在八成的人是跑不掉了。

要民主,得慢慢來

問:如果香港的繁榮穩定,主要依賴中國大陸持續開放改革,那麼民主對這個社會的意義是什麼?值得花多大代價去爭取?

答:我們也是人啊!怎麼不能有民主?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香港能在中國之前先有民主,一定要等中國發展到一個階段,中產階級形成,教育提升,才有可能政治開放,就跟台灣一樣。到那個時候,香港才能享有較大政治空間。起碼也要三十年。民主當然值得爭取,可是得慢慢來。香港在這方面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這是悲劇。

最大的問題是,彭定康並沒有為香港帶來民主,反而把中英關係搞得這麼僵。在這種情況之下,交接工作一定受影響。前一陣子,前布政司霍德都承認,不是所有的高級公務員都可以過渡,這對公務員的打擊很大。而香港的公務員,對維持社會有效率、順利運作,有大作用。但這華人現在士氣並不高。

還有,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也是,有那麼多重要的工作等著他們決定,可是進度那麼慢。現在政府忙著談政制政革,都是空話;實際的問題無法獲得安排,九七的交接不可能是順利的。

一般人至今仍有信心危機,你看全世界哪有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報紙上一大堆外國房地產廣告。他們就是拚命賺錢,到外國買保險,沒有要求。 問:中方一直批評彭定康想把香港問題國際化,你覺得國際社會在九七之後,到底會扮演什麼角色?

答:你若仔細觀察國際社會的發言就會發現,他們要求香港的,是一個法治、自由的社會,而非民主。這一點從始至終都一樣,因為法治和自由,才是投資的有利因素,民主不民主不重要。美國、日本的企業從來不會說:「香港沒有民主,我不來了。」

對於怎麼讓香港兩者兼具,既能朝民主發展,又與中國有良好的關係,說實在的,我也想不出有什麼良方。

唯一值得重視的是骨氣;知識分子唯一的責任是保持骨氣、講真話,不因任何利益而左右,坦率直言。現在很多人都不講真話了,因為要付代價。很多人不出走了,自己做自己的,要不然就是說些中聽的話,找點好處。這樣下去,對香港長遠的發展是不利的。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94 / 03 月號

第093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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