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公立學校都教授達爾文的理論，這使得教會內的眾多激進分子很不高興。「創世研究協會」的律師於焉出動，進行遊說，爭取「同等時段待遇」－－換句話說，學校花多少時間在達爾文主義上面，就要花同樣的時數來教授「創世科學」。
他們的努力果真開花結果：一九八一年，阿肯色州的立法局通過了「公共條款第五九一號」，或稱為「平衡待遇條款」。過不久，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其他好幾個州都跟進。
一九八二年，「美國公民自由聯合會」大舉反攻，一狀告到法庭上。他們說，「創世科學」只不過屬於宗教範疇內的事。而對阿肯色州的聯邦大法官奧華頓來說，他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創世科學」到底是科學抑或是宗教？
法庭上，被告證人一個接一個登場，然而諷刺的是，支持五九一號條款的證人愈作證，「創世科學」就愈顯空洞脆弱。有一位證人說：「想用科學實驗來描述創世過程，連門兒都沒有。」另一位提出：「我們不可能用科學來研究造物主所使用的創世手法，」因為，「他的手法在今天的宇宙是不存在的。」
奧華頓法官的判決十分直接明瞭：「創世科學」是一種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學，「平衡待遇條款」就此被廢除掉。不久之後，路易斯安那州的類似條款也被美國最高法院判為違法。
科學是可以否證的
我很欣賞他們在庭上解決「科學是什麼」的作法，也同意「創世科學是宗教」的判決。可是我的問題是：達爾文主義是科學嗎？
在審訊期間似乎一直都沒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來。科學界全都拜倒在偉大的達爾文腳下「很少人敢向這頭「聖牛」挑戰。對許多人來說，「物種原始」是公認的聖經，只可膜拜而不可細讀批判。達爾文也就是我們的救世主。不過，哲學家都不一定如此拘泥，於是有些人提出疑問了。
科學是什麼？這是阿肯色州大審判的爭議所在。奧華頓法官接納的是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一九０二～)對科學所下的定義－－科學必須是可以否證(falsifiable)的，也就是說，科學必須是能經得起檢驗測試，而且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創世科學」無從否證，因此只能算是一種信仰。
那麼，達爾文理論會不會被證明為錯呢？一開始，波普爾也不認為這是可能發生的事。達爾文理論嘗試解釋的是一種歷史過程，描述的是一些無法複製的事件，這些事件，並不能靠實驗來分辨其真偽。
不過，後來波普爾的看法政變了，他寫道：達爾文所掀起的革命「之所以具備科學意義，只不過在於他推翻了另一個主流科學理論而已。」波普爾心目中的「另一個主流科學理論」就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一七四四～一八二九)受到創世科學啟發而提出的理論。拉馬克假設，自從創世之後，物種的總數目便不再變動。這個說法跟達爾文主義一樣，同樣在說明歷史過程，也同樣沒法用實驗來否證。
真理是什麼？
也許，波普爾已經容許稍為寬鬆的定義了，因為他意識到，儘管歷史過程難以否證，我們對歷史的解釋都會受到嚴苛的質疑。歷史不是科學，但有關歷史的理論卻有可能成為科學。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事物可以證明人類寫下來的歷史是對是錯。
當然，描述地球生命的歷史，也可能透過研究古生物的遺體 即化石來驗證有沒有寫錯。當達爾文說，他的最後審判是化石時，達爾文主義是很科學的。
如果我們接納波普爾所提出的定義：科學就是追尋真理，那麼真理是什麼呢？波普爾用了德國幽默漫畫家布希(Wilhelm Busch，一八三二～一九０八)的幾句小詩來比喻：
二加二當然等於四，
但這太簡單、太小兒科，
我要的是
更高深事物的線索。
「更高深的事物」指的是科學真理。波普爾並不認為科學真理可被檢證，但他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因為「否證」之類概念的成立，必須以客觀真理存在為前提。
我們應該怎樣追尋真理呢？我們怎麼曉得自己是否已經找到真理？
科學家及哲學家都會同意，任何科學理論的存在價值，在於它是否能被驗證、它的解釋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它預測事物或現象的能力。假如一個理論不能跟所有已知事實相契合，它就有問題了；如果這個理論能帶來有意義的預測，那就是科學發展；而如果它只不過把一些早已存在的發現歸納整合，那它就可說是無關痛癢了。
關於生命歷史的理論
達爾文主義到底是什麼？我將以達爾文在「物種原始」第一版裡所寫的一套關於生命歷史的理論為準，達爾文特別標舉「物競天擇」，以解釋生命歷史長河中的種種幻變滄桑。
「物種原始」的頭兩章就談論物種種類的演變，然後轉入正題；掙扎求存以及天擇等問題。他不經意地提出這些論點，好像這些全都不證自明；同「種」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最激烈，同「屬」不同「種」的生物，有時也會有激烈的競爭。而滅絕，就是生物互動接觸的一種後果。
達爾文說：「同種生物或者相近種類的生物，由於具備差不多相同的構造、體系和習慣，往往競爭最。為慘烈。因此，每個新的變種……通常會對種類最相近者展開最猛烈的鬥爭，趕盡殺絕。」
「物種原始」對林耐(Carl Linnaeus)的兩大公設來說，是一種革命性的挑戰。林耐相信物種不會改變，且其數量也是固定不變的。
拉馬克早已質疑物種不會改變這項說法，可是他否認滅絕的可能性，因為他覺得，物種滅絕這類看法和上帝的全能及慈愛無法相容。達爾文則往前更進一步，完全擺脫了傳統約束，提出許多物種可能從同一祖宗演化而來，而且繁衍下去的說法。
事實上，達爾文的這些想法也不是由他原創的，一八五二年，恩格(Franz Unger)在他的「植物原始」一書中早就設想過，所有有機生命全都是從一種藻類生物演化而來的。
達爾文自己以及許多科學史家都認為，達爾文對科學的貢獻並不在於提倡萬物同宗的觀念，而是提出了一套機制系統，使得「冥思」變成了「科學」。這套機制就是「物競天擇」。
新物種何以出現？
達爾文也意識到這套理論可能碰到的問題，因為他的假設與當時古生物學家的發現不合。達爾文假設物種的改變是緩慢以及漸進的，可是化石紀錄所顯示的是周期性出現的災難性改變(這正是讓我們標記年代或「紀」的指引)。達爾文為自圓其說，把這些現象歸咎為地質紀錄的不夠完善。
達爾文以為，「物競天擇」就是解釋萬物同宗之鑰，但很快他便碰到困難，因為只要稍做推敲，他的同行就會發現應用他提出的這套機制，無法說明新物種出現這個事實。這位大師震驚極了，以致在「物種原始」的第六次修訂版中加了整整一章，重新動員了拉馬克的理論，使這些曾經被他很不禮貌地罵為「垃圾」的說法藉機還魂。
一九００年，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一八二二～一八八四)的遺傳理論重被發現，也把已被湮沒的達爾文主義挽救過來。生物學家覺得，一切又有頭有緒、條理分明了。這些「新綜合理論」說，「進化」是「天擇」過程中，各種變化排列組合後的結果。新達爾文主義者相信，「任何規模的演化，特別是宏觀的演化，都可能透過實驗室內或某個地區的人口所觀察到的遺傳機制，獲得解釋。」
「天擇」也許真的是形成演化的機制，然而「可能發生的事」並不一定就是「實際發生的事」。連達爾文本人也承認，演化理論必須靠歷史紀錄來論斷。那麼，古生物學家能否提供天擇的證據？達爾文的理論到底算不算一門科學？暫時，請讀者先想一想，以後本專欄會繼續深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