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就是追尋真理。當然，哲學和宗教也一樣。許多基督教徒揣摩聖經上的一字一句，渴望求得真理。禪宗佛家則透過參禪靜坐，希望探知生命本原。也許我們可以說，尋求真理的方法，是靠辨認重複出現的事件或模式。例如，哲學家靠演繹法和歸納法來找尋他們的真理；至於科學家 或者說自然哲學家，則除了演繹及歸納之外，還透過觀測和實驗等手段，以驗證真理是否能夠成立。
長久以來，中國是個注重學問的國家，對全球科技的發展曾經貢獻良多，只消看看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所著的十多冊「中國科學技術史」便足為明證了。而在「科學革命」出現之前的一千四百多年，中國在發掘宇宙奧秘以及將科學知識應用在改善生活上，都遠比歐洲人高明。然而，最後科學革命卻出現在較為「落後」的歐洲！
有一次，科學哲學家費亞那班(Paul Feyerabend)在給我的信中提到他的主張：「好的知識不見得會引發出更好的知識，知識的匱乏才能激發出更優良的知識。」然後他提到科學革命的歷史特色以及必然性。就人類建立知識的過程來說，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究竟是這段歷史的一種「特色」，還是一種「必然性」？如果牛頓非出現不可，他為什麼沒有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沒有產生過像牛頓這樣的人物，從來都是科學史上引人深思的題材。我並不是個歷史學家，無法使用歷史學家的邏輯來思考這個問題。可是我是個科學家，而且我在中國長大、在中國的中學和大學裡學習科學，一直到十九歲才跑到西方來。過去十五年間，我更跟許多中國科學家一起共事過。
為何難以接受新觀念？
根據我的科學知識以及個人的觀察，我可以指出一些模式，而以此為基礎，我想大膽提出結論：中國之所以沒有像牛頓般的人物，乃是由於中國文化的歷史必然性，以及中文的特性使然。我覺得，這兩者都傷害了科學所強調的驗證和創新精神。
一九七０年代，我開始在中國大陸做研究。但我發現那裡的許多地質文獻都疑問重重。後來，我從前的老師黃教授要我替「中國科學年報」寫論文，我就把我的一項理論應用在解釋中國大陸的地質上。可是，隨後的十五年，中國地質學界都差不多異口同聲地反對我的想法。我獲得了「許旋風」的外號，譴責我企圖改革中國地質界的作法。
每次跟我的中國同行討論，結果都是唇槍舌劍、爭論不休，而他們的論文要不對我的創新想法嗤之以鼻，要不就置之不理。如果不是少數與我一起研究的地質學家經常給予鼓勵，恐怕我早就放棄，不敢奢望能在中國地質學界興起一絲連漪了。
這次事件讓我想起自己的一次蛻變，從完全反對「大陸板塊漂移說」轉變為這項理論的忠實信徒。那是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事。當時，我正要離開加州到瑞士聯邦理工大學教書。在為我送別的聚會上，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老同學溫特勒(Jerry Winterer)站在那裡大力讚美一項剛出爐的理論，這個理論主張地球的大陸都是被擴張中的海洋板塊所撐開的。我擠進人堆內，打斷他的話並且提出另一種看法。溫特勒從頭到尾都很有風度，微笑說總有一天我會把這些話收回去。
沒想到兩年之後他就如願以償了。當時，我接受他的邀請，參加了「深海鑽探計畫」的第三航次，目的正是要驗證他所喜愛的新理論。使我痛苦萬分的是，我們在這次航行中，所找到的數據，全都指向同一結論：那個具有革命性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我仍然很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於是我想：為什麼我，一個中國人，在接受新觀念上，居然會如此困難？
過去二十多年，我經常在思索這個問題。我的哲學家朋友費亞那班提到過歷史的必然性。這到底是些什麼呢？
孔子之過？
在孔子的年代，無論在做學問或社會建設方面，中國都與古希臘的狀況相類似。兩者都有許多城邦，學術是百家爭鳴的璀璨局面。孔子是位老師，也是魯國的政客。後來出現的「一言堂」式傳統大概是從漢代獨崇儒家開始的。漢武帝之所以會採納儒家學說，無疑的乃是由於孔子提倡服從及忠心等概念；子女對於父母、學生對於老師、士兵對於主帥以及臣子對於皇帝都要服從或忠心，離經背道者都會被處罰甚或處死，孔子的一字一句簡直成了聖經。
似乎從那時候開始，中國人就變得教條主義起來了，大家彷彿認為，孔夫子已經找到了真理。中國人稱教師為「先生」，這是「先出生」的意思。這樣一來，所有比孔夫子晚出生的人都再難有什麼貢獻了，他們只能對孔子學說加些註腳，除此之外，頂多只能再臆測一下那位偉大導師模稜兩可的句子之中，可能還有什麼弦外之音吧。
沒錯，我們可以發明紙張、火藥、指南針、火箭、印刷術、地震儀以及發展鑽井技術等，但這些都只不過是些技術上的創意而已，都不是由「先生」所開拓出來的。發明這些技藝的人都是些工匠，全都是為了某些實用的目的，一點都不關心哲學真理的追尋。有趣的是，哲學家沒有發明的能力。事實上，他們也沒有反叛孔夫子的能力。因此，科學革命之所以沒能在中國發生，並不是個偶然的事件，而是個必然的事件。我的經驗告訴我，直到今天這種傳統仍然陰魂不散地籠罩著咱們的中國。
我有一位對宗教很狂熱的朋友，他接受了聖經內的每一個字，但他最後的結論是，耶穌如果不是救世主，就是個騙子。可是，由於主日學老師告訴他後者是想都不能想的事，他便再沒有其他選擇而完全接受基督教的教條了。
沒有不倒的巨人
在我接受新地質學的前夕，我也面對著同樣的兩難困境：我所敬愛的老師怎麼可能會錯呢？如果最後我決定他真的錯了，我又怎麼能夠繼續敬他、愛他？為了繼續能尊敬他，我決定不去分析他的判斷、不參與任何可能證明他的錯誤的活動。在這件事情上，我的儒家愛比科學真理的找尋更重要了。
在我的自傳「海上挑戰者」(The Challenger at Sea)一書中，我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在述說最後讓我相信老師錯誤的過程。到了不惑之年，我終於變得成熟，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了，有趣的是，往後我發現我仍然一如以往地敬愛黃教授，事實上，也許反而更懂得尊敬他，因為現在我醒悟到沒有永遠不倒的巨人，沒有什麼都做對的人。
科學的進步，正在於驗證我們所學的一切。如果我們沒法接受驗證的結果，我們也就無法接受科學的進步。儘管痛苦萬分，最後我還是接納了必須接納的事實，那就是我從前對那項改革地球科學的理論所抱持的態度，全都大錯特錯了。
回顧過往，我深信自己之所以能夠轉變過來，全因為我已被「美國化」。諷刺的是，我的彈性卻令我的許多同行批評我為叛徒，他們形容我為機會主義者，最強烈反對我的理論的正是黃教授的一位得意門生。必須強調的是，黃教授卻是位很能包容別人的偉大人物，儘管他強烈反對我的理論，他還是推薦出版我的論文，他的學生卻沒法這樣做。當然，他們永遠不會被控「背叛」之名，也不會被描繪為機會主義者。
總之，我覺得儒家學說所強調的忠於老師，是中國沒有牛頓的主要原因。當然，西方的權威也多得很，他們有宗教，也有獨夫，基督教義也很強調忠心和服從。伽里略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受制於教宗，但跟中國不同的是，伽里略的學說都啟發了牛頓！因此為什麼牛頓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事實上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以後，我將在本專欄中繼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