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釋題
我為什麼寫這樣一篇文章呢？答案是：
(一)、仲容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有人曾稱仲容先生為「台灣經濟發展之父」，我以為並不為過。我們研究這樣一位具有歷史地位的人物，除了探討他的事功之外，如果對他的內心世界作一些揣摹，也許更有助於對他的認識。
(二)、我在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至五十二年(一九六三)的十二年間，擔任他的秘書，幾乎所有他主持或參加的會議和演講，我都在場，為他擔任紀錄的工作。另外並常在他的辦公桌前，聽他口述，將之整理成文件，日積月累，對他的思維來源，不免略有所悉。其中常聽到他提及呂氏春秋一書和湖南鄉前輩郭嵩壽其人，也曾為修訂呂氏春秋做過有限的文字整理，和為撰擬郭嵩壽傳記做過搜集資料的工作。覺得這本書和這個人常縈繞在他的腦際，應當對他行事為人有相當的影響。
(三)、仲容先生逝世於民國五十二年，今年是他逝世的三十周年。這段期間，人們對他的印象已漸漸淡忘，尤其新的一代已經繼起，大都對仲容先生缺少認識，像我這樣直接追隨他工作的人已歷歷可數，所以勉強試寫這篇文稿，希望有助人們對這一位「性情篤摯、目光銳遠、勤於求知、勇於任事、善於創始、敢於負責、成功不自居、遇難不苟免、臨財不苟取」(註一)的偉大人物，增添一分認識。
(二)一本書－－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一書是呂不韋手下食客合寫的著作，完成於二二三二年以前(西元前二三九年)，史家並末將之列於經史子集，而以「雜家」歸類，可見在中國經典著作中，它的地位並未為學者所重視，但是仲容先生對之都情有獨鍾。他說：「……退食多暇，喜親故籍，四部之中，酷嗜子史，以為能兼之者，惟呂氏春秋一書。」(註二)因此，他對呂氏春秋一書經常校勘，即使行役四方，亦必攜稿隨身，前後歷時十二年，正擬將之出版，適於此時有許維適、蔣維喬等所著考據文集出版，他以為可以不再以自己所見刊出。
不意抗戰八年，仲容先生先後在香港、北美等地奔走，而原著校釋文稿，居然仍在舊筐之中，未曾散走，旋大陸淪於中共，仲容先生於倉皇之中，仍能將此稿攜至台灣，由此可知其對呂氏一書的印象深刻與嗜好之深了。
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
依常識推論，一個人對一本書有特別的嗜好，並且耗時數十年，「偏搜陳篇，以為參證」，一定對書中的觀點有深刻的共鳴，並因此之故，推論其思想觀難免受其影響，證諸仲容先生一生的行事作為，不難發現和呂著觀點有若合符節之處。
第一、我可以體會出仲容先生有極為熾烈的追求國家進步的企圖心，而所選擇的部門則為經濟發展。這可能與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他對呂不韋父子的一段對話甚有興趣，不韋問他的父親：「耕用之利幾倍？珠玉之贏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呂父答以：前二項不過十倍、百倍而已，後者則為無數。不韋遂說：「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在今天來解釋「定國立君」，自不能以君王時代比擬，我們可以將之引伸為追求國家的安定和進步(強大)。
仲容先生是一個率真的人，對於政治的詭譎在我看茯O很不相宜的，他之所以遠離政治圈，可能是有自知之明吧！似乎他把謀國的熱誠放在國富(民富)方面，在台灣十多年，把一個典型落後貧窮的社會，一步一步有計畫的加以改造，終於奠立了小康的局面，並成為後來經濟奇蹟的基礎，也就等於呂氏所說的「澤可遺後世」，猜想在這一點上，他的企圖心和成就感與呂不韋不無關連之處。
第二、仲容先生對民主政治思想，似乎甚受呂著的影響。基本上他不以為應一味順從民意，甚至認為一味的依從民意有時是很危險的。呂著中有「聽眾人議而治國，則國危無日矣！」、「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誠能決善，眾雖喧嘩而弗為變。」他頗為欣賞(寫到這裡，不禁想到時下以敲詐為目的的群眾自力救濟行為)。這一點可能為現代民主論者所摒斥，但他對呂著中主張的「利群」和「重民」則甚為認同。
所謂「利群」，從字面上便很清楚是如何創造多數人有利的社會，而「重民」則是「民之所是，不可不察」、「民慾不達，此國之鬱也。」
基本上他似認同政治應由賢者來領導，但也強調政治不是集大權於君主一身，而認為君主的最主要責任在用人與制法。
呂著中說：「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但質之實際政治，此一觀點似過於理想，如果權力過於集中，最後不免任事制法均由一人所獨斷矣。
可是，仲容先生在改革台灣社會經濟過程中，似乎很受這一思想的影響，他發行百元大鈔時，社會譁然，認為必刺激物價，省議會、立法院群起攻擊，他則持「眾雖喧嘩而弗為變」的堅定立場，甚至當時的閣揆也不贊成，他都毅然秉持良知而發行，也許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例證。
但繼之而生的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他不計毀譽，在扶植木材加工業的前提下決定放款，而當時揚子公司在木材加工技術上為擁有較多人才之公司，都終於在眾口爍金之下(甚或有人認為是政治鬥爭)被攻擊下台，則是一個相反的例證。
第三、呂氏春秋基本上是崇尚儒家的修齊治平理論，而兼採了墨家的節儉主義、法家的守法精神，仲容先生也是受儒家思想薰陶極深的人。就他個人的生活行為表現來看，有幾點值得特別指出：
(一)、對「孝」特別看重，所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呂著認為慈是天性，愛和敬是相對的，只有孝介乎兩代，比較難做。仲容先生事母之孝為他親朋戚友間所樂道，可說是實踐了儒家的主張。
(二)、他生活之素樸，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民國四０年至五０年這段期間，由於國家資源的貧乏，為求資源的有效利用，實施了相當嚴格的計畫經濟，主事者的權力是相當大的，任何一個決定都很容易產生特殊的利益，但仲容先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始終是一貧如洗，最基本原因是他習慣於精神的滿足而無視物質的享受，這一點很符合墨家急公好義、崇尚節儉的主張。
(三)、他非常看重理智，而絕對排斥迷信。呂著中對陰陽家和名家都十分反對，尤其像蘇秦之流，祇知揣摩人主的虛榮心和自私心，遊說各國以取祿位，功成之後以位尊多金自驕，甚為不恥；反之，仲容先生認為立身處世必須有明確的主張。我們在他身邊做事，參加過數十百次的高層財經會議，幾乎每次都聽到他剛正提出明確的主張，從來沒有訶謏辭態，那種儒者勇往直前的風格，極為少見，也極令人欽遲！
(四)、仲容先生也是非常務實的人。這和呂著放棄儒家法古觀念，而採取道家的演進觀可能也有關係。在演進觀之下，自然就接受了呂著中的「因」的說法。什麼叫做「因」呢？照現代的說法就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也就是適合時間、空間和人事的環境。
當四０年代初期，在經濟上他採行了嚴格的分配主義，然後他一步一步的朝市場化、自由化發展，當時政府中的高官，習於管制分配，對仲容先生的自由化步驟常持高度的懷疑，甚至反對，而他的僚屬亦復如此，他卻堅持隨著環境條件改變的因時改革措施，也可以說他透徹瞭解呂著中「因」的意義。
以上簡略的列舉仲容先生思想行為和呂氏春秋一書間的關聯性，當然祇是我個人的一種粗淺推測，是否果真如此，恐怕是永遠無法予以證實的了。
(三)一個人－－郭嵩燾
郭嵩燾，湖南湘陰人，生於公元一八一八年，即清嘉慶二十三年。三十歲成進士，先後署兵禮部侍郎、出任蘇松糧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光緒初，東派為出使英法大臣，退職後講學以終，享年七十四歲。
郭氏一生中有幾件關鍵大事：
(一)、他處在內憂外患國家多事之秋，內以太平天國之亂使朝廷為之動盪，外則鴉片戰爭後以英國為首的外侮，使滿清聲望大損，終於肇致王室的覆滅。在此期間，他對平亂與禦侮都或多或少參與其事，並與當時的關鍵人物相交甚深，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
(二)、他和曾國藩後來成為親家，而曾國藩之接受清廷要求，出來籌辦團練，終於發展成挽救清室最為關鍵的湘軍，可說甚受郭氏的慫恿。曾國藩當時因母喪返鄉守制，對清廷詔命幫辦團練力陳不能受命，郭氏適於此時來弔，力勸曾氏出山，未被接受，乃言於國藩父竹亭公，竹亭公贊同郭氏應乘時自效的見解，國藩始出，並捨團練而治湘軍，終為清室力挽狂瀾。
(三)、郭氏之慫恿曾國藩出山，最基本的心態為對國事的關切與對社會之熱愛。在這一觀念下，當時影響中國全局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劉蓉等，幾乎都受他的鼓勵或推挽，成為清室的重要人物。
(四)、郭氏除對人才的推舉有其貢獻外，同時又是一位長於理財的人物，他為湘軍籌措軍餉，由倡議捐輸而抽收厘金，使湘軍的軍費來源得以維持，後來在鹽務上籌款，分別支援饋、滬、浙等軍需，雖亦因此與左宗棠發生齟齬，但在支援平亂的財務需求上，厥功甚偉。
(五)、郭氏之另一卓識，為對洋務的瞭解遠為同時代的人所不及，不過當時社會上正充斥過度的民族自尊心，盲目的排外，郭氏對洋務的見解不但為朝廷所不喜，且遭社會一般人士的嚴厲指謫，甚至目為漢奸，搗毀其家鄉住宅，但後來事實證明，郭氏的見解多屬正確，可惜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先見者的抱負要為閉塞的社會認同，往往是在他身後之事。
以上簡單介紹郭氏的事蹟，這和仲容先生有什麼關聯呢？我想，在一些具體的行事中，也許可以尋找出他受郭氏影響的蛛絲馬跡。
導民以從，因民之利
台灣在四０年代初期，運用美援發展工業，當時發生一實際問題頗起爭論，即究將擬推動的工業計畫交由公營事業承辦乎？抑扶助民營事業承辦乎？以人造纖維計畫而言，當時公營的鹼業公司擁有較多化學工業專才，民間則人才極缺，在此情形下，加上我政府高層官員傳統上均受「發展國家經濟」思想影響，自然主張公營事業承辦甚力，雖然美援傾向民營，但主持運用美援的人士如果缺少本身見解，甚易屈從公營的主張，幸仲容先生亦堅持發展民營事業的立場，與當時的經濟部長爭持甚力，終於說明交民間承辦，並從公營事業中推介人才為之建廠。
另外，仲容先生運用中央信託局的資力，建立玻璃廠(新竹)、水泥廠(嘉新)，先後轉由民間接辦，以後遂引發民營工業的快速發展，成為台灣產業的主流。
他這一主張我們在郭嵩燾的言論中也有所發現。清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郭氏上書恭親王奕訢，商議海防事宜，提到「方今之急，無時無地不宜自強，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方者何？求富與強之所在而導民以從之，因民之利而為之制，斯利國之方也」，在「導民以從」、「因民之利」的政策之下，郭氏進而具體主張由商人製造輪船，由商人廣開機器，一反清同治以來造船製器均由官辦的傳統，並認民營「其實於官辦者遠矣」。郭、尹兩人相距約九十年，見解則前後相若，不知道是否有所影響。
其次，郭氏為十九世紀清後葉對洋務最有心得者，但因為郭氏主張對外避免言戰，在當時國人受鴉片戰爭之辱，排外風氣甚熾，遂目郭氏為媚外者，道其西行日記出版，介紹歐西進步制度，更遭國內朝野反感，終至燬書革職。其實，當時比較對洋務有認識、有主張者，確無有過於郭氏其人。
郭氏對洋務的因應，似也可分為「本」與「方」，在方而言，亦即「馭夷之道」，在於循理而行，他認為外人目的在謀通商之利，並無構兵之圖，應當據理折衷，無不可了，而不可對外言戰。
重點則置於「本」，郭氏無論在滬任官(蘇松糧道)，或任粵撫，均曾與英人接觸，對英國之富強頗為震詫，乃進而探討其富強之道，發現「西洋立國之本在於政教，而製器造船為末。」當時國人震於英國的「船堅炮利」，以為祇要仿效建立造船廠、機器局，立即可與英國之富強並駕，郭氏則指出以為「造船製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轉弱為強，其餘皆可不問，恐無此理」，轉而認為「當先究知其國政軍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後(方)可以師其用兵之方」。
他曾建言設立同文館，培養外文人才，以研究西方政制科學，並應曾國藩之囑，籌款支應容閎購買機器建立工業，主張積漸而行。這些務本的眼光，實在是謀國者的遠見。
我們回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接受美援的國家甚多，因善用美援而締造經濟奇蹟的國家則頗少見。許多國家大都以美援購買消費物資，緩和物資不足的困難，仲容先生主持我國美援運用，則致力於生產能力的提升，無論以美援原料支持紡織、麵粉等工業的興起，或以美援購置機器建立若干新的工業，這些都是富強的治本之道，與郭氏的觀點不謀而合。
由以上的引證，我猜想仲容先生對郭氏情有獨鍾，並且對郭氏之遠見未能為朝廷重視、為社會接納，終於齌志以終，或許有很大的感觸。記得他在揚子案辭官應訟，抽暇開始撰寫郭氏傳記，我曾為其至圖書館尋找資料，也許可以映照他當時的心境。
註(一)見張九為先生「尹先生年譜初稿序」。
註(二)見尹著呂氏春秋校釋初版序。
(王昭明現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