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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先生和一本書、一個人

文 / 王昭明    
199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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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先生和一本書、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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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題

我為什麼寫這樣一篇文章呢?答案是:

(一)、仲容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有人曾稱仲容先生為「台灣經濟發展之父」,我以為並不為過。我們研究這樣一位具有歷史地位的人物,除了探討他的事功之外,如果對他的內心世界作一些揣摹,也許更有助於對他的認識。

(二)、我在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至五十二年(一九六三)的十二年間,擔任他的秘書,幾乎所有他主持或參加的會議和演講,我都在場,為他擔任紀錄的工作。另外並常在他的辦公桌前,聽他口述,將之整理成文件,日積月累,對他的思維來源,不免略有所悉。其中常聽到他提及呂氏春秋一書和湖南鄉前輩郭嵩壽其人,也曾為修訂呂氏春秋做過有限的文字整理,和為撰擬郭嵩壽傳記做過搜集資料的工作。覺得這本書和這個人常縈繞在他的腦際,應當對他行事為人有相當的影響。

(三)、仲容先生逝世於民國五十二年,今年是他逝世的三十周年。這段期間,人們對他的印象已漸漸淡忘,尤其新的一代已經繼起,大都對仲容先生缺少認識,像我這樣直接追隨他工作的人已歷歷可數,所以勉強試寫這篇文稿,希望有助人們對這一位「性情篤摯、目光銳遠、勤於求知、勇於任事、善於創始、敢於負責、成功不自居、遇難不苟免、臨財不苟取」(註一)的偉大人物,增添一分認識。

(二)一本書--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一書是呂不韋手下食客合寫的著作,完成於二二三二年以前(西元前二三九年),史家並末將之列於經史子集,而以「雜家」歸類,可見在中國經典著作中,它的地位並未為學者所重視,但是仲容先生對之都情有獨鍾。他說:「……退食多暇,喜親故籍,四部之中,酷嗜子史,以為能兼之者,惟呂氏春秋一書。」(註二)因此,他對呂氏春秋一書經常校勘,即使行役四方,亦必攜稿隨身,前後歷時十二年,正擬將之出版,適於此時有許維適、蔣維喬等所著考據文集出版,他以為可以不再以自己所見刊出。

不意抗戰八年,仲容先生先後在香港、北美等地奔走,而原著校釋文稿,居然仍在舊筐之中,未曾散走,旋大陸淪於中共,仲容先生於倉皇之中,仍能將此稿攜至台灣,由此可知其對呂氏一書的印象深刻與嗜好之深了。

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

依常識推論,一個人對一本書有特別的嗜好,並且耗時數十年,「偏搜陳篇,以為參證」,一定對書中的觀點有深刻的共鳴,並因此之故,推論其思想觀難免受其影響,證諸仲容先生一生的行事作為,不難發現和呂著觀點有若合符節之處。

第一、我可以體會出仲容先生有極為熾烈的追求國家進步的企圖心,而所選擇的部門則為經濟發展。這可能與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他對呂不韋父子的一段對話甚有興趣,不韋問他的父親:「耕用之利幾倍?珠玉之贏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呂父答以:前二項不過十倍、百倍而已,後者則為無數。不韋遂說:「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在今天來解釋「定國立君」,自不能以君王時代比擬,我們可以將之引伸為追求國家的安定和進步(強大)。

仲容先生是一個率真的人,對於政治的詭譎在我看茯O很不相宜的,他之所以遠離政治圈,可能是有自知之明吧!似乎他把謀國的熱誠放在國富(民富)方面,在台灣十多年,把一個典型落後貧窮的社會,一步一步有計畫的加以改造,終於奠立了小康的局面,並成為後來經濟奇蹟的基礎,也就等於呂氏所說的「澤可遺後世」,猜想在這一點上,他的企圖心和成就感與呂不韋不無關連之處。

第二、仲容先生對民主政治思想,似乎甚受呂著的影響。基本上他不以為應一味順從民意,甚至認為一味的依從民意有時是很危險的。呂著中有「聽眾人議而治國,則國危無日矣!」、「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誠能決善,眾雖喧嘩而弗為變。」他頗為欣賞(寫到這裡,不禁想到時下以敲詐為目的的群眾自力救濟行為)。這一點可能為現代民主論者所摒斥,但他對呂著中主張的「利群」和「重民」則甚為認同。

所謂「利群」,從字面上便很清楚是如何創造多數人有利的社會,而「重民」則是「民之所是,不可不察」、「民慾不達,此國之鬱也。」

基本上他似認同政治應由賢者來領導,但也強調政治不是集大權於君主一身,而認為君主的最主要責任在用人與制法。

呂著中說:「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但質之實際政治,此一觀點似過於理想,如果權力過於集中,最後不免任事制法均由一人所獨斷矣。

可是,仲容先生在改革台灣社會經濟過程中,似乎很受這一思想的影響,他發行百元大鈔時,社會譁然,認為必刺激物價,省議會、立法院群起攻擊,他則持「眾雖喧嘩而弗為變」的堅定立場,甚至當時的閣揆也不贊成,他都毅然秉持良知而發行,也許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例證。

但繼之而生的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他不計毀譽,在扶植木材加工業的前提下決定放款,而當時揚子公司在木材加工技術上為擁有較多人才之公司,都終於在眾口爍金之下(甚或有人認為是政治鬥爭)被攻擊下台,則是一個相反的例證。

第三、呂氏春秋基本上是崇尚儒家的修齊治平理論,而兼採了墨家的節儉主義、法家的守法精神,仲容先生也是受儒家思想薰陶極深的人。就他個人的生活行為表現來看,有幾點值得特別指出:

(一)、對「孝」特別看重,所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呂著認為慈是天性,愛和敬是相對的,只有孝介乎兩代,比較難做。仲容先生事母之孝為他親朋戚友間所樂道,可說是實踐了儒家的主張。

(二)、他生活之素樸,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民國四0年至五0年這段期間,由於國家資源的貧乏,為求資源的有效利用,實施了相當嚴格的計畫經濟,主事者的權力是相當大的,任何一個決定都很容易產生特殊的利益,但仲容先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始終是一貧如洗,最基本原因是他習慣於精神的滿足而無視物質的享受,這一點很符合墨家急公好義、崇尚節儉的主張。

(三)、他非常看重理智,而絕對排斥迷信。呂著中對陰陽家和名家都十分反對,尤其像蘇秦之流,祇知揣摩人主的虛榮心和自私心,遊說各國以取祿位,功成之後以位尊多金自驕,甚為不恥;反之,仲容先生認為立身處世必須有明確的主張。我們在他身邊做事,參加過數十百次的高層財經會議,幾乎每次都聽到他剛正提出明確的主張,從來沒有訶謏辭態,那種儒者勇往直前的風格,極為少見,也極令人欽遲!

(四)、仲容先生也是非常務實的人。這和呂著放棄儒家法古觀念,而採取道家的演進觀可能也有關係。在演進觀之下,自然就接受了呂著中的「因」的說法。什麼叫做「因」呢?照現代的說法就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也就是適合時間、空間和人事的環境。

當四0年代初期,在經濟上他採行了嚴格的分配主義,然後他一步一步的朝市場化、自由化發展,當時政府中的高官,習於管制分配,對仲容先生的自由化步驟常持高度的懷疑,甚至反對,而他的僚屬亦復如此,他卻堅持隨著環境條件改變的因時改革措施,也可以說他透徹瞭解呂著中「因」的意義。

以上簡略的列舉仲容先生思想行為和呂氏春秋一書間的關聯性,當然祇是我個人的一種粗淺推測,是否果真如此,恐怕是永遠無法予以證實的了。

(三)一個人--郭嵩燾

郭嵩燾,湖南湘陰人,生於公元一八一八年,即清嘉慶二十三年。三十歲成進士,先後署兵禮部侍郎、出任蘇松糧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光緒初,東派為出使英法大臣,退職後講學以終,享年七十四歲。

郭氏一生中有幾件關鍵大事:

(一)、他處在內憂外患國家多事之秋,內以太平天國之亂使朝廷為之動盪,外則鴉片戰爭後以英國為首的外侮,使滿清聲望大損,終於肇致王室的覆滅。在此期間,他對平亂與禦侮都或多或少參與其事,並與當時的關鍵人物相交甚深,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

(二)、他和曾國藩後來成為親家,而曾國藩之接受清廷要求,出來籌辦團練,終於發展成挽救清室最為關鍵的湘軍,可說甚受郭氏的慫恿。曾國藩當時因母喪返鄉守制,對清廷詔命幫辦團練力陳不能受命,郭氏適於此時來弔,力勸曾氏出山,未被接受,乃言於國藩父竹亭公,竹亭公贊同郭氏應乘時自效的見解,國藩始出,並捨團練而治湘軍,終為清室力挽狂瀾。

(三)、郭氏之慫恿曾國藩出山,最基本的心態為對國事的關切與對社會之熱愛。在這一觀念下,當時影響中國全局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劉蓉等,幾乎都受他的鼓勵或推挽,成為清室的重要人物。

(四)、郭氏除對人才的推舉有其貢獻外,同時又是一位長於理財的人物,他為湘軍籌措軍餉,由倡議捐輸而抽收厘金,使湘軍的軍費來源得以維持,後來在鹽務上籌款,分別支援饋、滬、浙等軍需,雖亦因此與左宗棠發生齟齬,但在支援平亂的財務需求上,厥功甚偉。

(五)、郭氏之另一卓識,為對洋務的瞭解遠為同時代的人所不及,不過當時社會上正充斥過度的民族自尊心,盲目的排外,郭氏對洋務的見解不但為朝廷所不喜,且遭社會一般人士的嚴厲指謫,甚至目為漢奸,搗毀其家鄉住宅,但後來事實證明,郭氏的見解多屬正確,可惜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數見不鮮,先見者的抱負要為閉塞的社會認同,往往是在他身後之事。

以上簡單介紹郭氏的事蹟,這和仲容先生有什麼關聯呢?我想,在一些具體的行事中,也許可以尋找出他受郭氏影響的蛛絲馬跡。

導民以從,因民之利

台灣在四0年代初期,運用美援發展工業,當時發生一實際問題頗起爭論,即究將擬推動的工業計畫交由公營事業承辦乎?抑扶助民營事業承辦乎?以人造纖維計畫而言,當時公營的鹼業公司擁有較多化學工業專才,民間則人才極缺,在此情形下,加上我政府高層官員傳統上均受「發展國家經濟」思想影響,自然主張公營事業承辦甚力,雖然美援傾向民營,但主持運用美援的人士如果缺少本身見解,甚易屈從公營的主張,幸仲容先生亦堅持發展民營事業的立場,與當時的經濟部長爭持甚力,終於說明交民間承辦,並從公營事業中推介人才為之建廠。

另外,仲容先生運用中央信託局的資力,建立玻璃廠(新竹)、水泥廠(嘉新),先後轉由民間接辦,以後遂引發民營工業的快速發展,成為台灣產業的主流。

他這一主張我們在郭嵩燾的言論中也有所發現。清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郭氏上書恭親王奕訢,商議海防事宜,提到「方今之急,無時無地不宜自強,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方者何?求富與強之所在而導民以從之,因民之利而為之制,斯利國之方也」,在「導民以從」、「因民之利」的政策之下,郭氏進而具體主張由商人製造輪船,由商人廣開機器,一反清同治以來造船製器均由官辦的傳統,並認民營「其實於官辦者遠矣」。郭、尹兩人相距約九十年,見解則前後相若,不知道是否有所影響。

其次,郭氏為十九世紀清後葉對洋務最有心得者,但因為郭氏主張對外避免言戰,在當時國人受鴉片戰爭之辱,排外風氣甚熾,遂目郭氏為媚外者,道其西行日記出版,介紹歐西進步制度,更遭國內朝野反感,終至燬書革職。其實,當時比較對洋務有認識、有主張者,確無有過於郭氏其人。

郭氏對洋務的因應,似也可分為「本」與「方」,在方而言,亦即「馭夷之道」,在於循理而行,他認為外人目的在謀通商之利,並無構兵之圖,應當據理折衷,無不可了,而不可對外言戰。

重點則置於「本」,郭氏無論在滬任官(蘇松糧道),或任粵撫,均曾與英人接觸,對英國之富強頗為震詫,乃進而探討其富強之道,發現「西洋立國之本在於政教,而製器造船為末。」當時國人震於英國的「船堅炮利」,以為祇要仿效建立造船廠、機器局,立即可與英國之富強並駕,郭氏則指出以為「造船製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轉弱為強,其餘皆可不問,恐無此理」,轉而認為「當先究知其國政軍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後(方)可以師其用兵之方」。

他曾建言設立同文館,培養外文人才,以研究西方政制科學,並應曾國藩之囑,籌款支應容閎購買機器建立工業,主張積漸而行。這些務本的眼光,實在是謀國者的遠見。

我們回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接受美援的國家甚多,因善用美援而締造經濟奇蹟的國家則頗少見。許多國家大都以美援購買消費物資,緩和物資不足的困難,仲容先生主持我國美援運用,則致力於生產能力的提升,無論以美援原料支持紡織、麵粉等工業的興起,或以美援購置機器建立若干新的工業,這些都是富強的治本之道,與郭氏的觀點不謀而合。

由以上的引證,我猜想仲容先生對郭氏情有獨鍾,並且對郭氏之遠見未能為朝廷重視、為社會接納,終於齌志以終,或許有很大的感觸。記得他在揚子案辭官應訟,抽暇開始撰寫郭氏傳記,我曾為其至圖書館尋找資料,也許可以映照他當時的心境。

註(一)見張九為先生「尹先生年譜初稿序」。

註(二)見尹著呂氏春秋校釋初版序。

(王昭明現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本文出自 1993 / 05 月號

第083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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