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兩岸文創促進中心執行主任）
近月來台北市政府猛打松山文創園區以及三創、大巨蛋等BOT案，都發局長林洲民還祭出「真文創」、「假文創」的大帽子，把《促參法》搞得烏煙瘴氣，也讓不少人民，現在聽到文創，就覺得是負面的意思。
在這次風暴中，數不清的網民加入戰局，在網路上高談闊論，一堆媒體也見獵心喜，製作專題，不同領域的學者撈過界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針對「文創」恣意批評，彷彿自己就是文創專家，各種分歧主張不但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其陳述獨斷大膽的程度也令人嘆為觀止。
文化創意產業說法 台灣獨創
眾所皆知，「文創」是「文化創意」的簡稱。嚴格來說，「文化創意產業」是台灣獨創出來的詞彙，不但舉世僅見，而且台灣還自創一種同心圓理論，把「文化」視為「創意」的核心。
但這種台灣自創的見解，也埋下今天風暴的伏筆。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是把外國認定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 ）與「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結合成一體。文化產業這個詞彙起源較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興起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當時人們開始注意到某些可大量複製生產的文化產品如唱片、電視、電影、廣播等正在蓬勃發展，到了1980年代出現通稱的「文化產業」。顧名思義，文化產業是訴諸大眾消費的產業型態，屬於一種經濟現象。此一名詞現在廣泛應用於中國大陸、韓國、美國以及英國之外的歐陸國家。
緊接著1990年代，英國高舉「創意產業」大纛，並納入國家重點施政，到了2001年，英國學者約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正式提出「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說法，均納入更大範圍的文化產業，包括旅遊、美食、體育、遊戲、動畫等，甚至公司行號的「R&D」也被視為創意經濟的一圜。某些學者也提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ies）的說法，琳瑯滿目不一而足。
錯誤的同心圓模型 導致大眾誤解
但不管文化產業、創意經濟或創意產業，很明顯地，它們都在探討文化商品、文化服務對於區域經濟所能發揮的功能，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策略，而不是文化藝術扶植手段，後者充其量只是受到庇蔭。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經濟報告》中，就列舉出六種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模型，有象徵文本模型、WIPO著作權模型、美國藝術模型等等。
反觀台灣是在扁政府時期，開始提倡「文化創意產業」，把原本並列的兩種產業名詞合併成一種，還發明一個裡外三圈的同心圓模型──位於核心的叫做「文化」，第二圈叫做「創意」，第三圈叫做「產業」。這種模型最糟糕的是把文化視同創意的源頭，因此給了台灣文化藝術工作者振振有詞的藉口。他們指責政府既然要提倡文化創意產業，首要職責就是扶植文化藝術。結果原本的產業政策，被這群人扭曲為文化藝術補助政策，社會大眾不明就裡也跟著起鬨，文創園區的本土原創品牌與工藝賣店，也被抨擊為過度商業化的「假文創」。
平心而論，同心圓模型其來有自，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經濟報告》列舉的六種模型之一。但壞就壞在，台灣的同心圓模型並沒有正確定義位於核心的「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外國的同心圓理論，位於核心的通常叫做「文化表達核心」（Core Cultural Expression）或者「核心創意區」（Core Creative Field），非常強調在文化產業價值鏈中，所謂的個體文化藝術工作者只是其中一員，與他們並列的還有經紀人、企業家、製造商等，因此前者不是高高在上受人膜拜的創意源頭。
創意源頭不是精緻藝術獨擅
台灣文化藝術工作者唯一可拿來自誇的是澳洲學者大衛˙索斯比（David Thorsby）的四圈同心圓模型，位於核心的叫做「核心創意藝術」，包括文學、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儘管如此，大衛˙索斯比也不敢定義這些創意藝術就是精緻藝術（Fine Arts）或「高雅文化」，因為他心知肚明，所謂的精緻藝術往往是最保守而缺乏創意的；相反地，為芸芸眾生而服務的「大眾文化」卻提供大量創意靈感，展現最充沛的原創生命力。
在藝術史上，大眾文化成為精緻藝術源頭的例證俯拾即是。譬如現在被封為「音樂之父」的巴赫，他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被封為大提琴聖經，地位崇高，多年前馬友友的錄音名譟一時。但這些大提琴作品的曲式與靈感，幾乎全部取材民間音樂，包括小步舞曲、薩拉邦德舞曲、吉格舞曲等。類似的例證，還有柴可夫斯基、李斯特、蕭邦等等，可以說，古典音樂尤其是國民樂派的發展過程，時時刻刻在向民間音樂取經，。所以，到底是高雅藝術還是大眾文化扮演了創意種子？
台灣的「文創」模型，把文化列為創意的核心源頭，已經犯了極大的偏頗，而且文化的發言權，又掌握在精緻藝術工作者與愛好者手上。台北市都發局局長林洲民在臉書上的貼文就是具體例證。林洲民提出「真文創」、「假文創」之說，包括華山1914文創園區裡面的方文山與周杰倫特色餐廳、幾米品牌概念店、「好樣思維」書店、光點電影院等，儘管它們或是支撐了幾米的繪本創作，或是塑造出一種文化生活的體驗模式，或是播放非主流以及小眾電影，通通淪為林洲民眼中的「假文創」。
商業行為有助文化發展
至於何謂「真文創」？林洲民沒明講，但他指責商人讓藝術家成為二等公民，主張要把園區讓給「不提名牌包的藝術創作者」，精英心態可見一斑。很顯然地，對他來講，除了精緻藝術外，訴諸芸芸眾生的飲食、家居設計、繪本、原住民文化周邊產品，通通都不能躋身文化殿堂。松山以及華山園區卻賣這些東西，就是搞「假文創」。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就是因為這種偏差的論述邏輯，被整個汙名化。精緻藝文工作者已經有《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當靠山，每年從政府手中拿取幾十億元的補貼，而且這些補貼全來自普羅大眾的納稅錢。然而他們得隴望蜀，連政府基於經濟發展的文創預算，也以「過度商業化」來進行批鬥。
柯P政府批鬥松山、華山文創園區，還有一個法寶叫做「商業化」，彷彿商業行為玷汙了聖潔的文化藝術。然而這也是一種錯誤的論述。當代創意產業的基本信念是把文化視為提振經濟的手段，一定無法脫離商業行為。而且如同人類學者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指出，文化消費帶動文化的實踐，提供文化的創造自由。文化產品賣不出去，該產品背後所指涉的「文化」怎可能茁壯成長？
事實上，商業與消費行為，是文化成長很重要的條件，甚至是必要條件。有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商業行為，一種所謂的「文化」恐怕還沒成形就夭折了。譬如莫札特的歌劇《魔笛》就是接受大眾劇院委託而創作的，沒有這種商業動力，怎能成就這齣經典？
在封建時期，藝術創作者接受王公貴族供養，迎合他們的品味，事實上這些王公貴族最保守，文化藝術在他們掌控下，往往難以突破。電影《阿瑪迪斯》不是講得很明白嗎？近代舞蹈史上，現代舞的濫觴是由「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等發動，而這是一個商業團體，是面向社會大眾的，卻帶來最重要的創新突破。
立法院應修法 杜絕爭端
文化藝術有所謂的「功能價值」以及「符號價值」，對文化產業界來說，主要在發揚「功能價值」，包括美化居家環境，提供休閒娛樂，提振經濟產值以及帶來就業機會等，松山、華山兩大園區都做了很好示範，如今被汙名化，當年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前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陳郁秀應該感慨萬千。立法院或可考慮修改《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把「文化」兩字拿掉，甚至乾脆正名為《創意經濟發展法》，以便杜絕爭端，更避免有心人士的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