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代守上海
眼看中共的勢力像八爪章魚般橫行而來，政局風雨飄搖，民國三十六年，嚴家的二子慶瑞與四子慶棋，相繼到香港置產設廠。次年，嚴慶齡和吳舜文也備妥兩萬紡錠，做了外移的打算。
他們齊心擘畫未來。兩萬紡錠中，嚴慶齡希望一半擺在香港，一半擺在台灣。他問妻子新廠究當如何命名？反應靈活的吳舜文表示，新機會象徵新希望，要做就應做各方第一；而「元」字意指「大」和「為首」，因此，香港廠可叫「南元」，台灣廠則叫「台元」。
由製造紡織機器轉為生產紗、布的紡織業者，是吳舜文長期觀察體驗，所許下的宏願。她嫁給嚴慶齡後，始終靠薪水袋過日子，直到泰利廠推出紡織機器，生活方得改善。
而舉凡她所接觸到的有錢人，包括自家的姐丈和兄長，幾乎個個從事紡織業。他們環境優渥、出手闊綽，不像她和嚴慶齡，外表看似體面，都月月得為發薪水焦心。
因此，當「泰利」開始製造紡織機賣給紡織廠時，她不禁激勵嚴慶齡，用這些機器來自辦紡織廠。「就像一頭辛勤的母牛，總把營養豐富的牛奶供給別人，其實，自己也可以喝一點的，」她這樣比譬。
第一次到台灣
或許是為圓妻子的大夢，嚴慶齡十分積極地籌辦紡織廠。民國三十七年，他偕吳舜文到香港、台灣勘察廠地，僅在香港稍事停留，就立刻飛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
吳舜文記起，聖約翰大學同學錄上，有位林姓學長來自板橋，下了飛機，趕緊和這台灣唯一的人脈取得聯繫。身為學長的林正霖見校友來訪，義不容辭地帶他們去看板橋一帶所有可用的地皮，結果嚴慶齡未置可否，吳舜文則逕表「並不喜歡」。
她的理由是：板橋僅靠一條木橋和外界溝通，而亞熱帶的台灣素多風災，萬一木橋被颱風吹垮，工人無法上班，工廠的營運即遭困難。
林正霖倒從不曾聽人用這樣的角度估量板橋，他以本地人的經驗再三保證，「這樣的狀況從來沒有發生過」，但仍無法轉圜吳舜文的定見。
那時台灣人煙稀少、百廢待興，「一對上海夫婦正在找地設廠」的消息，立刻不脛而走。騎著一輛巨型摩托車的新竹議員范糧進毛遂自薦。他介紹了自己在竹北擁有的土地，吳舜文當場評估，道塊地本身平坦，且後有靠山，可供延展的空閒相當大，心裡暗自屬意。
嚴慶齡見太座相中，幾乎不再考慮，就跟長相福泰的范糧進一口氣敲定了十甲地。竹北地處偏僻，當初既沒有電力也沒有公路，他們同時答應配合省府政策，分擔一部分基礎建設的經費。
就這樣，嚴慶齡與吳舜文開始和陌生地 台灣，有了初步接觸。
第一次到台北，他們叫了輛三輪車打算逛市區，結果發現市區範圍狹小，繞來繞去，總離不開那座高塔式建築－－總統府。兩人又租下一部轎車遊陽明山，山景如何不復記憶，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那輛轎車的雙門，竟是鬆垮虛脫的；而沿途所見的行人，大都腳瞪木履。總而言之，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唯待有心人積極開發的蕞爾之島。
建廠的籌備工作，在土地決定後迅速展開。他們分別委託總公司設在上海的周敬希負責營建，華通電機包攬水電；，並在中山北路老爺飯店現址，買下一棟三層樓房，準備用一樓做倉庫、二樓辦公、三樓權充建廠人員宿舍。
營建、水電的合約簽妥，嚴慶齡指派專人由上海來台督導建廠工程，使「台元」的誕生歷歷可期。
「我來替你看廠」
當此同時，共產黨在大陸各省的顛覆行動已足以僚原，國民政府岌岌可危。
上海的社、經情況一片混亂，由共黨分子幕後主導的工潮、學潮如火如荼，物價飛漲，金元券大幅貶值，銀圓行情日俏。居民先是瘋狂搶購物資，後卻再也買不起價格與時俱進的什貨，工廠則紛紛擺地攤出清庫存。
大學時代攻讀政治學的吳舜文，眼看社會瀕臨癱瘓、政權可能易幟、逃難的人潮絡繹於途，敏感到這是一次不同於八年抗日的災難；像嚴慶齡這般的資產階級，勢將成為眾矢之的。
她力勸丈夫儘快離開。「這次不是我們和日本那種國與國間的爭鬥；共產黨批鬥自己人，他們針對資產階級來鬥爭，」她苦心解說。
抗戰期間未蒙受過甚衝擊的嚴慶齡，起先並不以另一次戰爭為意。他不願放棄胼手胝足建立的家業，更懷有逐步使全中國工業化的未竟使命，但妻子的分析句句鞭辟入裡，使他不由得不面對現實。
他問吳舜文：「如果我走了，工廠怎麼辦？」她豪氣干雲地答道：「我來替你看廠！」
四十餘年後回想這段對話，吳舜文對自己「一心只為丈夫、完全無私、無我」的夫妻之情，仍唏噓難已。
事局紛亂，連買機票出國的過程，也變得曲折多煩。那時飛香港前定要注射預防針，嚴慶齡到公司上班，吳舜文就去附近的衛生所替他排隊。
爭相離境的人多如過江鯽，好不容易快輪到她了，都有個不守規矩的人硬插在她前面。她身嬌力小，拉不動他；要穿越他的位置，又被擋著不讓。
這時嚴慶齡剛好到場，看到這種情形，不禁動了氣。他大聲喝斥：「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人！」同時擺出太極的拳手。那人措不及防，立刻歸回原位，夫婦倆因此留下一段「英雄救美」的趣談。
當嚴慶齡打預防針時，為他鵠候多時的吳舜文突然靈光一現；既排了那麼久的隊，自己何不也順便注射一下？這個念頭助她在大陸淪陷前，終能順利離開上海。
情非得已。嚴慶齡用買得的唯一一張機票，匆匆由上海飛香港。他相信此行僅為一時走避，行前未帶任何行李，只把心目中最珍貴的一箱紡錠設計圖，緊緊提在手上。
到了上海虹口機場，飛機誤點，他於公於私都多所罣礙，曾打電話回家說「等不到飛機，乾脆不去了」。堅強的吳舜文執意要他成行，而把隻身守廠的重任，留給了自己。
在嚴慶齡離開一手帶大的泰利機器製造廠前，令他頗感安慰的是，一名受中共扶植、潛伏在「泰利」廠的工會領導，因他平日待人厚道、全心為廠，不但沒有刁難他，反倒滿口承諾，願幫他把一萬紡錠依船期托運台灣。
而他隨手攜出的紡錠設計圖樣，就此永別「泰利」。這套國人自製紡織機的開版樣本，至今珍藏在台元紡織公司竹北廠裡，為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史，做承先啟後的見證。
政局江河日下
嚴慶齡走後，政情日益緊張，國軍由南京下守上海，要求民家出人力挖壕溝，以備中共進犯時的掩護之所。
吳舜文和年輕的小佣人，住在大西路偌大的花園洋房裡。白天她代夫到工廠上班，因家中均為女流，無法貢獻築防禦工事的人手，每天得繳四塊銀圓的代金。她暗自著急；戰爭看不到盡頭，這樣天天繳下去，該如何是好？
屬於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軍隊，開始進駐民宅。一天，吳舜文回娘家為父親的忌日拜拜，接到氣急敗壞的佣人來電說，有阿兵哥強要借住。她交代佣人不要開門，但大兵揚言還要再來，終使家中只有兩位女眷的她，不得不認真考慮去留問題。
她直覺，要走就得快，一旦大兵住進家來再想離開，必會橫遭阻撓。那時，金元券在電梯上下之間都迭迭貶值，先是有錢仍買不到東西，後來更有大批棄守家園的人，賤賣物品、搶換現金，一塊上好的真絲被面，竟連一塊錢也不值……。
而她仍然依照約定，按時到銀行一麻袋一麻袋地提領現鈔，核發工人薪水。發薪的同時，她心中亦已決計，面對這種江河日下的局勢，實在是非走不可了。
她一生最怕求人，若知可能被拒，寧可私自苦擔也不開口。但既做撤離上海的打算，她打理了兩箱衣物，希望先能託人帶去香港。
當機立斷及時赴港
當時嚴慶齡的四哥慶祺已在香港設廠，不時有上海的高級主管帶家眷乘船赴港。她想請工廠經理幫忙，又擔心碰壁，為此一個人在家裡來回踐了多次方步，終才鼓足勇氣接通電話。沒想到經理不但爽快答應，尚肯派人來拿行李，一時間解決了所有難題。她一面禱謝上帝慈恩眷顧，一面竟又不免苛責自己，仍不過是個「膽小的家庭主婦」。
事實上，面對朝不保夕的時局，吳舜文有條不紊的處理態度，已遠非一般主婦所能及。
行李托運後，她到泰利廠坦誠知會經理，並再三關照，如常繼續運出兩批工作母機。當晚她變賣平時囤購的物資，取得九十七塊大洋，第二天，便用其中九十塊錢央人購買飛港機票，準備隔日動身。
機票到手，她回娘家向兄、姐正式辭行，見到一個兩歲大的姪孫。面對不解世事的姪孫，她有感而發地說：「下一次我回來，你可能都十八、九歲囉。」令人殊難逆料的是，吳舜文直到九二年才首度返鄉，這位姪孫早已結婚、生子，過了不惑之年。
臨別故里，她權宜處理了家中財物。她訂婚時，父親曾送給嚴慶齡兩塊每個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她把這兩個沈甸甸的元寶抹上黑漆，放在門邊當擋門石用，她相信，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其他類似的金條、銀塊既帶不走，便毅然割捨了。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吳舜文抵港方才三天，上海宣告淪陷。她代夫顧守泰利廠為時雖僅一個月，卻充分顯現了過人的膽識與判斷力。
泰利機器製造廠後被中共沒收，據悉，現已改建為一高科技光學工廠。
(「吳舜文傳」將於八十二年三月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