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年，二屆立委參選爆炸。地方派系掌門人、各大財團領導人、甚至曾經呼風喚雨的政壇老將，紛紛披掛上陣。立委選舉，決定政治勢力的畫分，決定利益的分配，更決定了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續。在他們眼裡，立法院是將個人推向政冶高峰的重要舞台。
相對於立法院的熱鬧滾滾，另一全台灣最高民意機構－－台灣省議會，卻面臨大權旁落，議員出席率低落，以及秀異分子不願再進入這舞台的窘況。
頹勢難挽
七月底，副議長黃鎮岳敲下議事槌，第九屆第五次大會閉幕。偌大的議事堂，除備詢的省交通處官員，七十六個座位的議員席，僅剩下一位民進黨議員與主席間的對話，以及旁聽席上寥落的安全人員。
時不過半個月，省議會因覆議國稅局案，加開臨時會。一向出席率低落的省議會，在黨部運作下，卻創下了九成以上的出席率。
在一片扔擲雞蛋夾雜抗議聲中，林宗男議員以沙啞的聲音嘶吼著：「監委選舉制變更時，抗議行動虎頭蛇尾，省議會已經尊嚴掃地，如果國稅局案翻案成功，以後省議會怎麼辦？議員還要不要幹？」
國稅局設立案終究通過了，議員們心底明白，省議會的地位，又再度受到重創。
歷任四屆十五年的民進黨籍議員周滄淵，回憶第六屆十三位黨外議員聯合質詢的盛況，「一早民眾要排隊拿牌子，搶著旁聽。」現在不但旁聽席空蕩，議員也不來開會。感嘆省議會不能再滿足他的政治抱負，今年，他要轉戰立法院。
曾是全台政治中心的省議會，面對立法院的強勢；有一股難挽頹勢的落寞。
中央民代未改選前，省議會是唯一定期改選的全省性民意機構；有志政途的台灣本土菁英，在這裡論政、從事議會改革。但是從增額立委跳上主席台，高呼「打破法統，改造國會」之日起，省議會即難逃淪回地方性議會的命運。不幸的是，省議會未具法定地位，中央與地方職權畫分不清，更促使省議會地位一路下滑。
四十餘年來，省議會僅靠行政院頒布的「省議會組織規程」，勉強運作；台灣省政府也未遵循憲法，只以台灣省自行修訂、自行頒布的「合署辦公施行細則」為法源。嚴格地說，台灣地區多年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從未到達省級；而實施地方自治唯一依據的母法－－「省縣自治通則」，也被凍結了四十餘年。
特殊的歷史因素，行政區域的重疊，使中央與地方權限的畫分有著極遼闊的灰色地帶；省議會的興衰，就在這關係曖昧不明的情況下擺盪。而省議會的歷史，儼然一部與中央的爭權史。
虛級化的恐慌
長期以來，國稅由省代為徵收；鐵路、港口、公賣局、自來水公司、三商銀等事業，一直由中央委託省經營；過去省握有極大資產，省議員藉此掌控資源的空間亦大。
但是近來中央的舉動，已引起了省議會對「省虛級化」的疑慮；國稅徵收，依憲法規定收回中央；立法院議決三年內將菸酒公賣收歸中央；釋放三商銀股分，改為民營；而內政部正草擬的行政區域調整案，也大幅擴增北、高兩市的治權範圍，計畫性地縮減省民的數量與結構。
種種跡象顯示，為因應省長民選，避免省長大權在握，決策階層已逐漸展開全面性的「收權」行動。
省議員也只能自怨自嘆：「狗吠火車。」現在議員們更自我揶揄：「或許有一天一覺醒來，省政府只剩下一個中興新村，省議會也只剩下霧峰能管轄。」
中央力保國稅局案通過，省議長簡明景基於黨員及議長身分，難免擔任護航角色，但是站在議員立場，他認為議員反對有理。他指出，省議員有職權維護省民的權益：「很多事業單位，一草一木都是省有財產，我們不希望中央一開口說收就收，除了法之外，也要講一點情理。」
而財政收支的畫分，更使議員苦嘆，「沒錢難辦事」。
省主席連戰曾在八月行政院記者聯誼餐會上表示，地方的稅目為土地稅、房屋稅、屠宰稅、田賦稅、地價稅，在農村社會的時代裡，乃重要財源；但四十年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關稅、貨物稅、服務性質稅捐，地方都沒有機會參與，導致地方與中央財政收入，差距愈來愈大。
目前地方財政收入中，自籌部分只有三分之一，借債部分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靠中央政府支應。正在立法院審議的「財政收支畫分法」，已決定將地方財政自籌的比例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但是，連戰希望的最終目標是百分之六十。
地方建設十億元以上，也要報中央核准。一位議員以基隆新港為例，省府於七十七年計畫提出，共需六百億元，中央不給予相對基金，便無法動工。目前地方建設，很少低於十億元，「錢集中在中央，只是委託省做，我們不過是幫辦罷了。」
大權旁落，地方財力不足，固然是省議會今非昔比的重要因素，但議員們問政態度的轉變，也是一大關鍵。
問政態度今非昔比
一位資深省政記者觀察省議會近二十年，他搖頭說：「雖然政治中心移到立法院，但依中央及地方職權畫分表，省議會仍大有可為，只是看做不做。」與早期議員相比，他深深感到現在議員「不敬業，素質低落」。
省議員周滄淵更奉勸議員自己要反省：「不要怪中央集權，很多事要做給別人看。」
議員的素質表現在質詢內容的深度與廣度。翻開省議會圖書館陳列的議事錄，第六屆(六十六～七十年)有解嚴、中央民代全面改選、開放報禁等尖銳性話題；有法政學者蘇俊雄為彌補合議制之不足而創制的「聽證會」；有當時省主席林洋港與省議員林義雄、張俊宏之間的「民主對話」；每場質詢都經過嫻熟的設計，形式上有開場白與結論，有觀念的提出與申論，從問題的誘發、追蹤到澄清，到留下再察考、再質問的尖銳課題。
省議會圖書館二樓藏有豐富的政府出版品等資料。一位管理員指著一張桌子：「這是七、八屆省議員游錫 、蘇貞昌當年研讀資料、質詢前做沙盤演練的地方。」當年蘇、游二人與政府官員之間的攻防戰，也為記者們所津津樂道。當問起議員現在還來不來圖書館？這位管理員急忙搖頭：「開會都不來了，怎麼可能到圖書館？」
聯合報特派員趙秋實回憶當年，儘管報紙只有三大張，但平均一天發七、八千字，十一條新聞，省議會新聞常包辦半版，甚至全版；每條新聞都很精采，常無法割捨。他曾有一次半夜累倒在霧峰回報社的路上，「但是相當充實，聽質詢像上課一樣。」現在他已不跑省議會新聞，但常要安撫後輩；記者回到報社，常覺得受挫，在省議會浪費了一整天，「往往只是一堆毫無報導價值的垃圾。」
自我矮化
現任四位民進黨新潮流系議員，是一般公認較具「攻擊火力」的議員，但記者們替他們打分數－－功力不及他們前輩的十分之一。
現在議員質詢內容多偏重地方建設。「他們只將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縣市代表，」一位記者評論。熟悉內情的人知道，其中有許多是為自己的地方事業護航，至於政治理念，更談不上。
七月底，為期一周的交通部門質詢結束，備詢官員魚貫步出議會。一位科員神色愉悅地對另一位官員悄悄道：「真輕鬆，只要施點小惠，就不怕砲火轟擊。」另一位則回答：「議員出國都替他們安排專機了，還要求什麼。」
一位府會聯絡員看多了議員平日的表現，也不敢苟同他們的學識及涵養：「助理替他們準備的質詢稿看起來頭頭是道，但是議員一發言就完了。」他們只好戲稱這些專心自己事業的議員為「億員」。
準備不充分的議員，甚至拿起報紙照唸，還會回頭探問後方記者席上的記者：「這則新聞詳情如何？你們有什麼看法？」然後再轉頭繼續質詢。
據跑了十五年省議會新聞的中國時報記者王伯仁觀察，現在議員無心問政，很少會專心思考大問題，雖知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但只會叫，不知方法，沒有具體的支持行動。
監察委員選舉制度變更，省議會曾休會抗議，但在延任一年的非正式條件換取下，抗爭行動無疾而終。國稅局案曾有五十八位議員連署，表示反對到底，但經過國民黨中央的強力運作，結果證實，堅持只能到一定程度。
非關自己利益，議員們很少爭取，反而許多事是省政府主動引導。一位省府官員坦承，最近中央怪罪省府對西濱東西向快速道路預算編列過多；省交通處只好主動提供資料給某位議員，透過議員質詢，然後藉由媒體報導，加以澄清。
財力就是實力
「到底是中央打壓地方？還是地方不爭氣使中央不重視？」中視記者屠乃瑋認為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隨著社會轉型，金錢介入選舉，在「財力決定一切」的情況下，議會倫理遭到嚴重的挑戰。
省議會有民政、財政、建設、農林、教育及交通等委員會，過去一律由資深議員擔任召集人，現在新人一進來就搶位子，「財力就是實力」，這屆甚至有委員會選舉賄選的傳聞。
早期省議會多由地方士紳組成，彼此之間以體相待，在議事堂內不抽煙，入會場行禮，束裝整齊，男議員西裝革履，種種行為規範都表示極度尊重會場，莊嚴肅穆的風尚相沿成習。
現在新議員揭老議員瘡疤；議堂上公然抽煙、嚼檳榔；第九屆開幕時有人穿簑衣、戴斗竺，甚至配墨鏡，扮成「荒野鏢客」狀；象徵議會最高權威的議長，竟也演出與議員互捆耳光的場面。
一位老議員感嘆：「都交給紅衛兵了。」
六朝元老，在省議會二十年的副議長黃鎮岳，卻頗能調適：「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價值觀，這個時代如果大家都很現實，也不能倚老賣老。」
由於議會秩序失控，黨團的力量也一路下滑。
國民黨議員有不少是靠地方派系及財團支持，「黨鞭根本揮在一邊，」一位記者認為他們黨性薄弱。
省議員鄭逢時更直言不諱：「這次國稅局案能通過，完全是賣連戰和林豐正的面子。」議會黨團力量有限。
民進黨更是群龍無首，只能單打獨鬥。過去黨外聯合質詢的場面，已經風光不在。
議事組主任紀進賢看現在的議員：「獨行俠太多了。」來議會只是驚鴻一瞥，多數時間都經營自己事業去了。
利之所在醜態畢露
隨著立法院次級問政團體盛行，省議會也有樣學樣。第八屆起，先後成立了「日新會」、「草根會」、「實踐會」及「聯合政策研究會」，但性質純屬聯誼，毫無政治理念。「如果遇到利益衝突，則醜態畢露，」一位觀察者明白指出某次級團體是為選正、副議長成立的。
「如今省議會已成為各方利益的調和器，」中國時報王伯仁認為這是目前省議會的最大功能。
有人將省議會的未來寄望於省長民選；期待省長民選後，有民意為後盾，敢向中央爭取地方應有的權限；期待省縣自治法通過，省議會取得合法地位，職權會更落實。
但是國內政治品質還在惡化，金錢、派系依舊主控政治市場，菁英分子仍然將目標直指立法院……，省議會的未來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