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法律如何界定「關說」？目前法律對關說的界定夠不夠嚴謹？
答：關說和另外兩個名詞很容易混淆，一是「遊說」，另一是「公關」。
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是主人，難免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請願是一個很重要的表達方法。可是請願的人這麼多，怎麼接納呢？他可能要請專家代他請願，這叫遊說，是一種請願的延長，希望政府決定政策的時候，能朝他希望的方向決策；一旦決策之後，得到利益的是不特定的多數人。
目前與關說相關的法律只有公務員服務法中的一條，可做為基礎推演，「上級公務員不得對下級公務員，就人事、處理業務方面有所關說」。
關說的對象通常是基層公務員，關說的內容多半是執行法律。公務員本來就應該依法律辦事，不需要你要求；你一旦要求，通常是要求與法律不符合的做法。換句話說，關說的內容通常都是違法的，關說的對象常是有權勢、有監督權的人對無權勢、無監督權的人來關說，結果是對特定的少數人受益。
現在有一部分人說，我是反映民意。民意代表反映民意的確是可以的，不過只是「反映」而已，不能要求公務員做什麼事情，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介入。
問：有人說我不是關說是關心，打個電話，這構不構成違法？
依法服務，杜絕關說
答：關說本身不一定就是違法，它很少用直接的方法。你一定要違法做什麼事情讓我得到好處，沒有一個關說人會這麼傻。他一定講好聽的話，我是關心啊，你公務員不盡責任……，但是內容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個壓力。
關說和關心，表面上都不違法，關說的內容若不加入其他因素，如金錢因素、公務員違法執行公務的因素，關說並不構成違法。
問：在目前情況下，如何能使關說減少？有什麼法律可以避免？
答：第一當然希望行政人員能堅守立場。行政人員處理公務，要有熱忱，依法為民服務。如果行政人員很官僚，漠視人民的利益，小百姓沒有辦法，只好找民意代表，這也是關說形成的因素之一。
第二，行政人員應該瞭解他做了違法的行政處理，首先受害的是他本人。他本人的證據很容易證明，通常行之於文書，寫在紙上，很難否認。
第三，是行政官員要堅定法律立場，對關說的人不要畏懼，不要因為他官大，或是民意代表就害怕。當然，害怕有很多因素，有些公務員想升官，想調動，他接受民意代表的關說，將來就可以要求民意代表也代他在人事方面來關說。
就民意代表而言，他們也是我們國家廣義公務員的一部分，實行民主政治，要為不特定的多數人謀福利。
第四，我認為執行機關像調查局、檢察官應該重視；有些關說介入的情形就是貪污案件，調查局、檢察官辦貪污案件不能只把範圍限在行政公務員，牽涉到民意代表在內的也要追查。
當然，民意代表關說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賄選的問題，因為他選舉投入大量金錢，選後就要想辦法撈回來，撈的方法就是關說、利益輸送。
問：行政官員負關說責任較容易執行，對民意代表有何法可約束？
記者要有被告的勇氣
答：我們刑法有一條「公務員對非主管事務圖利罪」，公務員是廣義的，包括民意代表；非主管事務，如工程、人事，這些都不是立法委員可以主管的。
我覺得檢察官和調查局偵辦行政人員貪污的時候，如果牽涉到民意代表一定要繼續深入追究，民意代表有沒有以非主管的職權圖利。
問：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做呢？
答：我的看法是，第一、檢察機關膽量不夠，道德勇氣不夠，不敢得罪民意機關。
第二，證據取得很困難，因為有些行政公務員他不講，不說民意代表來關說，因為關說得到好處的不會出來，蒐證上比較困難。
問：提到蒐證，法律、輿論都感到無力感，例如媒體如果沒有證據，寫出來關說，可能就是誹謗，你的看法怎樣？
答：誹謗罪基本構成要件是報導虛偽的事實。貪污的行為檢察官都找不到證據，新聞記者如何能找到？有時只是傳聞，傳聞的結果很可能被認為是虛構的事實，而構成誹謗。
不過，我覺得新聞記者在這方面發揮的功能不太好，對於一些沒有貪污的情形誇張報導；對一些有貪污、嫌疑很大，但是又相當有力量的人，反而不敢報導。
另外，某些公眾人物，他的品德是大家所關心的，不是私德，是一種公德，可以成為一種可受公評的事項。
民主政治實行得愈徹底，公眾人物可受公評的範圍就愈大。新聞記者要有冒著被告的勇氣，對於發揮輿論有相當的效果。
問：立法委員的免責權有多大？
立委免責權由法院決定
答：第一點要說明的是，立委有多大的免責權不是由立法院決定，而是由法院決定月他有沒有免責權，要經過訴訟，經過法院的裁判才可以。
第二點，立法委員免責權的理論基礎並不是言論自由，而是三權分立。
假如是言論自由，那立法委員和老百姓是一樣的。三權分立是讓立法委員充分發揮他的立法權；他發揮立法權的時候，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不要干涉。因此，他只有在行使立法權時才有免責權。
與立法有關的事項就是審議、辯論、表決；那麼到外面講話有沒有免責權呢？每個國家不一樣，有的國家重視立法的實質內容，凡是你在外面辦聽證會與法案有關的就有免責權；有的國家，你的言論、表決、辯論和法案有關的才有免責權，與法案無關的言論要負責。至於行動，更要負責。甩麥克風、噴水、點火，這是行動，超過言語之外，當然要負責。
我認為司法機關的道德勇氣還不夠，所以我以前做檢察長的時候，每次辦案都以兩句話跟同仁互相勉勵，「執行的勇氣一定要壓倒犯罪的勇氣，執行的智慧一定要超越犯罪的智慧」。
問：問題的關鍵究竟是執法的人沒有起訴，還是被侵犯的官員沒有提起訴訟？問題在那裏？
答：有人說這是政治生態，承辦的檢察官覺得個人的力量很輕微，辦了立法委員會引起重大的反彈。反彈的結果，立法委員向部長施壓，部長向檢察長施壓，承辦檢察官就覺得他的權益會受到影響，例如會調到偏遠地方，前途、名譽會受影響。
假如一個檢察官不把他的職務當做一個謀生的職業，而把它當作一個理想的話，他對法律執行可能就有信心。
問：這個像連環套一樣，總要有一個地方解開才可能解決。
答：對，我就希望我能夠帶頭。我不是想帶頭，也不是故意帶頭，而是這個情勢如果落到我身上，我就要這樣做。
擒賊擒王治賄選
問：你個人觀察年底選舉，那些會破壞法治？
答：賄選就是破壞法治。賄選牽涉到全民的行為模式，選民的教育很重要。用刑事案件辦賄選沒有辦法堵住它，但是有一部分的效果。現在抓的只是樁腳，抓不到頭頭；擒賊擒王，所以想辦法追一、二個頭頭，還是有效果的。
阻止賄選另外有一個方法，是不讓民意代表當選後發財，辦他們的貪污案件，辦他們的利益輸送。
問：法治精神如何具體化？
答：第一是守法。第二讓法律現代化。
要老百姓守法很容易，比較困難的是公務員守法。因為一個統治者有權，他有權要別人守法的時候，他可以自己不守法。所以守法的重點可能在培養高階公務員守法。
問：你如何處理關說？
答：我擔任司法職務三十多年來，還沒有辦法從容應付的就是關說。
關說一定是對你有影響力的，例如說人事上有影響力、業務上有影響力；關說還有一種，找你的長輩。
關說的內容有些違背法律，但符合人情；有些既違背法律，又違背人情；有些也是老百姓的疾苦，怎麼樣把關說過濾一下，把老百姓的疾苦在法律上給他解決；把違法、違情的情形排斥、甚至教導他。
把合情違法的情形，在法律上處理得符合人情是很困難的事。我一直揣摩怎樣做。我這樣做法得到很多人的讚賞，也得罪了很多人，這是我認為幾十年來處理公務最困難的事。
問：最近日本爆發金權政治的後遺症，台灣會不會走上同一條路？如何避免？
中、日金權政治異同
答：有人反對兩黨政治，認為兩黨政治不是民主政治，因為兩黨一定要當選，當選一定要有錢，要有錢就要跟金權掛鉤，政策對有錢的人有利。有人說台灣和日本一樣是金權政治。
我的分析，台灣和日本金權政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國會議員和金權掛鉤，貧富愈拉愈遠。不同之處是日本的金權政治有法治基礎，沒有發現則已，一旦發現沒有例外，統統依法處理，該下台的就下台，該坐牢的就坐牢。我們的金權政治沒有依照法律來處理，不該下台的下台，不該上台的照樣上台；該坐牢的不坐牢。
孟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少數有權勢的人，他們的作法影響很大。
最近美國兩百周年紀念，有一位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提到憲法不是憑一個紙張就能行憲，另外有幾個重要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賢明的領導人。
一萬、十萬個老百姓喊民主法治，不如一、兩個領導人推行民主法治。我希望我們的領導人一定要有遠見，要在歷史上留名。
(苗天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