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遠見」刊登勞思光先生檢討台灣「文化運動」的短文，談到文化運動與學術思想研究的內在關係，談到「國民品質」低落與教育品質、學術風氣的關係。
勞先生認為在台灣從事文化運動，最需要建立的觀念基礎，是社會的自律性與自動性。這些觀點，切中了問題的根本，值得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再思考、再探索。
在我看來，主要還是學術思想自由的問題。解嚴後，社會大眾生活的自由度明顯增加，是有目共睹的。在學術思想研究方面，雖也有一些改善，但距離自由的理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關「二二八」研究所引起的爭議，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政府既決定要經由學術研究，給社會一個交代，就應大大方方把所有相關資料開放，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將來公布的研究報告，仍是偏向的，不足取信於人，對彌補四十多年來最大的歷史傷痕，裨益不大。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政府到今天，還不夠尊重邀請來的學者，依舊想掩飾部分歷史真相，這對學術自由是一種傷害。
此外，前一陣子引起很大爭論的國父思想課程問題；部分大學建議把這門課改為選修，並不是他們對國父思想本身有意見，而是因為這門課的師資浮濫，早已淪為一黨的宣傳工具，很少有人把它當作學術，認真研究、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