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遠見」刊登勞思光先生檢討台灣「文化運動」的短文，談到文化運動與學術思想研究的內在關係，談到「國民品質」低落與教育品質、學術風氣的關係。
勞先生認為在台灣從事文化運動，最需要建立的觀念基礎，是社會的自律性與自動性。這些觀點，切中了問題的根本，值得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再思考、再探索。
在我看來，主要還是學術思想自由的問題。解嚴後，社會大眾生活的自由度明顯增加，是有目共睹的。在學術思想研究方面，雖也有一些改善，但距離自由的理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關「二二八」研究所引起的爭議，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政府既決定要經由學術研究，給社會一個交代，就應大大方方把所有相關資料開放，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將來公布的研究報告，仍是偏向的，不足取信於人，對彌補四十多年來最大的歷史傷痕，裨益不大。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政府到今天，還不夠尊重邀請來的學者，依舊想掩飾部分歷史真相，這對學術自由是一種傷害。
此外，前一陣子引起很大爭論的國父思想課程問題；部分大學建議把這門課改為選修，並不是他們對國父思想本身有意見，而是因為這門課的師資浮濫，早已淪為一黨的宣傳工具，很少有人把它當作學術，認真研究、傳授。
假如我們真的已走民主開放的路，凡是學術範圍的問題，都應由學術機構和大學做決定，任何政黨和政府是無權干預的，結果呢？這個建議卻被黨政的力量壓下去了。
解嚴已經好幾年，政治因素滲入學術機構與大學校園的情況，並沒有改變多少。不久前驚動海內外的研究生被捕事件，幾乎使大家憂慮「白色恐怖」的年代，又將來臨。
舉這些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要說明我們仍缺乏學術思想自由的事實。四十多年來，我們的經濟成就斐然，可是學術與文化，都遠遠落在其後，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
要充分發展學術，經濟支援固然重要，學術自由尤為根本。沒有相當充分的學術自由，怎麼可能產生高水平與豐盛的學術成果？人的思想必須在無禁忌的狀況下，才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享有免於干擾的自由，才能使這種力量充分發揮，才有可能產生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日積月累，才有可能使一個國家的學術資源豐盛起來。
有了豐盛的學術資源，教育的品質自然提高，教育品質提高後，國民品質亦必隨之提升，這時候大家才會知道文化的重要，才會普遍產生對高水平文化的渴求。
所以學術是文化與文化運動的根，假如我們不努力去改善學術與教育的環境，讓他們在自由的精神和氣氛中發展，任何由政府提倡的文化運動，都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
至於自律性與自動性，就學術而言，一個以學術為志業的知識分子，在學習過程中，一直到最高學位，都在指導中進行，多少仍帶點被動性。取得學位以後，如仍不能自找題目、自下決斷，自動發展他的學術事業，在學術上就不能有更大的成就。
開放學術空間
沒有一個學術工作者，是可以放言無忌的，任何一門學問本身都有嚴格的紀律。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學術訓練的本身，便是一項自律性很強的工作，極權政治總要想盡辦法控制學術，不是誤解學術，就是不瞭解學術。
假藉學術做宣傳，是戕害學術；以文化作為政治的工具，是戕害文化。
(韋政通為中國思想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