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化很幸運出版了他最近三本著作。我為前兩本著書寫過導讀，這本新書再做一次嘗試。
（一）三個「M」的架構
佛里曼為這本新書寫的專序中，指出：三股關鍵力量——市場（全球經濟的數位化轉變）、大自然（氣候變遷）、摩爾定律（科技持續躍進），不僅同時加速，且相互牽連、增強，塑造了世界的劇變。進而影響了地緣政治的變化、個人工作的保障、社會倫理的調適、社區角色的轉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對台灣極為稱讚的佛里曼，希望本書有助於讀者的安身立命、以及展現傲人的生產力。
這本新著的架構就建築在這三個「M」上：（1）市場全球化（Market）、（2）大自然（Mother Nature）、（3）摩爾定律（Moore's Law）。事實上還可以加上第四個「M」：明尼蘇達（Minnesota），他在明州展開了生命之旅。
1992年，佛里曼就興奮地歡呼：「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全球化」是指任何個人、公司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競爭、聯結、交換、或者合作。透過這些數位工具，這個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聯結。
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005）被譯成幾十國文字，一夕之間，「全球化」與「世界是平的」劃上了等號。
冷靜地問：「世界真是平的嗎？」不見得；「全球化真是萬靈藥嗎？」更不見得。可以兩個宏觀觀察概括：
全球化已為眾多國家帶來利益。但是證據也顯示，這個結果並不理想。經濟活動推動著全球化的擴展，政治算計卻左右了全球化的走向。因為這場遊戲規則都是先進國家制定——尤其受到利益團體左右，全球化就塑造得以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為主。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公開地嚴厲批評：「這些利益團體從來沒想要創造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更別提去訂一套能增進貧窮國家福祉的制度了。」
從很多角度來看，世界甚至是愈來愈不平了。東亞國家（如四小龍及中國大國）善用了全球化，幫助了它們的發展。可是一些最貧窮的國家，當他們獲得援助及捐贈時，所加諸的種種限制，常使他們無法實施自己認為最好的選擇。
儘管全球化利弊互見，但它真是加速世界劇變的引擎。
（二）「大自然」惡化的引伸
諺語說：「上帝永遠寬恕。人常寬恕。大自然從不寬恕。」
「大自然」是泛指氣候變遷、人口成長、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消失。近年來他的論述、演講、訪談，已從人對人、宗教對宗教、國對國的紛爭轉移到人對自然、人對能源、人對生物、人對子孫的掠奪、人對劇變的調適。
他不斷提醒所看到的五個趨勢：（1）能源與資源的供需失衡、（2）產油國的獨裁、（3）失控的氣候變遷、（4）能源匱乏（如電力）、（5）生物多樣性消失。佛里曼的總結是：21世紀能否安定，端視人類能否處理這些問題。
佛里曼做為一個全球採訪的專欄作家，自然感受到來自東方社會帶給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指責，列舉三個說法：
（1）西方認為他們是問題的「解決者」，實際上是「麻煩製造者」。他們的優越感與自私心，永遠是把自己的利益與享受放在第一位。
（2）要求新興國家的改善（從節約能源到性別平等），不僅在自己發展過程中全犯過，此刻仍在犯這些錯誤。
（3）占全球12％的西方世界人口，占用了地球上太多的能源、市場、財富及權力；其餘88％的人口還要不斷的接受西方的教訓。
面對這種指責，更使佛里曼要提倡「綠能革命」。因為它不僅創造各種商機，且會使社會更健康、更安全、更有競爭力，人類必須要走向這一場綠色大革命。
台達集團創辦人鄭崇華先生早已在推動綠建築，以及節能減碳的各項創新。因此我在2016年11月《遠見》主辦的華人領袖遠見高峰會中，公開稱讚他是台灣第一位「君子企業家」。
（三）「摩爾定律」的引伸
我們生活在千變萬化的數位科技世界中。Uber，全球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沒有自己的「車輛」；臉書，全球最受歡迎的傳媒公司，沒有自己的「內容」；阿里巴巴，最有價值的零售商，沒有「存貨」；Airbnb，全球最大住宿供應者，沒有自己的旅館。這種過去難以想像的顛覆愈來愈普遍。佛里曼認為：躲也躲不掉，該來的就會來，問題是你先做，還是別人比你先做。
所有這些該來的顛覆的根源，就是科技以「指數成長」的速度滲透進生活上每一個層面。廣被引用的「摩爾定律」，用1975年後的話形容就是：「晶片元件數量每兩年增加為原來的兩倍，效能倍增，價格幾乎不變。」如果英特爾1971年推出的第一類微處理器4004與當前第6代處理器Intel Core相比，晶片效能強3500倍，能源效率高出9萬倍，價格則只有6萬分之1。這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指數成長」。如再以1971年德國福斯金龜車（Volkswagen Beetle）來類比，時速可達48萬公里，一加侖汽油可跑約321萬公里，這輛車價卻只要四美分。
摩爾定律也預言了個人電腦、手機、自駕車、iPad，大數據和蘋果、智慧型手錶的出現。沒有摩爾定律，就沒有大數據。因為有了摩爾定律，才有更大的記憶空間，更密集的計算，使得有效率且可靠。
摩爾自己也沒有想到「網際網路能為人類開啟一個新的宇宙」「很多人都預測摩爾定律已走道盡頭，但他們都錯了。」
2015年5月在舊金山探索博物館為「摩爾定律」問世50週年時，佛里曼訪問到了已高齡86的摩爾（Gordon Moore），追憶他在1965年4月發表的論文中做了類似的描述，後被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米德（Carver Mead）把這番預測稱為「摩爾定律」。
拜「摩爾定律」之賜，世界不但是「平」的，且是「快」的——這是科技整合與擴散的自然結果。這就產生了佛里曼對「超新星」（Supernova）的討論。
「超新星」是指電腦、網際網路、行動裝置、寬頻上網等。「超新星」的形成與成功來自硬體與軟體的演進，資料數位化和儲存的速度更快速，經過分析轉化成知識。如果一機在手，就可從「超新星」擷取所需資料，複雜化已化為無形。迅速、免費、簡便，無所不在，任你取用。如果善用「超新星」：「20世紀你喜歡別人做的東西，21世紀你可以做出自己喜歡的東西。」
「超新星」能促進知識成長嗎？那就要細算新科技帶來的擴散效果與替代效果之間的消長。長期來看，我比較接受麻省理工學院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樂觀的看法：各行各業必須要在這轉型期間重新學習，重新投資、重新配置，整體社會才能獲得科技之果。
（四）回到明州家鄉找到處方
在為這本新著尋找解決各種難題的處方時，他走遍過全世界，想到青少年成長時代的明尼蘇達州。那個萬湖之州，四季分明，風景優美，民風樸實，人才輩出。明州的最大城市明尼亞波利斯，充滿了現代都市規劃的硬體與文明標誌的軟體，常被選為全美生活品質最高之一。
佛里曼以全書1／5的篇幅，敘述他們猶太家庭在郊區聖路易公園社區1950年代的遷移、融合、生活及成長。文筆的細膩、感情的濃厚，以及故事的動人，宛如一本傳記。這使我想起本書首頁中的第一句話：「這是我第七本書，誰知道，這也可能是最後一本。」如果他真不寫自傳，那麼這就是簡要版。
近年他幾次回明州，深度採訪，又再體驗到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仍然可以有效地運作。那裡的州政府、議會、學校、社區、醫院、博物館、藝術中心、職業球隊等都非常有創意、有執行力。即使一年有四個月冰天雪地，仍然（1）彼此合作、（2）同心協力、（3）相互支援、（4）共同分享。這真是值得學習的運作模式。
佛里曼的明州尋根之旅，發現了禮失求諸野，發現了這是一個「接地氣」的社會，發現了基本價值的堅持與實踐。
明州提供了面對劇變，尋求繁榮的重要藍圖。
（1）「妥協」（彼此退讓一步）的重要：不能陷入中東地區相互對立的死胡同：「我弱，如何妥協？」「我強，為什麼要妥協？」
（2）「信任」的重要：沒有人與人之間、人與公部門之間、政商之間、多色人種之間的信任，社會就無法包容、適應、合作、進步。
（3）「教育」的重要：年輕人需要導師、教練；出了校門的人，要不斷自修。有人擔心川普的決策，因為他聽了很多情緒的話，讀了太少理性的書。
（4）「聯接」的重要：美國最嚴重的病不是癌症，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孤獨、不接觸、不交流。
（5）「家庭」與「社區」的重要：要在「颶風中跳舞」，必須要有溫暖的家庭與和諧的社區，它是社會安定的兩大基石。
這些看來平淡的處方，恰正是了解美國社會的「對症下藥」。這些處方當然也是佛里曼半世紀以來孕育的價值判斷下的對策。
（五）結語：關注美國的盛衰
對於美國的盛衰，不只是美國人關心。做為一個曾在美國讀書、教書及生活近半世紀的中國人，我也很關心。
必須先說明的是：我對美國情有獨鍾。它是一個偉大、開放、富裕的國家；但半世紀以來，政府權力的傲慢，企業營運的自滿，人民生活的浪費，造成了東方文化中「驕必敗」的嚴重失衡。所幸美國社會從不缺乏有識之士（如佛里曼），他們總會及時提出警告與忠言。
近十年來，隨處可以感覺到美國經濟的衰落。近年的資料指出：4900萬人陷入貧窮，9700萬人為低收入，二者占美國總人口48％。川普當選後宣稱要全力振興美國經濟「就業好、政策多」。
當台灣在貧窮落後的年代，美國是我們最要學習的。從台灣看美國，我們充滿了自卑與嚮往。佛里曼五年前出版的《我們曾經輝煌》，卻表達了他們的焦慮。
這本新著中，佛里曼又持續在鼓舞美國人民，面對加速劇變，他相信個人透過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與技能增進（Skills Growth），可以追求到美國夢：這一代比上一代好，下一代比這一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