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強調，大轉變年代，台灣對內應思考改變體制，對外更要積極參與國際變局、連接大型經濟體，才有可能攀上經濟第二春。
巫和懋是賽局理論、產業競爭、轉型經濟與政策權威，曾任教台灣大學，十年前受聘轉而任教北京大學。
十年後的今天，巫和懋從中國與全球經濟洪流角度出發，回頭觀察台灣，感慨之中仍有期許。以下為演講內容：
我原任教於台灣大學，2006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是因為想更了解中國經濟變化。
如今，中國經濟面臨36年來不曾有過的大變局，我在此時受邀回台演講，談對中國經濟的第一手觀察。我把這件事當成回來做我的「學期結束報告」，報告題目，就是「轉變中的中國經濟」。
從結構面來看，中國面臨工資上漲、能源及電力成本上升、中國製造不再便宜等「成本優勢消失」變局挑戰，短期內又難以消除全球經濟低迷以致中國進出口成長放緩等影響，導致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邁向經濟成長緩和期，被外界認定是邁向衰敗的癥兆。很多學者和外國媒體預測中國經濟即將走上崩潰之路，也有樂觀學者預估，未來中國至少還能保持20年、8％以上的經濟成長率。
中國在新常態前的變態期
這象徵中國新經濟常態的來臨。而大變局的主因，在於過去的經濟成長始終有結構性的問題：「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性」這句話是誰說的，你知道嗎？大學教授不敢講，讓我告訴各位，這句話是從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的口中說出來的，時間就在2007年3月！
就我對中國政治經濟整體觀察，這些結構性問題包括以往成長驅動力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區域與城鄉發展不平衡、國有與民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金融市場發展不足、過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等多重因素。
此外，中國應對全球金融風暴投入人民幣4兆元（約新台幣20兆元）財政刺激，也激化產能過剩、地方債與影子銀行問題。
面對這種「新常態」，中國可能發展的對策，可分「宏觀供給面」及「微觀企業面」觀察。
宏觀供給面而言，共有四大觀察要件，分別是生產力（促進研發、財稅改革、法治建設）；資本（金融改革、國企改革、穩定宏觀經濟、開放資本流動）；勞動力（教育、醫療服務、戶籍改革、人口政策）；自然資源（城鎮化、土地系統改革、控制污染、高效能源）。尤其，發展法治建設與國企改革，更將是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微觀企業面，我認為，觀察重點在於淨資產收益率（ROE）。
影響企業ROE 下降因素包括高成本、產能過剩，以及槓桿率（Leverage Ratio，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無法再增加。
中國強調「和平崛起」，高喊「一帶一路」，是強化和平崛起的重要策略，盼能藉此參與全球治理。
至於「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影響，我認為，相關政策不但能創造中國經濟發展，「創造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點」更是指標，可望突破中國經濟增長的遲滯。
「一帶一路」的背景條件包括中國的生產技術優勢、宏觀經濟優勢。從具體的量化數字來看，生產技術優勢方面，中國工業製造規模是美國的1.3倍，中國對外承包去年高達1400億美元；宏觀經濟優勢方面，中國儲蓄流量是美國的2倍，中國投資是美國的1.4倍。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發展「一帶一路」的實力。
連接大經濟體，再下一城
不過，此時發展「一帶一路」仍有風險。
例如，國際關係風險方面，必須考量大國（美國、印度、俄羅斯）與諸多小國關係皆複雜；此外，不得不考慮投資專案有風險，所在國的債務負擔沉重。
針對這些風險，中國能發展出的對策包括把握合作共贏原則，精確定位以發揮核心競爭力、在審核設計中兼顧市場贏力與社會責任。
至於許多人憂心，中國邁入「新常態」前的階段，台灣能怎麼做？我認為，應調整自己腳步，與諸多大經濟體連結，強化自身實力，才有機會在全球新經濟版圖中再下一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