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情知己，中國心知彼

一、應有的審慎

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以及最近的公開演講中強調：「政府與民間要以深厚的台灣情來建設家園，以恢宏的中國心來轉變大陸。」

在「國家統一綱領」已由李總統核定，即將透過行政院變成大陸政策最高指導原則之日；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五月上旬即將廢止之時，郝院長適時提出的「台灣情」與「中國心」，有他的重要涵意。

當前海峽兩岸的關係陷入微妙的僵持。枝枝節節的「改善」可能會有，突破性的發展較不可能。在這場比蝸牛更慢的互動中，目前台灣最審慎的態度是：既不要自己幻想中共所不能接受的獨立；也不要倡議時間、方式、條件均未成熟的統一。在這一段僵持的時期中，台灣所應做的就是：

●全力建設台灣，以「台灣情」來推動「六年國建」。

●和平轉變大陸，以「中國心」來支持「國家統一綱領」。

二、以「台灣情」知己

以深厚的「台灣情」知己，才能建設家園；以恢宏的「中國心」知彼，才能轉變大陸。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台灣經驗四十年」與「中國統計大全」，正好是此一時期有助於知己知彼的二本書。

與李誠教授合編「台灣經驗」的緣起，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六月。那是我離開中國大陸三十九年以後，第一次回到那片土地。

在北京的停留中，與北大、清華及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家聚晤時，他們都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表示高度的興趣。他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本討論這個題目的論著。

鄧小平在那時說：「如果現在不全面搞好物價和工資改革，不理順關係，要在下個世紀五十年內，達到人均(每人平均)國民收入四千美元的水平就困難。」

六十年後北平想達到的生活水準，五年前台北就已達到。同是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麼重大的差距？

阻礙大陸改革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那些握有實權、享有特權的人的反對。二千七百萬國家幹部，肯接受市場功能的調節而減少裁決權力嗎？四千八百萬共產黨員，肯放棄既得利益面對公平競爭嗎？八千六百萬國家職工，肯打破大鍋飯的保障認真工作嗎？這就是一些大陸留美學生所指出的「二、四、八」問題。 鄧小平曾一清二楚地指出：「改革是件要冒很大風險的事。」要減少風險，就要吸取其他地區成功的經驗。在大陸的北京、上海、廣州、廈門、深圳等地的多次公開演講與私下談話中，我反覆地說：要縮短六十年所得差距，台灣經驗是值得吸取的。

要如何才能有系統地把「台灣經驗」寫得透徹實用呢？

負責主編「台灣經驗四十年」的李誠與我很幸運地得到了其他十二位學者與專家的熱烈參與。他們是于宗先、王作榮、余玉賢、汪彝定、施建生、徐育珠、侯家駒、彭作奎、葉萬安、趙耀東、劉克智、薛琦。

討論台灣發展經驗的中英文論者不少，包括李國鼎先生於一九八八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的「台灣發展成功背後的政策演變」。我們這本中文論文集的最大特色是為中國人寫的，特別是為在大陸的中國人寫的，因此每篇論文特別著重於今後大陸經濟改革的可能借鏡。

「台灣經驗」包括了提高農業部門生產力來支持工業發展、擴大私有財產來提高工作誘因、創設加工區來增加就業機會、建立市場體系來減少管制扭曲、減少國營事業來鼓勵私人企業、增加教育投資來改善人力素質、追求物價穩定來減少人民恐懼。

台灣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大體來說，政府部門沒有犯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所犯的嚴重錯誤：如好大喜功的炫耀式建設、犧牲農業優先發展重工業、持續擴大政府的干預、強調表面的公平，犧牲真實的效率、技術官僚的財經建議不受重視。

當中國大陸有一天決定走向市場經濟時，台灣的發展經驗－－從土地改革、中小企業到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實在是最值得探討的。大陸沿海經濟特區的設立，正是擴大「台灣經驗」的一個重要過程。

「台灣經驗」也有其負面的後果，如犧牲環境品質、輕視社會成本、容忍特權與壟斷、缺少社會紀律與現代法令規章。這是中國大陸應當要避免的。

中國人的民族性是一樣的。只要有一天大陸能出現市場經濟制度，並且吸收相關的「台灣經驗」，貧窮的中國可以不貧窮；落後的中國可以不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