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晨的伯力，黑龍江畔的河濱公園裡，兒童跑跑跳跳，母親在後頭緩緩跟著；沙灘上幾個年輕男子穿著泳褲打排球；渡輪在水光粼粼的江上，畫出無聲的水痕。
北極的寒潮還沒有侵入這個遠東地區的中蘇邊境城市，陽光暖暖地灑在金黃樹葉上。
星期六也是結婚的「旺日」，一對新人依革命後的傳統，到公園小丘頂的青年碑獻花，攝影留念。雖然沒有拖地白紗禮服、豪華珠飾，但他們的笑容，依然感染每一個人。
生活在這兒如常地進行，日升日落，就像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
蘇聯社會並不是歐威爾所預言的「一九八四」－－在「老大哥」從思想到行為的控制下，活人猶如機器，不得喘息。相反的，帶著豪爽、簡單、堅忍的性格，蘇聯人的生活，有著幾許浪漫氣息。
哈爾濱海外旅行總公司總經理于青林，去年曾赴蘇聯做市場考察，看到農貿市場總有許多賣花的攤子，回頭問蘇聯朋友：「你們種花種得這麼好，幹嘛不種小黃瓜？」他心裡想的是，這些人真不切實際。
蘇聯的花多半來自南方，從烏克蘭、喬治亞運到全國各地；蘇聯人最喜歡菊花、玫瑰。花是真的種得好，菊花厚圓肥密，各色長莖玫瑰，鮮艷得像剛離土一樣。
玫瑰的浪漫
在地下鐵出人口、市中心、大旅館旁，都有賣花的地方。走在街上，看到年輕、年老的男人抱著花，微笑著，等待著(傳統上女人不送花給男士)，婚宴上，花更是不可或缺的賀禮。五、六枝菊花，就價值二、三十塊盧布，約值兩天的工資。的確，這對「民以食為天」的中國人而言，是多麼不務實。
蘇聯人並沒有因為買不到麵包奶油，放棄對美的追求。年輕女人總是打扮入時，穿戴在商店永遠看不到的靴子、耳環、大衣。圍巾多半為了裝飾，不是禦寒。走路也永遠挺直腰桿。
生活上的小小情趣，像星子零散在四周，為黑夜裡的人們打氣。基輔一個詩人家裡，客廳牆上掛著一件白底繡花的傳統棉衫；商店旅館的窗檯上，常有照顧得很好的盆栽；莫斯科的地下鐵上總是有人看書。
「俄國人從來不以金錢衡量別人，過去是因為宗教，現在是因為社會主義的教養。我們總覺得精神層面的東西是更重要的。」住在莫斯科的一位語言學家，一個美國朋友在信上稱她是「一般人」(common person)，令她耿耿於懷，因為俄文並沒有類似說法來形容人的社會地位，她以為明友說她知識水準不高。
社會主義帶給蘇聯的，不只是懶惰、無效率；還有深一層的性格影響，例如人民對社會安全、平等、正義，有堅強的價值觀。
在這裡很少看到中國大陸式的幸災樂禍。
下著小雨的列寧格勒街上，一個老人家跟背相機的陌生旅人做手勢，要她把相機收在衣服裡，免得淋溼了；莫斯科宇宙飯店(Cosmos)前的地下道，兩個年輕婦女，指責一個老太太，怎麼可以在這麼冷的天氣，帶小孫子出來行乞；有軌電車不查票，老人家要求年輕人讓座，是很普遍的事情，大家一定照辦。
台北長安旅行社協理蔡成全曾帶團到莫斯科旅遊，路過一個自由市場，買了點水果，回頭看見一個掛著勳章的老人跟那攤販爭吵，問翻譯怎麼回事，原來那個二次大戰老榮民，責怪小商人不應抬高價錢騙外國人。
跟全世界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一樣，蘇聯的統治階級(俄文nomenklatura)，雖然不能侵占所有權，卻享用許多大廈別墅、劇院戲票、豪華汽車、黑海渡假中心的使用特權。
又冷又熱的人情
但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平等的，一樣低的工資，用品質一樣差的東西，連廚房都是標準配備(有四個爐嘴的爐子)，休一樣長的假(每年十八到二十四天)。
由於地廣人稀，都市住房一屋難求(莫斯科市每六個人就有一個人在等分配房子)，但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能在鄉村另外擁有一塊政府配的地，蓋一幢鄉村小屋，二十年前一戶一畝，後來的大概也有半畝。
個子不高的席意(Evgeni E. Shiei)，是新西伯利亞市的攝影記者。整個夏天，他帶著一兒一女、太太卡琳和丈母娘，乾脆住到森林裡的渡假屋，坐半個多小時火車上下班。
他們在園子裡種馬鈴薯、蕃茄、高麗菜，冬天就靠夏天的收成過日子。假日，他們全家釣魚、到林子裡採磨菇，或者只是散步。「這裡的生活有趣極了，平常在城市買東西，像打獵一樣，到處找獵物；到了鄉下，風景美得跟油畫似的，我們從來沒想過移民。」跟席意一樣矮的卡琳風趣地說。
列寧格勒西南的渡假屋區，泥路上的野草抵著寒風頑強生長。茶園裡大狗漫步，退休老人逡巡拾掇。自己動手蓋的斜背式木屋，漆成黃的，還有白的、綠的、黑的，各顯主人喜好。
一位在重機廠做工的六十多歲老人，穿著圍裙，撿著園子裡的雜草說，他二十五年前來這裡開墾時，全是密密麻麻的樹林。如今，聽說政府要免費把地送給先期拓荒的人，他十分期待。
許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反對蘇聯走向市場經濟，並不是因為得了「紅眼症」，嫉妒別人富有；而是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引來的貧富不均、物質主義、失業……，取代他們珍惜的平等、社會正義(無剝削)。這些人，才是蘇聯經濟改革障礙中，最難融解的鐵核心。
一位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寫信給中國友人，說他已經兩年沒有走出家門，因為他討厭社會失序的「亂」象。
這種沈默的抗議，每天都在街頭上演。拎著空空購物袋的家庭主婦，緊閉著嘴，面無表情、眼直視前方，構成社會脈動的基調。她們平均一天至少排三個小時的隊，常常是看到隊伍就排，不問排什麼。「反正有隊伍就表示有東西了。」基輔一個小學老師說。
要不要這家園
對政府的信心更是逐步下降。一九九０年七月，蘇聯權威的聯邦民意研究中心(All-un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對人民做了一次調查。結果四六%不信任國家領導，比兩個月前高了一六個百分點。同時，只有八%的受訪民眾，認為政府有能力解決經濟危機；五月做調查時，這個項目還有一四%的人有信心(見表一)。
「用腳投票」，離開這個夢魘，是最激烈的反應。蘇聯到目前為止，尚未制訂移民法；但去年各地正式登記欲移民者，有二十萬之多。「我們女人在一起聊天時，偶而會開玩笑，怪我們先生怎麼不是德國人、猶太人。」海倫住在新西伯利亞市，是建築師之妻，她仰頭一笑，臉龐顯得秀麗和無奈。
去年七月，一個叫齊吉楊(Aleksandr Gegeyan)的年輕人，躺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門前請願，身旁一個牌子寫著：「我出生蘇聯，違反了我的意志……請(美國)接納我吧。」
一年多來，南部煤礦工人罷工，抗議惡劣的工作環境；上萬人民遊行要求保守的前蘇聯總理芮茲柯夫下台，莫斯科工人為香菸缺貨罷工；九０年七月初，全蘇聯所有的戲院、劇院停播五分鐘，抗議中央預算對藝術支出的吝嗇。
「在蘇聯，每個人都有資格絕食抗議。」一個文化部高級官員，猛吸香菸苦笑。
但兩億八千多萬蘇聯人當中，絕大部分仍以蘇聯式的忍耐，靜待命運的來臨。
「我本來還以為中國人是世界最有耐性的民族，沒想到蘇聯人更厲害。」一個到莫斯科留學的大陸青年舉例，他曾看到十幾個大學生拿著臉盆排隊三、四個小時，等管理員打開澡堂洗澡。這個被蘇聯大學生忍耐工夫嚇著的中國留學生，最後鼓動一次小革命，大伙合力找來鐵棍，撬開門鎖，「快樂地」進去洗澡。
歷史教我們忍耐
三十七歲的福金(Alexander Fokin)是公務員，高額、長鼻、斯文而略帶不安。他不時抽菸，說出同胞心底的話：「也許是歷史教會我們吧，不管你是誰，人在那裡，你的血液裡總流著恐懼感，每個人都害怕一點事情，也許是饑餓、資本主義；也許是種族歧視、KGB，也許是政變。但我們總是忍耐，希望事情最後會有好結果。」
對三、四十歲這一代，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仍餘悸猶存。小時候，父母常在嘴間豎起指頭，要他們不要隨便說話，即使在家也一樣。
許多人無故失1、半夜被KGB帶走……。「開放」之後，蘇聯人才明白，史達林掌權二十九年，殺害的人，估計達兩千多萬，跟二次大戰沙場上死亡的人不相上下。
一九九０年十月三十日晚上六點，天色已經全暗。莫斯科盧比安卡街(Lubianka)二十二號前的小廣場，圍著一圈警察，地下鐵五、六個出口，也全被警察堵住，只留一個進出口。氣氛莫名地緊張。
這裡是KGB總部，幾百名群眾聚集，為因史達林恐怖統治而死難的親屬舉行追悼會。他們從極北、以殘酷出名的索洛基(Solovky)集中營，運來一塊巨石，做為受難標誌。
在東正教哀樂、經文撫慰下，抱著父親遺照、先生故物、鮮花的年輕婦人、老先生、老太太禁不住掉下一串串淚水。燭光在淚眼中閃爍，沒有歇斯底里、聲嘶力竭的嚎陶，只有啜泣。即使在這樣的場合，他們似乎依舊壓抑著、忍耐著。
沒有宣洩口的歷史
歷史上，人民不是沒有反抗過。從一六０六年起，在這九０%人口都是農奴的封建社會，發生過四次農民武裝起義，但都功敗垂成；換來的，只是更嚴酷的控管。自一七七三年後，上個世紀就再沒有出現類似大規模抗爭，直到列寧革命。
由於十九世紀末以來，不斷發生謀刺事件，最早提出開放、改造、重建的亞歷山大二世，遭激進分子刺殺第八次死亡，為日後繼承者全面鎮壓及十月革命埋下伏筆。列寧進一步以武力推翻一九一七年二月成立的民主、溫和派政府。沒有宣洩口的歷史，造成俄羅斯人外表冷靜的性格中染著情緒化、暴烈的另一面。
蘇聯問題專家、美國外交官肯南(George Kennan)，在一九四四年，發表這種體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本質，總是力求和緩圓事；但俄羅斯人卻傾向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而且並不在意應該如何修正這種脾氣。」
走在十七世紀建築群組成的列寧格勒、年輕都市的新西伯利亞，年輕人貼近身、低聲要求觀光客換美金；化妝品店裡的女顧客，拿街窗當鏡子，試著口紅；看芭蕾舞表演的劇院，依舊是客滿的衣香鬢影。各加盟共和國的血腥鎮壓、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內戰，離他們非常遙遠。
如今「極端」的影子，很難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中找出蛛絲馬跡。但在一個三分之一民眾(見表二)認為未來生活將更困難的社會裡，他們的冷漠、幽默，是自處處人之道。
「我們一直是兩黨制；一黨是統治(特權)階級，一黨是其他人。」這是共產主義社會的老笑話。
「我們說，葉爾欽和夏塔林的「五百日計畫」應該在四百天內完成，因為依照傳統，所有計畫都應提前完成。」莫斯科電台的評論員，轉述在討論「五百日(經改)計畫」是否太快時，蘇聯人不以為然的嘲弄。
黑手黨組織是市井茶餘飯後熱門話題之一。一個中年婦人聊到這裡，神祕地笑一笑：「對呀，黑手黨在這裡嚴重得不得了，我就是替最大的黑手黨做事。」其實，她是個經濟學家，在蘇聯中央經濟計畫局做事。
失望後的消沈
嬉笑怒罵的背後，是對政治、公共事務的淡漠。私底下，蘇聯人民對他們同胞的性格，有偏正面的描述，開放、簡單、有耐心、勤奮，但「精力旺盛」卻絕不是現在蘇聯人的性格(見表三)。
對大環境的失望、不信任，應該是令他們意志消沈的主因。
「我們小時候非常快樂，覺得這個國家是全世界最棒的，我們是最有希望的，但結婚以後，碰到日常生活的挫折，才體驗生活的困難。「開放」之後，美國家庭的廚房、超級市場上了電視，才恍然大悟，過去是謊言。」列寧格勒一位女工程師述說一段與許多人分享的心路歷程。
他們被戈巴契夫指責怠工、懶惰、工作品質低。蘇聯勞工短缺問題嚴重，大都市街道的牆上，常貼著找司機、工人的小廣告。中蘇、韓蘇一帶農田、森林，常外包給越境而來的中國人、韓國人開墾。
但政治領導人的斥責、或對美好未來的保證，對許多人民來說，不值一文。「為什麼要努力工作，政府給了我們什麼，戈巴契夫說十年後每個人都會有房子。我在這裡過了四十年，我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列寧格勒一個劇院技術組主任，甚至對普遍的「家賊」－－工人偷工廠、農場的東西，都覺得情有可原。
大家都累了
「時代雜誌」一九八九年曾對蘇聯人做過民意調查，只有四%的人民，認為國家重視民意；有五七%的人持否定態度。
「我不知道市長一任幾年，我從來沒想過。」一位莫斯科大眾傳播部專門做「檢查」的小官員，對如何買到一雙皮鞋，比較有興趣。「我何必用心工作？升遷要等上面的人退休，即使有缺，工作表現也不是最重要的評估指標。」
在基輔生活近三十年的中國東北人于鳳蓮，對共處的蘇聯人，有一個總結：「哎，男人反正是想怎麼找樂子，女人忙著找食物。誰也不做事啦，大家都累了。反正等炸彈丟下來，再跑都還來得及。」
一個人信用破產，一世再難有成；一個國家信用破產，又將如何？
「重建」、「新思維」最深沈的挑戰，也許不在種族衝突、經濟制度的轉換，而是深植在蘇聯人民對政府的冷漠和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