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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浪漫

文 / 李慧菊    
199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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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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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的伯力,黑龍江畔的河濱公園裡,兒童跑跑跳跳,母親在後頭緩緩跟著;沙灘上幾個年輕男子穿著泳褲打排球;渡輪在水光粼粼的江上,畫出無聲的水痕。

北極的寒潮還沒有侵入這個遠東地區的中蘇邊境城市,陽光暖暖地灑在金黃樹葉上。

星期六也是結婚的「旺日」,一對新人依革命後的傳統,到公園小丘頂的青年碑獻花,攝影留念。雖然沒有拖地白紗禮服、豪華珠飾,但他們的笑容,依然感染每一個人。

生活在這兒如常地進行,日升日落,就像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

蘇聯社會並不是歐威爾所預言的「一九八四」--在「老大哥」從思想到行為的控制下,活人猶如機器,不得喘息。相反的,帶著豪爽、簡單、堅忍的性格,蘇聯人的生活,有著幾許浪漫氣息。

哈爾濱海外旅行總公司總經理于青林,去年曾赴蘇聯做市場考察,看到農貿市場總有許多賣花的攤子,回頭問蘇聯朋友:「你們種花種得這麼好,幹嘛不種小黃瓜?」他心裡想的是,這些人真不切實際。

蘇聯的花多半來自南方,從烏克蘭、喬治亞運到全國各地;蘇聯人最喜歡菊花、玫瑰。花是真的種得好,菊花厚圓肥密,各色長莖玫瑰,鮮艷得像剛離土一樣。

玫瑰的浪漫

在地下鐵出人口、市中心、大旅館旁,都有賣花的地方。走在街上,看到年輕、年老的男人抱著花,微笑著,等待著(傳統上女人不送花給男士),婚宴上,花更是不可或缺的賀禮。五、六枝菊花,就價值二、三十塊盧布,約值兩天的工資。的確,這對「民以食為天」的中國人而言,是多麼不務實。

蘇聯人並沒有因為買不到麵包奶油,放棄對美的追求。年輕女人總是打扮入時,穿戴在商店永遠看不到的靴子、耳環、大衣。圍巾多半為了裝飾,不是禦寒。走路也永遠挺直腰桿。

生活上的小小情趣,像星子零散在四周,為黑夜裡的人們打氣。基輔一個詩人家裡,客廳牆上掛著一件白底繡花的傳統棉衫;商店旅館的窗檯上,常有照顧得很好的盆栽;莫斯科的地下鐵上總是有人看書。

「俄國人從來不以金錢衡量別人,過去是因為宗教,現在是因為社會主義的教養。我們總覺得精神層面的東西是更重要的。」住在莫斯科的一位語言學家,一個美國朋友在信上稱她是「一般人」(common person),令她耿耿於懷,因為俄文並沒有類似說法來形容人的社會地位,她以為明友說她知識水準不高。

社會主義帶給蘇聯的,不只是懶惰、無效率;還有深一層的性格影響,例如人民對社會安全、平等、正義,有堅強的價值觀。

在這裡很少看到中國大陸式的幸災樂禍。

下著小雨的列寧格勒街上,一個老人家跟背相機的陌生旅人做手勢,要她把相機收在衣服裡,免得淋溼了;莫斯科宇宙飯店(Cosmos)前的地下道,兩個年輕婦女,指責一個老太太,怎麼可以在這麼冷的天氣,帶小孫子出來行乞;有軌電車不查票,老人家要求年輕人讓座,是很普遍的事情,大家一定照辦。

台北長安旅行社協理蔡成全曾帶團到莫斯科旅遊,路過一個自由市場,買了點水果,回頭看見一個掛著勳章的老人跟那攤販爭吵,問翻譯怎麼回事,原來那個二次大戰老榮民,責怪小商人不應抬高價錢騙外國人。

跟全世界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一樣,蘇聯的統治階級(俄文nomenklatura),雖然不能侵占所有權,卻享用許多大廈別墅、劇院戲票、豪華汽車、黑海渡假中心的使用特權。

又冷又熱的人情

但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平等的,一樣低的工資,用品質一樣差的東西,連廚房都是標準配備(有四個爐嘴的爐子),休一樣長的假(每年十八到二十四天)。

由於地廣人稀,都市住房一屋難求(莫斯科市每六個人就有一個人在等分配房子),但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能在鄉村另外擁有一塊政府配的地,蓋一幢鄉村小屋,二十年前一戶一畝,後來的大概也有半畝。

個子不高的席意(Evgeni E. Shiei),是新西伯利亞市的攝影記者。整個夏天,他帶著一兒一女、太太卡琳和丈母娘,乾脆住到森林裡的渡假屋,坐半個多小時火車上下班。

他們在園子裡種馬鈴薯、蕃茄、高麗菜,冬天就靠夏天的收成過日子。假日,他們全家釣魚、到林子裡採磨菇,或者只是散步。「這裡的生活有趣極了,平常在城市買東西,像打獵一樣,到處找獵物;到了鄉下,風景美得跟油畫似的,我們從來沒想過移民。」跟席意一樣矮的卡琳風趣地說。

列寧格勒西南的渡假屋區,泥路上的野草抵著寒風頑強生長。茶園裡大狗漫步,退休老人逡巡拾掇。自己動手蓋的斜背式木屋,漆成黃的,還有白的、綠的、黑的,各顯主人喜好。

一位在重機廠做工的六十多歲老人,穿著圍裙,撿著園子裡的雜草說,他二十五年前來這裡開墾時,全是密密麻麻的樹林。如今,聽說政府要免費把地送給先期拓荒的人,他十分期待。

許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反對蘇聯走向市場經濟,並不是因為得了「紅眼症」,嫉妒別人富有;而是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引來的貧富不均、物質主義、失業……,取代他們珍惜的平等、社會正義(無剝削)。這些人,才是蘇聯經濟改革障礙中,最難融解的鐵核心。

一位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寫信給中國友人,說他已經兩年沒有走出家門,因為他討厭社會失序的「亂」象。

這種沈默的抗議,每天都在街頭上演。拎著空空購物袋的家庭主婦,緊閉著嘴,面無表情、眼直視前方,構成社會脈動的基調。她們平均一天至少排三個小時的隊,常常是看到隊伍就排,不問排什麼。「反正有隊伍就表示有東西了。」基輔一個小學老師說。

要不要這家園

對政府的信心更是逐步下降。一九九0年七月,蘇聯權威的聯邦民意研究中心(All-un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對人民做了一次調查。結果四六%不信任國家領導,比兩個月前高了一六個百分點。同時,只有八%的受訪民眾,認為政府有能力解決經濟危機;五月做調查時,這個項目還有一四%的人有信心(見表一)。

「用腳投票」,離開這個夢魘,是最激烈的反應。蘇聯到目前為止,尚未制訂移民法;但去年各地正式登記欲移民者,有二十萬之多。「我們女人在一起聊天時,偶而會開玩笑,怪我們先生怎麼不是德國人、猶太人。」海倫住在新西伯利亞市,是建築師之妻,她仰頭一笑,臉龐顯得秀麗和無奈。

去年七月,一個叫齊吉楊(Aleksandr Gegeyan)的年輕人,躺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門前請願,身旁一個牌子寫著:「我出生蘇聯,違反了我的意志……請(美國)接納我吧。」

一年多來,南部煤礦工人罷工,抗議惡劣的工作環境;上萬人民遊行要求保守的前蘇聯總理芮茲柯夫下台,莫斯科工人為香菸缺貨罷工;九0年七月初,全蘇聯所有的戲院、劇院停播五分鐘,抗議中央預算對藝術支出的吝嗇。

「在蘇聯,每個人都有資格絕食抗議。」一個文化部高級官員,猛吸香菸苦笑。

但兩億八千多萬蘇聯人當中,絕大部分仍以蘇聯式的忍耐,靜待命運的來臨。

「我本來還以為中國人是世界最有耐性的民族,沒想到蘇聯人更厲害。」一個到莫斯科留學的大陸青年舉例,他曾看到十幾個大學生拿著臉盆排隊三、四個小時,等管理員打開澡堂洗澡。這個被蘇聯大學生忍耐工夫嚇著的中國留學生,最後鼓動一次小革命,大伙合力找來鐵棍,撬開門鎖,「快樂地」進去洗澡。

歷史教我們忍耐

三十七歲的福金(Alexander Fokin)是公務員,高額、長鼻、斯文而略帶不安。他不時抽菸,說出同胞心底的話:「也許是歷史教會我們吧,不管你是誰,人在那裡,你的血液裡總流著恐懼感,每個人都害怕一點事情,也許是饑餓、資本主義;也許是種族歧視、KGB,也許是政變。但我們總是忍耐,希望事情最後會有好結果。」

對三、四十歲這一代,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仍餘悸猶存。小時候,父母常在嘴間豎起指頭,要他們不要隨便說話,即使在家也一樣。

許多人無故失1、半夜被KGB帶走……。「開放」之後,蘇聯人才明白,史達林掌權二十九年,殺害的人,估計達兩千多萬,跟二次大戰沙場上死亡的人不相上下。

一九九0年十月三十日晚上六點,天色已經全暗。莫斯科盧比安卡街(Lubianka)二十二號前的小廣場,圍著一圈警察,地下鐵五、六個出口,也全被警察堵住,只留一個進出口。氣氛莫名地緊張。

這裡是KGB總部,幾百名群眾聚集,為因史達林恐怖統治而死難的親屬舉行追悼會。他們從極北、以殘酷出名的索洛基(Solovky)集中營,運來一塊巨石,做為受難標誌。

在東正教哀樂、經文撫慰下,抱著父親遺照、先生故物、鮮花的年輕婦人、老先生、老太太禁不住掉下一串串淚水。燭光在淚眼中閃爍,沒有歇斯底里、聲嘶力竭的嚎陶,只有啜泣。即使在這樣的場合,他們似乎依舊壓抑著、忍耐著。

沒有宣洩口的歷史

歷史上,人民不是沒有反抗過。從一六0六年起,在這九0%人口都是農奴的封建社會,發生過四次農民武裝起義,但都功敗垂成;換來的,只是更嚴酷的控管。自一七七三年後,上個世紀就再沒有出現類似大規模抗爭,直到列寧革命。

由於十九世紀末以來,不斷發生謀刺事件,最早提出開放、改造、重建的亞歷山大二世,遭激進分子刺殺第八次死亡,為日後繼承者全面鎮壓及十月革命埋下伏筆。列寧進一步以武力推翻一九一七年二月成立的民主、溫和派政府。沒有宣洩口的歷史,造成俄羅斯人外表冷靜的性格中染著情緒化、暴烈的另一面。

蘇聯問題專家、美國外交官肯南(George Kennan),在一九四四年,發表這種體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本質,總是力求和緩圓事;但俄羅斯人卻傾向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而且並不在意應該如何修正這種脾氣。」

走在十七世紀建築群組成的列寧格勒、年輕都市的新西伯利亞,年輕人貼近身、低聲要求觀光客換美金;化妝品店裡的女顧客,拿街窗當鏡子,試著口紅;看芭蕾舞表演的劇院,依舊是客滿的衣香鬢影。各加盟共和國的血腥鎮壓、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內戰,離他們非常遙遠。

如今「極端」的影子,很難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中找出蛛絲馬跡。但在一個三分之一民眾(見表二)認為未來生活將更困難的社會裡,他們的冷漠、幽默,是自處處人之道。

「我們一直是兩黨制;一黨是統治(特權)階級,一黨是其他人。」這是共產主義社會的老笑話。

「我們說,葉爾欽和夏塔林的「五百日計畫」應該在四百天內完成,因為依照傳統,所有計畫都應提前完成。」莫斯科電台的評論員,轉述在討論「五百日(經改)計畫」是否太快時,蘇聯人不以為然的嘲弄。

黑手黨組織是市井茶餘飯後熱門話題之一。一個中年婦人聊到這裡,神祕地笑一笑:「對呀,黑手黨在這裡嚴重得不得了,我就是替最大的黑手黨做事。」其實,她是個經濟學家,在蘇聯中央經濟計畫局做事。

失望後的消沈

嬉笑怒罵的背後,是對政治、公共事務的淡漠。私底下,蘇聯人民對他們同胞的性格,有偏正面的描述,開放、簡單、有耐心、勤奮,但「精力旺盛」卻絕不是現在蘇聯人的性格(見表三)。

對大環境的失望、不信任,應該是令他們意志消沈的主因。

「我們小時候非常快樂,覺得這個國家是全世界最棒的,我們是最有希望的,但結婚以後,碰到日常生活的挫折,才體驗生活的困難。「開放」之後,美國家庭的廚房、超級市場上了電視,才恍然大悟,過去是謊言。」列寧格勒一位女工程師述說一段與許多人分享的心路歷程。

他們被戈巴契夫指責怠工、懶惰、工作品質低。蘇聯勞工短缺問題嚴重,大都市街道的牆上,常貼著找司機、工人的小廣告。中蘇、韓蘇一帶農田、森林,常外包給越境而來的中國人、韓國人開墾。

但政治領導人的斥責、或對美好未來的保證,對許多人民來說,不值一文。「為什麼要努力工作,政府給了我們什麼,戈巴契夫說十年後每個人都會有房子。我在這裡過了四十年,我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列寧格勒一個劇院技術組主任,甚至對普遍的「家賊」--工人偷工廠、農場的東西,都覺得情有可原。

大家都累了

「時代雜誌」一九八九年曾對蘇聯人做過民意調查,只有四%的人民,認為國家重視民意;有五七%的人持否定態度。

「我不知道市長一任幾年,我從來沒想過。」一位莫斯科大眾傳播部專門做「檢查」的小官員,對如何買到一雙皮鞋,比較有興趣。「我何必用心工作?升遷要等上面的人退休,即使有缺,工作表現也不是最重要的評估指標。」

在基輔生活近三十年的中國東北人于鳳蓮,對共處的蘇聯人,有一個總結:「哎,男人反正是想怎麼找樂子,女人忙著找食物。誰也不做事啦,大家都累了。反正等炸彈丟下來,再跑都還來得及。」

一個人信用破產,一世再難有成;一個國家信用破產,又將如何?

「重建」、「新思維」最深沈的挑戰,也許不在種族衝突、經濟制度的轉換,而是深植在蘇聯人民對政府的冷漠和不信任。

本文出自 1991 / 03 月號

第05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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