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陶宛最古老的天主教堂走出來，深夜寒風襲人。前面走著三、四個男女，勾肩搭背，男的似乎喝醉了。
「這就是俄羅斯人，我們跟他們不同。」二十歲的馬立歐斯平靜地說。這位工學院學生，正跟五千個立陶宛青年，加入童子軍，教導小學生立陶宛語言、文化，想辦法找回自己的歷史。
即使是一個遊客，也很容易體會到立陶宛人引以為傲的「不同」。
民生用品比較充裕，是最直接的印象。在首都最熱鬧的「展望大街」上，沿路是有東西吃的露天咖啡店、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比薩餅店、有肉的肉餅店、冰淇淋店，而且，沒什麼人排隊；在百貨公司，還有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皮草。
在莫斯科中央計畫下，立陶宛經濟發展重點，的確以輕工業為主。但占總人口八成的立陶宛人，卻將不匱乏的物質生活，歸功於人民的勤奮、節儉。「我們比俄羅斯人更願意工作，儲蓄率也比他們高。」一個中年經濟學家指出，努力工作是波羅的海國家的共同特色。
對工作有愛
會說話的數字，證明這位經濟學家不是在吹牛。蘇聯十五個共和國，平均每人淨產值排名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就分占一、二、五名。
「最大的差別是，我們對工作有愛，俄國人沒有。」奧帝捷斯(Audejas)紡織廠總工程師梅奧斯卡(Viktoras Maiauskas)舉例，莫斯科可以把價值十萬盧布、最新型的紡織機，送到中亞的哈薩克，但那裡沒有人看得懂說明書，只能放在倉庫裡。「他們不會為這種事難過，我看了都心疼。」
也許在潛意識裡，歷史上跟北歐、波蘭、德國淵源較深的立陶宛人，總覺得自己比較文明。在尋求獨立的道路上，恢復文明的傳統，是一個不必言明的精神力量。
沿著「展望大街」走上小斜坡，不久經過列寧廣場，廣場中央站立著列寧銅像，台階上有幾束將謝的花；一抬頭，卻看見紅色油漆從列寧像的頭部淋下的痕跡。
廣場旁，就是以沙究迪斯黨(Sajudis)為主體的立陶宛國會，整幢建築宏偉而摩登。這個成立不到一年的政治中心，不斷撞擊中央領導權；去年三月通過獨立宣言，並且剛剛度過夏天禁運的危機，正熱烈討論各種新的經濟政策，企圖快速恢復經濟實力，加強獨立的籌碼。
跟其他同樣要求獨立的共和國比起來，立陶宛顯得激進而又有步驟，代替計畫經濟的法案，一條條出爐，顯露出立陶宛人獨立的自信與決心。
為了建立立陶宛自己能控制的貨幣、金融體系，銀行已經在印未被蘇聯侵占前的舊鈔。一位經濟部高級官員表示，他們這項作法，已經取得歐洲主要國家的默許，雖然新鈔兌換盧布的匯率未定，但預計今年春天推出。
外交突破生機所繫
當莫斯科還在為私有財產制找定義時，立陶宛毫無這方面的困擾。政府已經解決在適當時機，將戰前私人土地、財產，歸還給舊主的問題。
同時立陶宛國會也認為，人民在受共黨統治五十年期間，被低工資剝削，決定要無條件賠償他們的損失。計畫依工作年資的不同，給每個公民價值數萬盧布的債券，鼓勵他們承購小型國營商店或工廠，一方面加快民營化速度；一方面又可以把印出去的錢收回來，避免通貨膨脹。
除了經濟政策改弦更張之外，外交上的突破，更是立陶宛生機所繫。過去毋須辦外交的外交部，如今也忙碌起來。
小小的兩層樓建築，立陶宛外交部外表毫不起眼；地處一般住宅區內，連老計程車司機都找不到。十一月中，外交部長和國會主席藍茲伯吉斯，正赴歐參加歐洲安全會議，順道拜訪各國，尋求政治支持。
「我們不願受蘇聯統治，就像台灣不願當日本的殖民地一樣，這是不需要辯論的。」年輕的外交部新聞處長契鳩歐利斯(Dalias Cekuolis)，從衣袋裡掏出一本蘇聯護照說，每次出國都得用這本護照，令他覺得羞辱。
立陶宛的外交，像華麗的空中樓閣，美好卻難以實現。由於許多西方國家，像英、美、法、北歐部分國家，從未承認蘇聯一九四０年併吞波羅的海三國有效。所以立陶宛在這些國家，仍保有大使館、領事館或代表處，只是從未有過任何實際外交功能。
在這幢不過十幾個辦公室的建築裡，從上到下只有工作人員三十五人，已經比剛獨立時多一倍有餘，卻仍是人丁單薄。「那些西方國家只是一再重申，他們一直都承認立陶宛是獨立國，卻不太願意真的做一點對我們有益的事。」契鳩歐利斯明白現實政治的無奈。
形勢比人強，再輝煌的過去，也已經是追不回來的歷史。
血肉和坦克的戰鬥
面積是台灣一．八倍，人口只有三百六十萬的彈丸之地，立陶宛趁一次世界大戰，統治者俄帝國內部動盪之際，宣布獨立，享受過二十多年的自由時光。在這短短珍貴的年月中，立陶宛的經濟有驚人的表現，當時國民所得與芬蘭、比利時差不多。
在強力經濟支撐下，立陶宛貨幣曾是熱門錢。一九三九年，一美元換五個立幣，比一九二二年升值七五%。
當年，立陶宛存於歐洲各國銀行的黃金，共五百噸，但英國早已把黃金奉給蘇聯，只有法國、瑞士仍保存立陶宛的財產。
但歷史已消逝，跟立陶宛今天必須面對紅軍坦克，一樣地殘酷。
軍事鎮壓前的立陶宛，猶如歐洲城市一般平靜，侃侃而談未來藍圖的立陶宛人，是那樣冷靜。如果一個民族已經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爭回失去的自主權力，血肉和坦克，誰能贏得最後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