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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是為走更遠的路

文 / 李慧菊    
199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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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是為走更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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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0年十一月九日,總人口八百萬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總理,在莫斯科跟蘇聯總理芮茲柯夫(按:現已遭撤換)、中央計畫局局長等官員開會。

這個會已經進行一、兩個月了,雙方一直在和諧氣氛下,討論平等的雙邊貿易。

但今天的會,卻突然有一百八十度戲劇性的變化。芮茲柯夫一坐定,便說,他是忙人,時間不多。他今天來,是為了要求三小國同意接受蘇聯中央的計畫經濟、納入預算體系;遵守中央的法律、稅制。

坦克代替談判桌

三小國總理在驚愕之餘,力爭無效。立陶宛前總理普魯基娜(Kazimiera Prunskiene)首先發難:「我的時間也很寶貴,還不知道誰是忙人呢!」憤而退席。

她回國後,傳遞不祥訊息到立陶宛,國會為之騷動。大家心裡明白,如果三小國不肯屈服,另一次的全面禁運,甚至軍事行動,都有可能發生。

果然,兩個月後,立陶宛遭受紅軍襲擊,十三人死亡。戈巴契夫先表示他事前並不知情;後又聲稱立陶宛是「咎由自取」。拉脫維亞緊接著也遭受軍隊攻擊。

對蘇聯來說,這無疑是能否確保中央集權統一的重要一搏。

在政治結構上,蘇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組合。它包含了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二十個自治共和國、八個自治州和十個自治區。

蘇聯的組成,並不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結合,而是威逼利誘的結果。當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以笑臉面對西方,放手東歐之後;受到感染、鼓舞的各加盟共和國,分離意識一夜茁壯。其中,波羅的海三國、西南邊疆的喬治亞、摩達維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是最激烈的抗爭者。 不僅如此,共和國下的自治國、州,也同樣地鬧意見。史達林的故鄉喬治亞,為了成為自己的主人,不但在去年十一月成立了民族主義政府,並且不惜付出遭軍事鎮壓的代價。

諷刺的是,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就取消境內奧塞的亞自治州六十八年的自治地位,直接受喬治亞管制,以蘇聯老大哥的方式,回應奧塞的亞的自主要求。

「分離意識是戈巴契夫很棘手的問題,他不可能讓步的。因為身為政治領袖,就算他功勳再大,國家分裂、領土喪失,怎麼說都是失敗。」早年留學莫斯科、研究蘇聯四十餘年的一位北京學者,分析此刻戈巴契夫的心態。

跟中國大陸、東歐的改革比起來,種族問題更增加了蘇聯重建計畫的困難度,使得中央沒有辦法集中全力解決經濟危機,政策一再延誤。

互相毀滅的戰爭

局勢發展至今,其實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僵持。

事實上,長久存在的種族、宗教衝突(例如反猶情緒、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和回教國亞塞拜然的爭鬥),並未在馬列思想洗禮下煙消雲散。自一九八六年以來,估計有五十萬人因為種族衝突成了難民,四百多人為此喪命。

「我們已經內戰了。」住在新西伯利亞的海倫,已經有三個月沒有辦法跟留在亞美尼亞的父母通電話,「那裡像外國一樣,我們沒辦法旅行、通訊,他們也不能出來。」

經濟上,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工業大城,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優先從波羅的海國家,甚至西伯利亞,順利獲得糧食。

同樣的,在報復之下,其他地區工業原料的供應,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無法滿足需求。去年,立陶宛在受禁運制裁後的第二季,工業負成長一一%。「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瘦小的立陶宛國會新聞處主任帕布若斯(Povilas Pauparas)坦承,立陶宛創傷不小。

分離意識附帶挑起了種族歧視的魔火,深植人民心中不能理喻的偏見,又公然刺激種族間的情結。

「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法西斯,我全都不信任。」基輔大學新聞研究所一個研究生,既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欣賞堅決主張獨立的人民陣線(RUKH),「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理智的。」

然而,不理智的聲音四處可聞。

一九九0年三月,以東正教為核心的右派組織,在莫斯科召開大會,談話中充滿反猶的敵意。一個「東正教愛國陣線」領袖說:「只有人民與專政的結合,才能使各民族、各階級間達成利益平衡……只有恢復東正教精神,才能發動摧毀地球上的邪魔,那就是錫安主義(指猶太人的復國運動)。我們相信,解放世界的曙光,將從俄羅斯開始不能坐視人種退化

更令某些學者憂慮的是,對種族主義的壓抑,在部分共和國,已形成法律具文。列寧格勒大學經濟系教授康德(Yevgeny Cantor)舉例,波羅的海三小國,都已制訂法條,規定要進入政界、工商業界重要機構做事,會說當地語言,是必要條件。

「不要忘了,這些共和國的官員,也都是共產主義教育長大的,這種作法對他們國內的少數民族,不也是壓迫嗎?」康德指出,像拉脫維亞,當地人只占人口五成多,其他除了俄羅斯人之外,還有猶太人、波蘭、德國後裔,他們的工作權也因此受到歧視。

猶太裔的葉諾齊莫夫(Mikhali Yeruchimov),可以說是受害人之一。他放棄醫生職位、三萬盧布存款和三幢房子,帶著妻兒移民以色列。四十七歲的葉諾齊莫夫說:「我在乎的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當我聽到他們說,「拉脫維亞是拉脫維亞人的」,就好像當初說「德國是德國人的」一樣。」

為什麼這些共和國願意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爭取獨立自主?這個答案蘊藏蘇聯人民極深刻的自我反省。

「過去幾年,蘇聯幾乎要脫離世界文明的軌道了。我們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什麼是最糟糕的生活方式,現在我們必須改變。」蘇聯人民代表、也是立場自由的「西伯利亞週報」總編輯尤基契夫(Victor P. Yukechev),安穩而有信心地說,蘇聯人民必須積極,因為他們不是觀察家,而是生活在這裡的人。

對過去生活的思考,讓許多人擔憂人種的劣質發展趨勢。正如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威西林(Pritt J. Vesilind),在波羅的海三小國採訪數月之後,他發現三小國之所以那樣堅決獨立,並非為了政治、經濟,甚至被侵毀的文化,而是擔心種族的退化。

當西方世界每個人都盡情發揮獨特潛能,向上奮鬥時,這裡的人民卻從小被灌輸恐懼和順服,他們漸漸喪失競爭力、獨創性格和學習能力,令立陶宛等國的有識之士憂心不已。

有的時候,這種反省帶著無名的恨意。兩年歷史的烏克蘭人民陣線,成立當年就贏得國會三成席位,捲起烏克蘭獨立運動風潮。

人民陣線主席的政治顧問提摩軒柯(Boris Timoshenko),是個詩人,但他眼裡的蘇聯,是如何也無法變成優美詩篇的。前幾天才心臟病復發的提摩軒柯,滔滔不決,激昂地控訴蘇聯要使烏克蘭滅族。

「一九三0年代,烏克蘭人有三千七百萬;六十年後,俄羅斯人口增加了一倍,我們的人口卻沒有增加。一九三三年大饑荒,還發生吃自己小孩的慘劇。這些都是有計畫的,要削弱烏克蘭的力量。」他急切地表達心中怒意。

然而,對俄羅斯人來說,生活中沒有絲毫「優勢」的感覺,他們對中央政府一樣地不信任;進行另一種獨立運動,爭取經濟自主權。

新西伯利亞市中心,出現全蘇第一道「民主牆」,長達三、四公尺的牆上,寫滿各色反共、反戈巴契夫標語,連骷髏頭都用上了。

「莫斯科不是我的首都。德國人說要給蘇聯多少億美元,多少香腸,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一點好處都得不到。」在新西伯利亞當記者的申巴克(Valeri E. Sherbak),曾跟他的律師太太,找了兩天,才給兒子買到筆記本。要改變匱乏的日子,他認為只有自救。

西伯利亞不當乞丐

的確,這個遠離政治中心、面積跟美國一樣大、物產豐富的西伯利亞,不再是個「沈睡之地」(Siberia俄文原意)。

一九九0年十月,西伯利亞盛產石油、煤、花崗石、天然氣和重機械為主的七個地區,已經組成經濟互助聯盟,打破一切聽命莫斯科分配的慣例,而自組橫的聯繫。頭一樁交易,就是新西伯利亞用建築機械,跟翁斯克區(Womsk)交換建地下鐵的花崗石。

「以後我們再也不必跟乞丐一樣,跑到莫斯科說:「可憐可憐我,分點東西給我吧。」」申巴克得意地笑笑,青白色的臉頰,露出一點溫潤。

愈來愈多政治人物已警覺到,唯有解決民生問題,政治的存在才有意義。六十歲的俄羅斯總理席拉耶夫(IVan Silayev),曾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

「共產黨大聲地說一切為人民,但人民生活卻比以前糟,這算什麼黨?到最後,大家都有了結論,社會主義只能在日本、瑞典等國家實行,不是蘇聯。」

這位老而彌堅的改革者,曾經是保守的蘇聯總理芮茲柯夫的副手,如今跟葉爾欽並肩作戰,強力主張私有化。

大部分的學者、高級知識分子都同意,許多政治人物都想改革經濟,只有手段、速度不同。然而,就是經濟政策的差異,惡化聯邦解體的困境。蘇聯最大、占人口一半的俄羅斯共和國,與中央的爭執,經濟改革就是個焦點。

最嚴重的衝突,是中央拒絕實施「五百日計畫」。事實上,原計畫召集人夏塔林(Stanislav Shatalin)曾透露,他是受總統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之邀,才擔起責任的,所以「五百日計畫」的著眼點,是要在全蘇實行,並不限於俄羅斯。

但蘇聯中央否決了這個「激進、給共和國太多權力」的計畫;而俄羅斯卻在去年十一月,宣布獨自執行五百日經濟改革。於是許多人冷笑,戈巴契夫嘴裡同意葉爾欽,卻用行動否決。

手無寸鐵空有一張嘴

中央與地方步驟不一的混亂,不只於此。許多宣布擁有自主權的共和國,拒絕分攤蘇聯外債,宣稱直接控管境內產業;葉爾欽還曾經考慮將今年繳給中央的稅捐,削減八0%,烏克蘭鐵道部長甚至片面宣布,坐火車要用外匯,不到兩天就被中央取消。印自己的鈔票、設自己關稅的言論,都在各共和國激烈辯證。

離開蘇聯,在經濟上最立即的好處,是丟掉一個大包袱。「我們地方小,要改革,一定比蘇聯快。」立陶宛經濟改革委員會的文力卡提坦白說,他們沒興趣再等中央的計畫。

可惜的是,不論是葉爾欽慷慨的言辭,或是立陶宛大膽的行動,理想的背後,實在沒有太多實力支持。一個基輔人嘲笑葉爾欽:「他儘可以隨心所欲宣稱這是他的,那是他的,但其實他根本什麼都拿不到。」

俄羅斯雖然每年生產全蘇七成外匯收入,但經中央分配之後,自己能運用的,不過其中二、三成。石油、木材、黃金,甚至稅收,幾乎都不受葉爾欽控制。去年葉爾欽車禍受傷,全蘇唯一製造高級轎車的工廠,竟然拒絕為他再造新車。氣得俄羅斯國會決議:「沒關係,我們買Volvo。」

一個英國記者在一次記者會上,單刀直入逼問葉爾欽:「你沒有自己的銀行、貨幣系統,沒有軍隊、安全機關,怎麼能稱是主權國呢?」

其他的共和國,也和俄羅斯一樣,面對同樣的問題。有些共和國更擔心疆界受紅軍管制,因為邊疆一關,外援便無法進入。例如曾遭受禁運之苦的立陶宛,就瞭解開放邊界的重要。

儘管如此,再艱辛的鬥爭,似乎都不能阻止這些共和國求去的心意。由於各共和國與蘇聯的歷史淵源不同,各自擁有的談判籌碼也不盡相同。

只能打國際牌

烏克蘭在史達林故作民主下,目前仍是聯合國會員,人民陣線的國會議員,還曾問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為何不到烏克蘭設大使館。

但問題是,共產黨目前仍占國會多數,獲得西烏克蘭大農地域的支持,因此烏克蘭內部步調就不一致。

俄羅斯則全憑實力,跟中央爭取更多的經濟主權,去年十月,聯邦和俄羅斯都各自通過一條法令,聲稱自己的法優先於對方。葉爾欽跟戈巴契夫的關係,若即若離;雙方彷彿明白,他們其實是互相需要的。在如此動盪的局面下,兩個最具影響力的人如果決裂,會招來更多災難。

三小國的領袖,手上有的,也只是仰賴國際正義的底牌。五十年前,獨立才二十幾年的三小國,在史達林和希特勒的密約下,強行被紅軍併吞。美、英、法、北歐一些國家,在外交上至今仍未承認這一次的併吞有效,仍視三小國為獨立國家。

只是在政治實質利害上,這些西方國家也不願意為三個蕞爾小國得罪蘇聯。

「我們的問題,是二次大戰後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就跟日本北方四島的領土問題一樣,應該由國際處理。」立陶宛國會副主席莫諦卡(Kazimieras Motieka)如此強調他們的立場。

對峙的衝突還要持續多久,恐怕難以料斷。但這個悲劇的發生,早有歷史學者阿托哈諾夫(Abdurakhman Avtorkhanov)預言:「俄國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王朝的擴張主義。結果要讓世界快樂的民族,反而成為最不快樂的人。」

在「重建蘇聯」一書中,不斷重複「歐洲是我們的家」,在二十八屆黨大會演說,肯定蘇聯共產黨將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戈巴契夫,如果聽到這句話,是否也會有所感呢?

本文出自 1991 / 03 月號

第05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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