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０年十一月九日，總人口八百萬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總理，在莫斯科跟蘇聯總理芮茲柯夫(按：現已遭撤換)、中央計畫局局長等官員開會。
這個會已經進行一、兩個月了，雙方一直在和諧氣氛下，討論平等的雙邊貿易。
但今天的會，卻突然有一百八十度戲劇性的變化。芮茲柯夫一坐定，便說，他是忙人，時間不多。他今天來，是為了要求三小國同意接受蘇聯中央的計畫經濟、納入預算體系；遵守中央的法律、稅制。
坦克代替談判桌
三小國總理在驚愕之餘，力爭無效。立陶宛前總理普魯基娜(Kazimiera Prunskiene)首先發難：「我的時間也很寶貴，還不知道誰是忙人呢！」憤而退席。
她回國後，傳遞不祥訊息到立陶宛，國會為之騷動。大家心裡明白，如果三小國不肯屈服，另一次的全面禁運，甚至軍事行動，都有可能發生。
果然，兩個月後，立陶宛遭受紅軍襲擊，十三人死亡。戈巴契夫先表示他事前並不知情；後又聲稱立陶宛是「咎由自取」。拉脫維亞緊接著也遭受軍隊攻擊。
對蘇聯來說，這無疑是能否確保中央集權統一的重要一搏。
在政治結構上，蘇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組合。它包含了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二十個自治共和國、八個自治州和十個自治區。
蘇聯的組成，並不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結合，而是威逼利誘的結果。當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以笑臉面對西方，放手東歐之後；受到感染、鼓舞的各加盟共和國，分離意識一夜茁壯。其中，波羅的海三國、西南邊疆的喬治亞、摩達維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是最激烈的抗爭者。 不僅如此，共和國下的自治國、州，也同樣地鬧意見。史達林的故鄉喬治亞，為了成為自己的主人，不但在去年十一月成立了民族主義政府，並且不惜付出遭軍事鎮壓的代價。
諷刺的是，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就取消境內奧塞的亞自治州六十八年的自治地位，直接受喬治亞管制，以蘇聯老大哥的方式，回應奧塞的亞的自主要求。
「分離意識是戈巴契夫很棘手的問題，他不可能讓步的。因為身為政治領袖，就算他功勳再大，國家分裂、領土喪失，怎麼說都是失敗。」早年留學莫斯科、研究蘇聯四十餘年的一位北京學者，分析此刻戈巴契夫的心態。
跟中國大陸、東歐的改革比起來，種族問題更增加了蘇聯重建計畫的困難度，使得中央沒有辦法集中全力解決經濟危機，政策一再延誤。
互相毀滅的戰爭
局勢發展至今，其實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僵持。
事實上，長久存在的種族、宗教衝突(例如反猶情緒、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和回教國亞塞拜然的爭鬥)，並未在馬列思想洗禮下煙消雲散。自一九八六年以來，估計有五十萬人因為種族衝突成了難民，四百多人為此喪命。
「我們已經內戰了。」住在新西伯利亞的海倫，已經有三個月沒有辦法跟留在亞美尼亞的父母通電話，「那裡像外國一樣，我們沒辦法旅行、通訊，他們也不能出來。」
經濟上，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工業大城，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優先從波羅的海國家，甚至西伯利亞，順利獲得糧食。
同樣的，在報復之下，其他地區工業原料的供應，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無法滿足需求。去年，立陶宛在受禁運制裁後的第二季，工業負成長一一%。「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瘦小的立陶宛國會新聞處主任帕布若斯(Povilas Pauparas)坦承，立陶宛創傷不小。
分離意識附帶挑起了種族歧視的魔火，深植人民心中不能理喻的偏見，又公然刺激種族間的情結。
「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法西斯，我全都不信任。」基輔大學新聞研究所一個研究生，既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欣賞堅決主張獨立的人民陣線(RUKH)，「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理智的。」
然而，不理智的聲音四處可聞。
一九九０年三月，以東正教為核心的右派組織，在莫斯科召開大會，談話中充滿反猶的敵意。一個「東正教愛國陣線」領袖說：「只有人民與專政的結合，才能使各民族、各階級間達成利益平衡……只有恢復東正教精神，才能發動摧毀地球上的邪魔，那就是錫安主義(指猶太人的復國運動)。我們相信，解放世界的曙光，將從俄羅斯開始不能坐視人種退化
更令某些學者憂慮的是，對種族主義的壓抑，在部分共和國，已形成法律具文。列寧格勒大學經濟系教授康德(Yevgeny Cantor)舉例，波羅的海三小國，都已制訂法條，規定要進入政界、工商業界重要機構做事，會說當地語言，是必要條件。
「不要忘了，這些共和國的官員，也都是共產主義教育長大的，這種作法對他們國內的少數民族，不也是壓迫嗎？」康德指出，像拉脫維亞，當地人只占人口五成多，其他除了俄羅斯人之外，還有猶太人、波蘭、德國後裔，他們的工作權也因此受到歧視。
猶太裔的葉諾齊莫夫(Mikhali Yeruchimov)，可以說是受害人之一。他放棄醫生職位、三萬盧布存款和三幢房子，帶著妻兒移民以色列。四十七歲的葉諾齊莫夫說：「我在乎的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當我聽到他們說，「拉脫維亞是拉脫維亞人的」，就好像當初說「德國是德國人的」一樣。」
為什麼這些共和國願意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爭取獨立自主？這個答案蘊藏蘇聯人民極深刻的自我反省。
「過去幾年，蘇聯幾乎要脫離世界文明的軌道了。我們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什麼是最糟糕的生活方式，現在我們必須改變。」蘇聯人民代表、也是立場自由的「西伯利亞週報」總編輯尤基契夫(Victor P. Yukechev)，安穩而有信心地說，蘇聯人民必須積極，因為他們不是觀察家，而是生活在這裡的人。
對過去生活的思考，讓許多人擔憂人種的劣質發展趨勢。正如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威西林(Pritt J. Vesilind)，在波羅的海三小國採訪數月之後，他發現三小國之所以那樣堅決獨立，並非為了政治、經濟，甚至被侵毀的文化，而是擔心種族的退化。
當西方世界每個人都盡情發揮獨特潛能，向上奮鬥時，這裡的人民卻從小被灌輸恐懼和順服，他們漸漸喪失競爭力、獨創性格和學習能力，令立陶宛等國的有識之士憂心不已。
有的時候，這種反省帶著無名的恨意。兩年歷史的烏克蘭人民陣線，成立當年就贏得國會三成席位，捲起烏克蘭獨立運動風潮。
人民陣線主席的政治顧問提摩軒柯(Boris Timoshenko)，是個詩人，但他眼裡的蘇聯，是如何也無法變成優美詩篇的。前幾天才心臟病復發的提摩軒柯，滔滔不決，激昂地控訴蘇聯要使烏克蘭滅族。
「一九三０年代，烏克蘭人有三千七百萬；六十年後，俄羅斯人口增加了一倍，我們的人口卻沒有增加。一九三三年大饑荒，還發生吃自己小孩的慘劇。這些都是有計畫的，要削弱烏克蘭的力量。」他急切地表達心中怒意。
然而，對俄羅斯人來說，生活中沒有絲毫「優勢」的感覺，他們對中央政府一樣地不信任；進行另一種獨立運動，爭取經濟自主權。
新西伯利亞市中心，出現全蘇第一道「民主牆」，長達三、四公尺的牆上，寫滿各色反共、反戈巴契夫標語，連骷髏頭都用上了。
「莫斯科不是我的首都。德國人說要給蘇聯多少億美元，多少香腸，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一點好處都得不到。」在新西伯利亞當記者的申巴克(Valeri E. Sherbak)，曾跟他的律師太太，找了兩天，才給兒子買到筆記本。要改變匱乏的日子，他認為只有自救。
西伯利亞不當乞丐
的確，這個遠離政治中心、面積跟美國一樣大、物產豐富的西伯利亞，不再是個「沈睡之地」(Siberia俄文原意)。
一九九０年十月，西伯利亞盛產石油、煤、花崗石、天然氣和重機械為主的七個地區，已經組成經濟互助聯盟，打破一切聽命莫斯科分配的慣例，而自組橫的聯繫。頭一樁交易，就是新西伯利亞用建築機械，跟翁斯克區(Womsk)交換建地下鐵的花崗石。
「以後我們再也不必跟乞丐一樣，跑到莫斯科說：「可憐可憐我，分點東西給我吧。」」申巴克得意地笑笑，青白色的臉頰，露出一點溫潤。
愈來愈多政治人物已警覺到，唯有解決民生問題，政治的存在才有意義。六十歲的俄羅斯總理席拉耶夫(IVan Silayev)，曾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
「共產黨大聲地說一切為人民，但人民生活卻比以前糟，這算什麼黨？到最後，大家都有了結論，社會主義只能在日本、瑞典等國家實行，不是蘇聯。」
這位老而彌堅的改革者，曾經是保守的蘇聯總理芮茲柯夫的副手，如今跟葉爾欽並肩作戰，強力主張私有化。
大部分的學者、高級知識分子都同意，許多政治人物都想改革經濟，只有手段、速度不同。然而，就是經濟政策的差異，惡化聯邦解體的困境。蘇聯最大、占人口一半的俄羅斯共和國，與中央的爭執，經濟改革就是個焦點。
最嚴重的衝突，是中央拒絕實施「五百日計畫」。事實上，原計畫召集人夏塔林(Stanislav Shatalin)曾透露，他是受總統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之邀，才擔起責任的，所以「五百日計畫」的著眼點，是要在全蘇實行，並不限於俄羅斯。
但蘇聯中央否決了這個「激進、給共和國太多權力」的計畫；而俄羅斯卻在去年十一月，宣布獨自執行五百日經濟改革。於是許多人冷笑，戈巴契夫嘴裡同意葉爾欽，卻用行動否決。
手無寸鐵空有一張嘴
中央與地方步驟不一的混亂，不只於此。許多宣布擁有自主權的共和國，拒絕分攤蘇聯外債，宣稱直接控管境內產業；葉爾欽還曾經考慮將今年繳給中央的稅捐，削減八０%，烏克蘭鐵道部長甚至片面宣布，坐火車要用外匯，不到兩天就被中央取消。印自己的鈔票、設自己關稅的言論，都在各共和國激烈辯證。
離開蘇聯，在經濟上最立即的好處，是丟掉一個大包袱。「我們地方小，要改革，一定比蘇聯快。」立陶宛經濟改革委員會的文力卡提坦白說，他們沒興趣再等中央的計畫。
可惜的是，不論是葉爾欽慷慨的言辭，或是立陶宛大膽的行動，理想的背後，實在沒有太多實力支持。一個基輔人嘲笑葉爾欽：「他儘可以隨心所欲宣稱這是他的，那是他的，但其實他根本什麼都拿不到。」
俄羅斯雖然每年生產全蘇七成外匯收入，但經中央分配之後，自己能運用的，不過其中二、三成。石油、木材、黃金，甚至稅收，幾乎都不受葉爾欽控制。去年葉爾欽車禍受傷，全蘇唯一製造高級轎車的工廠，竟然拒絕為他再造新車。氣得俄羅斯國會決議：「沒關係，我們買Volvo。」
一個英國記者在一次記者會上，單刀直入逼問葉爾欽：「你沒有自己的銀行、貨幣系統，沒有軍隊、安全機關，怎麼能稱是主權國呢？」
其他的共和國，也和俄羅斯一樣，面對同樣的問題。有些共和國更擔心疆界受紅軍管制，因為邊疆一關，外援便無法進入。例如曾遭受禁運之苦的立陶宛，就瞭解開放邊界的重要。
儘管如此，再艱辛的鬥爭，似乎都不能阻止這些共和國求去的心意。由於各共和國與蘇聯的歷史淵源不同，各自擁有的談判籌碼也不盡相同。
只能打國際牌
烏克蘭在史達林故作民主下，目前仍是聯合國會員，人民陣線的國會議員，還曾問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為何不到烏克蘭設大使館。
但問題是，共產黨目前仍占國會多數，獲得西烏克蘭大農地域的支持，因此烏克蘭內部步調就不一致。
俄羅斯則全憑實力，跟中央爭取更多的經濟主權，去年十月，聯邦和俄羅斯都各自通過一條法令，聲稱自己的法優先於對方。葉爾欽跟戈巴契夫的關係，若即若離；雙方彷彿明白，他們其實是互相需要的。在如此動盪的局面下，兩個最具影響力的人如果決裂，會招來更多災難。
三小國的領袖，手上有的，也只是仰賴國際正義的底牌。五十年前，獨立才二十幾年的三小國，在史達林和希特勒的密約下，強行被紅軍併吞。美、英、法、北歐一些國家，在外交上至今仍未承認這一次的併吞有效，仍視三小國為獨立國家。
只是在政治實質利害上，這些西方國家也不願意為三個蕞爾小國得罪蘇聯。
「我們的問題，是二次大戰後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就跟日本北方四島的領土問題一樣，應該由國際處理。」立陶宛國會副主席莫諦卡(Kazimieras Motieka)如此強調他們的立場。
對峙的衝突還要持續多久，恐怕難以料斷。但這個悲劇的發生，早有歷史學者阿托哈諾夫(Abdurakhman Avtorkhanov)預言：「俄國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王朝的擴張主義。結果要讓世界快樂的民族，反而成為最不快樂的人。」
在「重建蘇聯」一書中，不斷重複「歐洲是我們的家」，在二十八屆黨大會演說，肯定蘇聯共產黨將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戈巴契夫，如果聽到這句話，是否也會有所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