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有無影響？影響有多大？是半世紀來學界爭議的論題。到七０年代初期，美國學者發展出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理論，這個問題才多了一個具體(卻相當粗糙)的答案，也就是說，媒介報導愈多的新聞，愈容易造成社會大眾談論的話題；也難免對個人認知結構產生影響。
不過這個理論搬到台灣來，已受到嚴重的挑戰。政大新聞研究所最近發表的「台灣地區大眾傳播與議題設定之研究」發現，台灣地區大眾媒介，在議題設定的功能上，沒有顯著的證據。
這個研究先從台灣報紙、電視與廣播的內容中，找出八則為各媒介報導最多、最熱門的新聞；然後再針對系統抽樣所得全台地區一四九八個樣本進行訪問，看看民眾對這些議題的看法。結果發現媒介議題和民眾認知議題並不契合，至少甚有差距。
這個結果顯示多方面解釋，卻也給我們大眾媒介有力的暗示。
就多方面解釋而言，也許議題設定理論本身就有局限，至少在美國，還沒有做過以一個兩千萬人為母群體的研究；在議題方面，美國的研究多半是小樣本區的選情研究，很少有像這個研究中的議題，屬於一般新聞。
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差距。美國大眾化報業發展至少有一百五十年以上歷史，而我國報業方才脫離長期戒嚴文化，廣播電視制度到今天依然閉塞未開。大眾化報業努力的就是符合民眾的口味，反映時代心聲，而我們報紙及廣電業心理上依然在政令宣導與資訊報導之間做掙扎，更糟的是媒介競爭的規則尚未形成。兩種不同媒介制度下，所產生的民眾反應當然不一樣。
政治新聞又愛又疑
這個正是前面所述，對媒介的深切暗示－－媒介與民眾之間，還有一段距離。
同一研究中也有一項有趣的發現，即政治新聞逐漸成為民眾最喜愛的新聞。這顯然是解嚴以後政治開放的結果，不過因為報導的方式與方法低劣，使人難以相信這些新聞的真假對錯，導致一般人喜歡這些泛政治化的新聞，卻未必相信它們。正因為媒介信度有了問題，民眾就不願據為個人認知的一部分。
這看來好像是很奇特的現象，民眾愈來愈離不開大眾媒介，但對媒介信賴卻愈來愈低。這是現代社會的一項特徵，但中外不同的是，在國外比較值得信賴的媒介，顯然比我們多一些。
為了挽救這種「信差」，也許下面幾個方子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於萬一：
－－大眾媒介徹底改變體質，廣電事業必須由一個無政治牽連、超然獨立的公共廣播制度出來競爭；報業方面應該貫徹媒介民主，尊重專業自主精神。
－－任何媒介必先確立，報導以已發生的事實為主，不加油添醋、不製造紛爭、不預設立場，使新聞報導純淨而有內涵。
－－媒介勇於接受公眾批判，讓一個有組織的民間超然機構，很快凝集公眾控制的力量。
－－社會大眾立即覺醒，充實自我、教育自我，知道如何選擇新聞、選擇媒介。讓媒介市場上不再產生「劣幣逐良幣」的現象。
媒介與民眾間的距離也許不是一天可以拉近的，但是媒介必須此時下決心，與民眾站在一起。不論媒介議題設定功能可以如何設定，我們期望媒介所呈現的是，一副誠信忠實的面貌。
(潘家慶為政大廣電系主任)
